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文化碰撞
——略评江堤的散文集《瓦片》
在这个一夕万变的电子时代，某些文化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了电视明星，真正具备创造力的已经不多，具备使命感的更加少有，具备使命感并且为之呕心沥血的简直比凤毛麟角还要难寻。江堤（1961—2003），一位怀揣赤子之心和现代意识的诗人，对祖国传统文化投入了巨量的热情和才智，他的使命感如同骏马身后的追鞭，逼迫他永不停憩地游走和飞奔，他终于提前耗尽精力，英年早逝，这无疑是文化寻梦者队伍的一大损失。
起初，我感到惊奇的是，江堤将“文化”这么大的精神载体与无所不在的小小的“瓦片”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要暗示文化的脆弱性，还是要明确文化的久远性？显然其中另有一份怀旧的感伤。要知道，他是一位百分之百的诗人，用激情包容理性，或用理性调和激情，都是他的当行本色。对此，他作出多种多样的解释。“文化是人与时间拉锯的产物，依附于某一载体而存在。我躺在岳麓书院的草地上想事情，一块瓦片击中我的额头，我看见瓦片上有血的痕迹，知道那是文化与生命碰撞后流下的血。”可以说，他栖身于千年道场——岳麓书院中，经意或不经意间都容易感受到那种强力碰撞后的痛楚和晕眩。“我想，那些瓦片都是一些很有使命感的瓦，年复一年，用自己的身躯遮挡来自天空的一切，让贾谊的灵魂免受炎暑和风寒之苦。”这就敲中了鼓点，文化是瓦片，是大蔽天下寒士精神的瓦片，它之所以能够久远地存在，就因为它具有比天地更广阔，比爱情更温暖的特性。
诗的灵光能照耀一切，但江堤毕竟具备双重身份，他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张扬理性的学者，他不仅考量文化的线性传承，还特别注重文化的现场感。他足迹所至，湘西草堂、贾太傅祠、濂溪书院、洙泗书院、道南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白鹿洞书院、船山书院、石鼓书院、城南书院……都一一嵌入他的视野，在那些空空如也的古典道场，他思接千载，心游万仞，感伤着文化无所不在的废墟气息，怀想着文化旧址上曾经有过的灿烂辉煌。他的文化散文宛如一曲又一曲挽歌，令人闻之愀然心惊。
一般学者很少会将自己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江堤则从不讳言这一点：“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历史剩存的那一点点令人荡气回肠的余韵常在体内作怪，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在想，现代人不管如何沦丧，但还是应当将应有的尊严还给民族，还给历史。”他说这话无疑是痛感祖国古典文化的命运岌岌可危，超热的经济开发使地表古迹和地下文物受到致命的损害，推倒真迹，将来再去花大价钱仿制，这只能说明某些官僚的盲目盲心，而这样做对于文化的自然传承则无疑是极大的犯罪。作为一位真正的爱国者，首先应当热爱祖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在《瓦片》一书中，江堤不吝笔墨阐明了自己的这一理念。
“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自构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枝上飘落下来，追随寒风而去。……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沉默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精神可以表达的空间。”如今我细读江堤在《绝途》一文中所写的这几句感伤之词，胸口不免隐隐作痛。又是一年深秋，江堤告别这个世界已经三个月时间，所幸他留下了诗歌，留下了这本《瓦片》，我仍能感受到他存在的气息和温暖，我相信许多读者也会有相同的感受。这也恰恰证明了江堤的论断：文化是人类精神渡过忘川的那叶扁舟。
[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
2003年10月30日。]
之二：访谈
散文写作领域的伯乐
记者：枕戈
受访者：王开林
2007年4月18日周三上午，我们本来是直接去晚报采访奉荣梅老师的，而奉老师临时提前给我们联系上了著名散文家王开林老师，使我们难得而有幸地见到了这位耳闻已久的散文大家。作为江堤生前的好友，同时也是欣赏并推出江堤散文的一位“伯乐”，他亲切而热情地给我们谈起了江堤的创作和过去生活的点滴。
记者（简称记）：我们知道您和江老师认识得比较早，之后的交往也一直很密切，首先还是从生活上随便谈谈江堤吧。
王开林（简称王）：江堤他的确做过很多事情，是个很活跃的人，除了写诗、编书，他为朋友也做了很多事情。他是从事书院研究的，对书院很了解，虽然岳麓书院有专职讲解员，但朋友尤其是远方的朋友去了之后他都要亲自讲解。他在去世前不久，讲解的过程中突然牙龈出血，大家都很吃惊，很为他担心，好端端的怎么会牙龈出血呢。可是他自己满不在乎。江堤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喜欢唱卡拉OK，喜欢交友，喜欢读书，喜欢旅游，充满激情，对朋友总是肝胆相照。对文学他极其投入，他们创立新乡土诗派的时候，诗歌已经开始走向衰落，要出书的话他就得自己去筹募资金，他不仅给自己出集子，还给诗派出选集、合集。在诗派里他的组织工作做得最细，有很强的凝聚力，诗人嘛，都有些自己的怪脾气，但他能使整个诗派捏合成形。他起到了磁石的作用。
记：您和江老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还记得初次见面吗的情景吗？
王：具体记不清了，应该是比较早，因为我第一次是在李元洛老师家里见到他。他和李元洛老师交情非常好。1986年我从北大毕业回湖南，推算起来，我与他初识可能是在1988年左右。那时候文学仍处在热潮期，大家经常在一起谈文学，不像现在搞文学的在一起反而会谈些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我跟他应该说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再加上李元洛老师的缘故，我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坚不可破的友谊，可以说有一种惺惺相惜和心心相印的感觉。
