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王开林历史文化随笔集《大变局与狂书生》（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责编：祝安顺）的自序。）

乱世书生自疯狂

   瞧瞧这份名单：龚自珍、王闿运、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宋教仁、陈天华、杨度、章士钊、邵飘萍、林白水，哪一个不是近二百年来中国文坛、学府、政圈、报界有名有数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或危言危行，或狂言狂行，或悖言悖行，其超越轨范的思想、精深邃密的学问、张扬蹈厉的性情和惊世骇俗的举动，不待我多作梳理，毋须我巧为润饰，业已跃然纸上，映于眸子。

   乱世、末世河决鱼烂，万千忧患纷至沓来，值此鸡鸣风雨之秋，智勇绝伦者岂肯退避三舍，冷眼旁观，甘心只做神州袖手人？他们毅然以硬肩负重任，以强臂挽危局，力图革新政治，开启民智，捍卫舆论，弘扬学术，培育英才，度化众生。或与时俱进，或与世相忤；或由歧归正，或由正入歧；或杀身，或舍生；或看破红尘，或放浪形骸；或绽出恶之花，或结成善之果。他们傲岸不群，孤行己意，几多挫折，几多困辱，几多无奈，几多烦忧，总是如影随形，使之亢奋、激昂、偏执、郁懑、颓唐、激楚，常陷于半痴迷半癫狂状态，若缺乏这股疯魔互间、狂侠相兼的劲头，他们又怎能成就各自的绝活？！

   1903年夏，由于“苏报案”，章太炎被囚入上海西牢，三年后，他刑满获释，随即东渡日本，投入革命阵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这位卓荦不羁的大学问家讲过一段近代史上极有名的疯话：“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演讲将毕，他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章太炎所标榜的“神经病”，实际上就是疯魔的劲头，干大事业、做大学问、成大气候的天纵之才谁也少不了这一内燃力的推动。

   厚厚沉沉的中国文化史实为淋淋浪浪的书生血泪史，本书所包容的十五位狂士无一不是多血多泪多情多感之人。他们身处波诡云谲、板荡丘墟的时世，究竟是立言还是事功？是独善还是兼济？是革命还是改良？是骛新还是守旧？到底何者为利，何者为弊？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何者为优，何者为劣？非破即立的抉择总在困扰着他们，并且考验着他们。“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士的进取心恰恰是最强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总得有一些巨胆包天的狂士去争公道、公理、公义，无论成败，他们的人生答卷都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破绽，这正是我要特别加以忖度、审视和评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