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大学军管

 “720”事件之后，武汉市及湖北省相继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可是，各级“革命委员会”闹腾了一年，反而出现了抢枪武斗的混乱局面，从省会武汉市到各个县城，都可以听到枪声，一些派别扬言要再次践行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央文革眼看着局势背道而驰，便于1969年初向各大专院校同时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我校工宣队的成员来自汉江航运管理局；军宣队人员较少，除了几个军官之外，就是几个娃娃兵。

宣传队进院后，便是没完没了地学习、开会、讨论。大多数时间是五六个人一组的自我“斗私批修”发言，整天整天地轮流发言，大家搜肠刮肚，无话找话，重三遍四，自批自骂。开始一段时间，对自己这种假话、大话、空话、废话还不好意思；慢慢地都习以为常，装腔作势，振振有辞，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时间消磨掉。

1969年四月，上级决定全院师生下乡进行野营拉练（“拉练”是当时军队的术语，即长途行军训练），每人都学着解放军的样子，将行李打成背包步行，路线是从武汉到鄂城，过江经黄州、黄梅前往蕲春县。

在鄂城休整了一天，我懵懵懂懂地跟着几个同学爬上了鄂城的风景名胜——西山，同学请我第一次吃到了“东坡饼”——象一堆牛屎，上面撒些白糖，又酥又甜。在登山途中，我口占打油诗一首：“乘兴登西山，欣然遇道家，慢嚼东坡饼，闲饮西山茶。回首无建树，愧对老人家。”在当时，人们盛行称呼“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诗中的“老人家”既可以理解为“他老人家”，也可以有自己的“老人家”。在山上，我们又遇到了几个游玩的老师和工宣队员，心想：这么厉害的革命也没能把人性革掉。

在此之前，我已经是学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乐队成员，间或上台参加演一个“非洲鼓”的集体节目。拉练途中，每到一个驻地，晚上都要演出。当时，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物质条件很差，演出的场地主要是土台或院落，照明一般是马灯，少数地方有气灯。老百姓一听说有演出，从四邻八乡蜂拥而至。

有一次，准备在一个公社所在地（好像是解放前的一座小庙）的院内演出（因为当天风大，在室外风会把马灯吹灭）。演出还没有开始，人们拥挤得几乎要把几根梁柱推倒，只好取消了演出，人们久久不愿离去。

在黄梅县，又进行了一次文艺演出的“单兵训练”，要求全院师生每一个人都要会跳舞（是当时流行的革命舞蹈），以便下农村后可以单独在一个地方进行宣传。最滑稽的还是跳“忠字舞”，该舞是中共“九大”后从上面传下来的，我们第一次见识它是在本院的露天电影场，由两个出席过高层会议的工宣队员跳。五十几岁的人，右手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笨拙地模仿糅合了新疆、西藏舞步的动作，口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按照常理，从未上过台的人上台跳舞总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为了显示对毛主席的忠心，任何羞怯感都抛到九霄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