记：听奉老师说，江堤的散文《树殇》是您责编发表的，您能谈谈这个过程吗？
王：这是江堤较早的一篇散文。在此之前，他一直写诗，有次我们交谈的时候他说想写散文，当时还只是有这种想法，真正写出来是在一年以后。他把《树殇》给我，我看了，觉得很好，马上就发在《湖南文学》上。这对他当然是个激励，之后他写的散文、随笔逐年增多，诗歌与散文并驾齐驱。这篇《树殇》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认可和赞赏，对他之后的散文随笔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记：江堤老师写《树殇》这样的文章是不是和他英年早逝有些关联呢？让人看见这题目就感觉是对生命的哀悼。
王：那时候他身体还可以，但他的生命意识始终是清醒的。他体质一直不大好，对自己的身体很不自信，当然会产生一些联想。那时候他大病了一场，刚刚住院出来，看到书院那棵倒下的树就起了感触。但最重要的是他对生命、对命运有清醒的认识。有时候一个健康的人也会对生命产生这种追问，生命意识不一定要得了病才能产生。不一定要感觉自己得了绝症才能认识到什么，诗人本应有预见性，诗人有时就是先知！
记：江堤老师兼有作家、学者、诗人这三种身份，而您也至少可以说是学者型的散文家，这三种身份会不会有时很难转换？
王：他早年比较感性，转变是在1997年。其实这三者之间都是互不妨碍的，闻一多也同时是诗人、学者、教授。这些实际上都是相辅相成的，是水乳交融的。这种身兼多重身份的现象并不少见，这其实是个好现象。一个诗人如果只是诗人，不能成为学者、散文家或者更多的身份，那他的内涵就难以丰富，思想不会很深刻。这之间不存在角色转换难的问题，你有100种身份，你还是一个人，不可能变成100个人。
记：有人说真正的诗人其实是真正的思想家，因为他会有严密的思想在里面，您赞同这种观点吗？
王：这个倒也不一定，有的诗人就是纯粹的诗人，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完全凭激情写作。但有一类诗人是相当理性的，感性和理性同时达到一个高度，这种诗人就比较难得。一个作家的纯度越高，可以说其理性和感性的交融就越好。如果一个人是单面的，比如只能抒情，不能思考，他在某个方面可以达到极致，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仍不够完整。
记：有的诗人本身不能算是思想家，但诗歌却有很强的逻辑性在里面，这些都是值得后人去阐释的，您认为呢？
王：阐释是后人的事情，写的时候是无暇顾及的。诗的灵感得自一种不可知的东西，尽管是用自己的手写出来的，但感觉这手是冥冥之中另外一个人的手，是上帝之手。有些句子写出之前无法构想，写出之后也无法复制。
记：能不能详细谈一谈您对《树殇》这篇文章的评论？
王：我感觉这篇文章主要有两个特质，一个是他的生命意识，另外一个是他的文笔，语言的驾驭能力，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有很强的生命意识，但是表达不到位，就变得一头重一头轻了。所以，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思想和情感再加上恰如其分的文字，三者同时抵达，这样才是好作品。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三者他都已经水到渠成了。我非常赞赏他的这篇散文，就打了个电话给他。江堤是个小孩子性格的人，写完一个作品很急于知道对方有什么看法。我还没讲到正题，他就问：“怎么样怎么样？你到底觉得怎么样？”（众人大笑）我说很好啊，他又问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我说是的，不仅是真话，而且我要尽快把它发表出来。他很高兴，因为这是他写得比较早的散文，他对自己的路数还没摸准，只凭兴之所至。之后他就逐渐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越来越有自信了。
当年，《树殇》若没有发表，江堤后来一系列的创作可能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他也可能多活很多年。有时候一位作家发现自己的才华，并且像榨汗机对水果那样用力，从另一个方面讲这是对自己生命的透支，为了写出很多东西，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生命压缩了。这对于他的个体生命来说可能不是件好事，但对于他的精神生命是极其重要的，毕竟一个作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能否留在大家的记忆中，能否被文学史认可，都是要看作品。活40岁、80岁、100岁，对他个人来说很有意义，但对于文学来说可能就不见得非常有意义。
记：您和江老师认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那您有没有参加新乡土诗派？
王：没有，我那时候已经不写诗了。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写散文。那时候恰恰是一个诗歌最兴盛的时期，散文还没有开始热，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写散文了，不像有些人等散文热了才去写散文。
记：能否从您的角度谈一谈乡土诗派？
王：我觉得他们最好的一面就是有一些新的思考。旧乡土诗主要就写一些乡土的风物，人情之类的，但新乡土诗派有一些对乡土的思考，这个是以前没有的，新乡土诗派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很多年，更多的是回望乡土。不像以前的乡土诗人长期在乡土生活。他们这一批诗人到城市后，乡土就只是他们童年、少年时的记忆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对乡土的即时状态的抒情。所以他们的诗歌在这方面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离开乡土很长时间，偶尔回到乡村，就相当于城市人到乡间去走一趟，对乡村的认识会相对少一些，对于民生疾苦的反映他们也相对少一些。更多的就是对乡土的追忆，这是他们的局限性。
记：最近文化界有种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怀念思潮，您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您和江堤老师之间的交往？
