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广州《羊城晚报》2014-06-18）

身份问题

    尽管人类的文明史已经长达数千年，但人类的局限性依然彰明较著，比中国股市的低迷现状好不了太多。一方面，自身的才智短板难以修补；另一方面，社会的管理体系颇为粗糙。因此一些积弊居高临下，滚着雪球，对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形成直接威胁。在地球上，人类长期居统治地位，然而殚精竭虑，也挣脱不了那张隐形的恢恢蛛网。鲁迅先生曾经感慨系之：无物之阵才是最可怕的杀阵，置身其中，无人知道何处是生门，何处是死门。

    比如身份问题，就让不少人心里直犯嘀咕，频生郁闷，一旦遭遇这堵铜墙铁壁，谁还有十足的底气去嘲笑崂山道士？

    当代农民进城务工，无论他们是何去向，被打入另册的概率都相当高。“农民工”这个身份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称它为屈辱的“红字”也不为过。他们是城市建设者，却没有城市居民户口，想买房（姑且假定他们在高房价的挟持下依然有此能力和冲动），银行却不肯给他们发放贷款；孩子要入学，好学校给他们吃闭门羹，差学校则要收取不菲的借读费和建校费。教育部三令五申，有关义务教育的公平法规仍旧阻断不了某些学校攫金的利爪，狠掏农民工的腰包。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其间的鸿沟巨壑别说用亿万吨“渣土”难以填平，就是建造一座跨海大桥，也休想“天堑变通途”。尽管不少城市居民也活得焦虑、困惑、纠结、无奈，但只要看到农民工，其心理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目光之睥睨，言语之生硬，态度之傲慢，藏都藏不住。农民工对中国城镇化建设贡献极巨，牺牲极多，所受到的苛薄对待，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均是一言难尽的。在城市里，他们缺乏主人翁的归宿感，甚至找不着自己的准确坐标，家安何处？身安何处？心安何处？这些问题也许将来会有相对乐观的答案，但迄今仍然无解。

    身份问题乃是中国官本位社会的首要问题和复杂问题，并非只有农民工才会遇到。即使是衡阳市贿选人大代表这么大的恶性事件（单笔贿款数以百万元计，总贿款数以亿元计），说白了，也无非是一些企业家想走捷径，用金钱购买“门票”，解决他们更高端的身份问题，但他们的解决方式过于简单，过于灰暗，过于嚣张，挑战了法律的尊严和底线，一旦东窗事发，就该是满地鸡毛了。

    我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未到而立之年，才华横溢，已出版好几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在国内和省内多次获奖，身份问题同样纠缠着他，困扰着他，令他身心俱疲，一度心灰意冷。他的身份标签并非“自由撰稿人”，而是刊物编辑，但他并不是杂志社的在编人员，要进入体制内，可没有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囊里那么容易。他想评个副高职称，却要拐道大弯，到人才中心去申报，那里的工作人员对他摆出冷若冰霜的面孔，装模作样地翻看他的长篇小说，似乎不相信他能够创作文学作品，磨蹭一晌后，才慢吞吞地说：“你只能申报初级职称，不能破格，更别说连上两个台阶！”他气得脸都绿了，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现在，外省的文学院聘请他为专业作家，签约两年，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身份问题一日未获解决，他内心的不安情绪就一日难以断根。我用“男儿不拘一隅、志在四方”的话安慰他，也显得虚飘。

    体制的瓶颈不易突破，身份成疑的人就像被敲落瓶腹的木塞，休想获得“假释”，就算有人愿意伸出援手，也爱莫能助。我曾与几位民营企业家和民办学校校长聊天，只要谈到身份问题，他们就有满腔的怨气要呼吐，满腹的苦水要倾倒。政策到处设限，发展步履维艰，至于行业地位，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简直没法比，他们瞠乎其后，只能甘拜下风。这就令我想起《红楼梦》中的两个人物来，贾环是赵姨娘的儿子，跟贾宝玉同父异母，可有两点他做梦都别想：一是与宝哥哥平起平坐，二是得到贾母和王夫人的疼爱。

    一场大型游泳比赛，赛道距离相等，赛场裁判相同，但主办方安排有些选手在泳池中游，有些选手在海浪中游，有些选手在冰河中游，这样的赛果要令人心服口服，难啊！现实社会竞争激烈，堵住规则漏洞，消除身份歧视，乃是当务之急，舍此而求社会的公平、公正，则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