(本文首发于天津《今晚报》2014-10-15）

男人的弱点

    前些日子，几个朋友在茶馆神聊，话题有荤有素，荤的是金牌导演王全安嫖娼被抓。一位女同胞大肆挞伐：“‘国民女婿’黄海波在宾馆里嫖娼还好理解，他是单身男士。你说，王全安有家有室，妻子张雨绮堪称女神，他居然不知足，还要偷腥，在工作室里三连嫖，太可鄙了吧。这就叫‘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真是怎么骂你们这些男人都不嫌过分！”瞧，王全安一犯错，全体男人背黑锅。另一位女同胞没这么撮火，她历述王全安的感情经历，对相关的女明星逐一点评，资料掌握得相当齐备。她的质疑更有意思：“王全安艳福不浅，光凭回忆，他就能在山洞里待上三五年，保准不会饿死半个脑细胞，犯得着钻进猪圈撒欢吗？”她身旁的男士是王全安的影迷，看过三遍《白鹿原》，于是梗着脖子较起真来，他奋勇纠正道：“王全安是在工作室里撒欢，那儿可不是‘猪圈’。有时候，男人只用下半身思考人生，至于对象是不是妓女，倒不是重点所在。”这话缺乏说服力，两位女同胞立刻掉转矛头，联手对付这位笨拙的“辩护人”，只差没指斥他与王全安是一丘之貉了。

    茶友大打嘴仗，我哪能三缄其口，置身事外？微信上仍在肆无忌惮地疯传此事的图片新闻，它俨然成为了全民热议的话题，追逐着每个人讨要看法。

    为了不说错话，我先绕条远路。古代的倡伎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娼妓。倡是歌唱演员，伎是舞蹈杂戏演员，无性别之分。他们在教坊，或在大户人家讨生活，并不直销肉体。卫子夫原为平阳公主家的讴者，美貌纤腰，能歌善舞，被汉武帝一眼相中，进宫后独霸雨露阳光。不久，汉武帝力排众议，废除皇后陈阿娇，卫子夫取而代之。卫子夫可能是倡伎中上位最快和最高的角色。到了唐代，倡女顶不济，“老大嫁作商人妇”，弹着琵琶倾诉苦衷，换到今日，大龄女艺人嫁给豪商为妻，竟是值得庆幸的荣耀事。宋代文人（不少是官员）雅集，邀来营妓侑酒，唱曲子词，蔚然成风，苏东坡为营妓赋诗、脱籍遂传为佳话。到了明代，“秦淮八艳”仍然卖艺不卖身，大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李香君峻拒大官僚田仰的“美意”，并非对方出价不高，而是芳心另有所属。即使受到强势胁迫，她血溅团扇，也宁死不从。李香君情深义重，最终出家为尼，足见古代倡伎中也有视金钱为粪土的烈女子。近代洋务运动后，黄赌毒日益失控，淫界从业人员激增，在娼寮妓寨间上演的全是赤裸裸的钱色交易。洋作派的名妓赛金花挥金似土，与生张熟魏极力周旋，其示范效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使如此，民国初期，蔡锷给小凤仙题像，仍夸她为“女中之粹”，给她撰联，仍赞她是隐身风尘的“侠女”。妓女的名声彻底砸锅，实在其后若干年。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至今没有定谳，先有妓女还是先有嫖客的争论恐怕谁也拿不出标准答案来。若看供需关系，二者可能是一拍即合。在远古狩猎时期，男人不能专情，乃是由其生理机制和保种传种的需要决定的。到了文明社会，约之以礼，齐之以德，男人嫖娼就会招致物议和诟病，定性也由风流变为下流。喜新厌旧是不少男人的弱点。宋徽宗拥有粉黛三千，仍然要溜出皇宫，与名妓李师师幽会。清朝同治皇帝有后妃侍候，仍要去八大胡同沾染上杨梅大疮。这种事说怪不怪。

    某些男人好色，犹如猎人打猎，未曾捕获猎物前，孜孜以求，捕获猎物后，弃若敝屣。“猎艳”这个词早已透露个中消息。相比常人，艺术家更率性，更任性，更藐视礼法、道德，更贪恋色欲刺激，也就更容易走火入魔。柳永以勾栏瓦肆为家，梵高为妓女割去一只耳朵，他们这样做，很难得到常人的理解和同情。

    在一个明法禁娼的国家里，王全安因为嫖娼被拘留，肯定无冤可喊。其一贯风流的形象也因此变得模糊而异样。但那些与之同癖的男人最好不要嘲笑他是“倒霉蛋”，与之异趣的男人也应看到，高尔夫巨星泰格·伍兹患上性瘾症后，只须寻医问药，并未身败名裂。理性的社会对男人的弱点足够包容。

    此外，地球公民都心知肚明，若用放大镜去打量男人的弱点，“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就真是“多乎哉，不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