王：记得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在江堤那儿玩，因为他在书院工作，我们就跟他提议能不能效仿古人夜游书院。他当时就说这个提议非常好，正好那时候是秋天，天气凉爽，月亮高悬。我、李元洛老师、江堤三个人就去了。万籁俱静，整个院子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岳麓八景里不是有个花墩坐月吗？一般人不可能看得到。当时我们就站在那个据说是朱熹题过诗的池边，月亮印在池子里，景致非常美。最好玩的就是江堤还做了些准备，摆了个录音机在院子里放梁祝，月夜在书院里听梁祝，我估计在岳麓书院不是绝后也是空前的。当时的那种氛围让我感触很深，这也体现了江堤作为诗人浪漫的一面。那之后我们还打着手电筒去看古碑，麓山寺碑，寻找古味嘛！当时没有蜡烛，如果有蜡烛的话感觉会更好。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在什么时候和些什么人干了些什么，关键是当时的感触，你感受到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像这些记忆都是不可复制的，尤其江堤走后，就更加不可复制了。
记：《树殇》是江堤散文的开端，您可以说是帮他发现散文价值的一位伯乐了。在散文方面您也有独到的成就，您能谈谈他的《瓦片》到《山间庭院》发展的内在的脉络吗？
王：他长期研究书院，在书院生活，对书院文化的传承他是很在意的。其中最大的脉络不仅仅是他找到了散文的感觉，然后把它强化。最主要的是他对文化，包括书院这个独特的文化概念，认识到它存在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生命力如何。这些都是他思考得比较多的东西。所以他后来出版的随笔都是以书院为主线，越来越找到了自己的路数，这既是他的专长，也是别人知之甚少的东西。
记：《山间庭院》这样一部作品的完成，除了靠诗人的灵性以外，还要将书院当作一种文化的整体去研究去书写，这样就必须驾驭一个比较宏大的构架，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大文化散文”的写作的？
王：这个他是有准备而写的，他沉浸在其中那么多年，那些都是与他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他在书院里长期生活，和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对它的了解远远超过外人。这样的话他写起散文、随笔来完全得心应手。远远超过那个匆匆来一趟然后留下一篇《千年庭院》的所谓的文化散文大家。
记：庭院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有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建筑的一种“体系”，甚至也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形式，《山间庭院》写的就是建筑，他想要表达的是不是中西方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而且他将庭院当作整体来书写，这就需要作家具有驾驭宏大结构的才能！
王：对，这也是他很难得的地方。因为诗人通常很感性，往往对大的结构、理性化的东西难以驾驭。但江堤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既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又向西方诗人学习的缘故。构架的问题他虽然没有直接谈过，但我估计他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因为写书的话首先要想怎么写，首先在宏观方面架构好，再在微观方面慢慢地填充。就好像构筑房子，砖瓦之类的东西都有了，只剩下房梁屋架了，这些宏观方面的东西不架构好，砖瓦再多也没用。刚才说到庭院，庭院应该说是代表了中国古代书院的一种形式，《山间庭院》确实也提到了。它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儒家精神，中国的建筑都是这样的，用围墙围起来，而在国外，包括白宫都只用通透的栏杆，没有围墙。这应该说是有一些中西文化的差异在里面。
记：庭院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我却觉得生活在书院里是很开放的，可以直接和大自然接触，您认为呢？
王：（笑）世界上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完全封闭，除非你把它（建筑）做成一个铁桶。但是在精神上它是固守的，所以中国传统书院的演变历史不像西方的大学那么快。而且不能纯粹从建筑上去解决开放和封闭的问题。中国传统的书院都各有各的体系，互相之间甚至有一定的排斥性，各个学派之间互相都不大买账。
记：看一个作家还是要看他整体的作品的，像海子就说过要写大诗，不要只写抒情之类的小诗，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一个作家和另外一个作家之间不一定要求同。长和短、大和小不一定要配齐的，就像一个人不一定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他能使其中一样，当那个东西他使得天下第一的时候也就可以笑傲江湖了。
虽然是临时的采访，而且王开林老师马上要去上班，我们的采访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但王老师几乎是滔滔不绝地给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王老师向我们系统讲述了作为诗人，作为朋友的江堤。虽然江老师走了已经将近四年，但是在他的朋友的心目中，形象依然如此鲜活，正如一首诗所说：“有些人活着，但是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但是他还依然活着。”
[本文首发于湖南大学《印象》200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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