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天津《今晚报》2012-11-24）

爱情观和婚姻观

    名人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往往会被好奇者挖掘出来，仔细打量一番。但这与某些可疑的窥探行为属性迥异，因为此举并未侵犯和冒犯到名人的隐私权。

    莎士比亚的爱情观散见于他的悲剧和喜剧中，常常透露出他对人性的洞悉和了悟，比如这一句：“要和一个男人相处得快乐，你应该多多了解他而不必太爱他；要和一个女人相处得快乐，你应该多多爱她，却别去寻思着了解她。”倘若女人光顾着爱男人，男人光顾着了解女人，就等于自寻烦恼，结果很难美妙。究竟应该爱多少？了解多少？具体配方因人而异，莎士比亚也提供不出固定的计算公式。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曾下笔调侃道：“我喜欢这种爱的自由，每当一张漂亮的面孔向我索取真心的时候，我就会毫不迟疑地付出我的感情。当然，这是在我有一万颗心的情况下。”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有一颗包罗万有的心？一颗心顶一万颗心，那才叫棒呢，但这显然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花心仔恰恰是连一颗心都很难完整的。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骄傲地宣称：“能以我爱的方式爱我的女人尚未出生。”听话听音，其实他骨子里是虚的。除了既做养母又做情妇的华伦夫人和洗衣妇出身的终生伴侣苔莱丝·勒瓦塞，别的女人，尤其是那些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贵妇，顶多也就欣赏卢梭的才智，赏给他一些余钱剩米，而不太可能爱上这个“怪胎”。

    英伦诗魔拜伦曾说：“可怕的是：既不能和女人一起过生活，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他是各色美女眼中的浪子唐璜，几乎天天都在情场中打滚，但他的身心从未打算长期停靠在某个温柔的港湾，单漂和早逝就是他逃不脱的命运。

    中国诗魔徐志摩的爱情告白是：“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说，“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他还说，“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徐志摩在情场上有过不错的成绩，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了。诗人若将爱情置于超尘绝俗的神龛上，视之为人生唯一重要的大事，结局总不会太妙。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西尔维亚·普拉斯和特德·休斯、谢烨和顾城，他们都将爱情和婚姻诗化了，固然拥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却以悲剧而告终：普拉斯自杀，谢烨被杀。爱情和婚姻的容器相对狭小，诗人的天性过于浪漫，一局婚姻中拘着两位诗人，其情形比一只铁笼中关着一头母虎和一头雄狮更为糟糕。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避无可避的问题：“彼此应该忠实于契约？还是忠实于心灵？”答案无疑是忠实于心灵，但他们的心灵变幻如虹。

    在爱情和婚姻方面，学者的观点是不是更靠谱一些？章太炎三十四岁丧偶，众人劝他续弦，问及他的择偶条件，他讲出疯话来：“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章太炎鳏居十年后，寻思着再营家室，对女方提出三个要求：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具备服从性质，不染习气。后来，由老友张伯纯做媒，章太炎与才女汤国梨结为秦晋之好。尽管在汤国梨的眼里，章太炎“除老丑穷，脾气也很坏”，她还是因为崇拜国学大师而痛并快乐着。

    男人征服世界固然是为了征服女人，但也不喜欢女人的虚荣心和依赖性太强。小说家老舍的婚姻观就代表了男人这方面的意见：“她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她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双方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老舍在欧美生活过，他却重点强调：“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和睦睦的家庭。”一个中国男人被赋予丈夫角色，若能做到老舍这样“不卑不亢”，就算顶不错了。

    “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事业也罢，婚姻也罢，人生的目的大都如此。”名人的爱情观、婚姻观与其实际的爱情、婚姻有没有准确的对应关系？这很难确定，太理想容易错位，太悲观容易失速，中庸一点，低调一点，倒说不定会有意外的幸遇和佳绩。钱钟书和杨绛堪称难得的佳偶，他们就并未冲出围城。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北大某知名教授到乡下走动，问一位老农：“爱情与婚姻的区别是什么？”老农不加思索随口就答：“其实很简单。您今天和她睡了，明天还想和她睡，这就是爱情。您今天和她睡了，明天还得和她睡，这就是婚姻。”教授既惭愧又崇敬地望着老农自言自语：“多精辟啊，这可是我研究了大半辈子的世纪课题啊！”

    读书人谈婚说爱，总不如这位老农讲得精辟透彻。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