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宴当前，请君入席

——品读李元洛先生《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

    如今，廉政风暴席卷全国，那些惯于胡吃海喝的官员已不得不强行收敛住长安老饕的积习，谢绝各类公私宴请，任由大嘴里淡出一窝小鸟来，也要以保住乌纱帽为当务之急。在这个飓风口上，如果我敦劝各位看官赴盛宴饮香醇，则近乎恶作剧了，估计会有人闻之色变，敬谢不敏。然而我说的这席盛宴陈设的全是精神的珍馐，李元洛先生就是那位热情好客的东道主，你只要捧读他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的《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就会成为荣幸的座上宾，而不必提防那些无孔不入的针孔摄像头。

    自从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风行天下，各类选本就只能眺望其车尘，羡慕嫉妒恨。孙洙固然不是深入唐诗宝山的第一人，但他曾经是淘金客中收获最丰富的一个。没办法，后人只能咽口唾沫认了，而且忍了。但这个选本的缺点就像它的优点一样显而易见，唐诗重镇李贺、罗隐双双跌出孙洙的法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亦惨遭黜落，蘅塘退士如此鲁莽灭裂，岂不是“网漏吞舟之鱼”吗？

    谚曰：“凡事做得好，远不如做得早。”李先生深入唐诗宝山数十年，偏不信这个邪。他的《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悬鹄甚高，与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并驾其驱绝非终极目标，他还要后来居上，以田忌赛马的妙策漂亮胜出。这是否可能？

    我们不妨从李先生编著此书所定的八字方针（“力求创新，古为今用”）入手，一探虚实和究竟。

 “力求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其一，在于编排方式，不再因循旧法，按体裁分类，而是独出机杼，按内容分类，共分为社会、自然、人生、艺术四大方阵，各方阵之下又分为七个队列，堪称齐整鲜明；其二，在于赏析方式，在各首唐诗后配备紧凝的六百字左右的随笔，议论风生，情理交融，注释精简赅备；其三，在于沟通方式，李先生志在通古今之邮，于行文间引入五四以来的新诗和旧体诗词，不乏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之处，信息量因此激增；其四，在于遴选方式，凡是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已经收录的诗作，此书即不再重复收录，汇集遗珠剩璧的同时，还扩充了作者队伍，李贺、罗隐、张若虚大方登台，和尚、道士欣然出列，薛涛、崔莺莺令人惊艳，草根、无名氏引人击节，晚唐诗人的频频出镜更见出李先生的慧眼卓识，以短烛长炬照彻了各类旧选本的盲区。

 “古为今用”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其一，以唐诗为镜，观照现实，如“社会篇”中有“为政”、“贫富”、“贪腐”，“自然篇”中有“环保”，“人生篇”中有“人心”、“人才”，一目了然，李先生不是为编选唐诗而编选唐诗，他要“以古观今，以今证古”；其二，立此存照，以警后世，例如章碣的《焚书坑》，李先生引入流沙河先生的组诗《故园六咏》中的《焚书》，真是不胜古今之慨；其三，找寻痛点，切入现实，陆龟蒙的《雁》被作者列入《自然篇·环保》，原诗为五言绝句：“南北路何长，中间万弋张。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李先生感叹物种不断消亡，飞禽走兽惨遭滥捕滥杀，人类的生存危机不可小觑，读者必然由此产生强烈的共鸣，还会立刻联想到近年来全国多地疯狂猎杀候鸟的惨剧。

 李元洛先生的诗文化散文素以贯通见长，以征引见富，以文采见美，这些优点在《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中依然得以保持。我对本书所选的诗作、所配的文章欣赏有加，甚至拍案叫绝。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够满足的地方，那就是作者引用的某些新诗略嫌浅陋，与唐诗精品混搭，不够协调，甚至圆枘方凿，难合卯榫，将它们投放其间，难免会使人产生阅读上的挫折。在一部优点甚多的编著中，存在这样一个本可避免的遗憾是令人惋惜的。

 网络时代具有反诗意的特质，人们乐于围猎各类八卦消息，然而诗意贫乏，生命则空洞无聊。因此唐诗对国人心灵的药用价值有升无降。在滚滚红尘中疾走狂奔的那些“神行太保”理应适时地回返“慢阅读”中来，接受唐诗的浸润养卫。如果他们还能作出明智的抉择，那么李元洛先生的《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就会跃现在其广袤的视野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