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的大学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

填升学志愿表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华中工学院，朱主任要我改为中国科技大学。另一个学习尖子邹青同学的第一志愿也被要求改成清华大学。邹青的叔叔就是我校的教师，还当过我们的班主任，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大学毕业，一个在宜昌师专教书，一个在宜都师范教书，就因为他的家庭成分，什么大学也没有录取他。我算是幸运儿，被武汉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了。

苏俄作家高尔基曾写过小说《我的大学》，描写他在社会磨难中努力学习，增长见识的苦难经历，确实是一种别样的大学。我们的大学经历也不堪回首，在十年浩劫那一片喧嚣与打斗之中，精神被扭曲，灵魂被玷污，身心被摧残，学业被荒废，留下了一片片惨痛的记忆。

从宜昌到武汉去大学报到，父亲给我联系了一辆运货的便车，我在车上站着，与货物为伍。第一天从宜昌出发，站到皂市。晚上在驾驶室里过夜；第二天又站到武汉。在一个学兄的帮助下扛着行李找到了我们的寝室。在寝室外，受到第一任班主任青年教师张经武的热情接待，心里暖洋洋的。后来得知，我的高考分数较高（文革中，我班有同学进入了系档案室，看到了我们的高考分数。如果正常发展，或许能考上研究生，为班级和老师增光）。

刚进大学时，最使我感到惊喜的是，学院的图书馆一次可以借十几本书，“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语）”，每次都从图书馆里抱出一摞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宝物，喜滋滋地回到寝室。我们班有三五个爱看书的人，开始一段时间是毫无顾忌地谈论自己的书籍，不久，就有人向班主任告状，说我在走“白专道路”。

有一次，（继张经武老师之后的）头发花白的党员班主任李毅之老师找我谈话，说有同学反映我在看科学家传记之类的书。这类书我在上大学以前就看过一些，恰好这段时间没看，我已预感到同学中有“犹大”在活动。不过，从李老师的眼神与话语中，我体会到他并非真想批评我，他是希望我“避嫌”。从此，我借书就用衣服遮住，看书也不声张了。

当时，“四清”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大四的学生也被派进四清工作队，下乡搞四清。报刊上对文艺界一些人物的批判不断蔓延，每批判一批人，他们的作品随之成了禁书，还波及到一些类似的书，我们可看的书成几何级数般减少。还有一些“左人”演绎出“政治归纳法”：张三的作品是资产阶级的，李四的作品也是资产阶级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资产阶级的。

我班一位同学借了一本古代笑话集，其中有一则笑话讲的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家贫，偏要装出有钱人的样子，买了一块猪油放在家里，每次出门前都要用猪油抹一下嘴唇，表示自己经常吃肉。一个班干部就说这个笑话丑化了“贫下中农”，这本书是“封、资、修”的书籍。我与他据理力争，说这则笑话是讽刺小市民的虚荣心，高中的语文老师讲过很多类似的作品……

当时，能够堂而皇之阅读的书籍只有《毛泽东选集》、《雷锋日记》之类。大家都力求象雷锋那样。女生把省下的饭票支援男生，周末到男生寝室去搜脏衣服洗；田三银、姜大中等人买了补鞋工具、理发工具为同学服务。武汉市的同学非常热情地从经济上、生活上帮助“专县”（来自专区和各县）的同学，他们经常自我满足的说，“专县”的同学给他们带来了良好的思想品质和朴素的生活作风。

工程师家庭出身的贾葵一米八0的个子，戴一副宽边黑眼镜，文雅帅气，踢足球有一个绝招，在对方一侧罚脚球时，他可以用脚将球踢出一道弧线，飘进对方的球门。贾葵把家里的自行车带来给同学们学骑车，把小提琴、手风琴带来借给同学拉，我就是在这种机会下学会了骑车、拉手风琴。贾葵带来照相机让我们照相，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进大学不久，学校就传达并贯彻了毛主席的“七.三指示”。“七.三指示”主要是说学生的课业负担太重，建议砍掉三分之一，让学生多参加文体活动。学校里成立了各种球队、田径队、武术队、文工团……，我报名参加文工团，负责人之一的鲍老师见我弹秦琴还可以，就建议张汉卿（中文系学生，院文艺宣传队的乐队队长）给我发了一把秦琴。

进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有部分“专县”的同学在学校度过，捉襟见肘的我当然在内。除夕之夜，学校有丰盛的晚餐。学校的室内体育馆灯火通明，通宵开放，我和杨松林在里面打乒乓球十分痛快。深夜，武汉市的同学又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陪着我们说说笑笑。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同学余汉华娇小温柔、漂亮大方，从不歧视任何同学。她的母亲早逝，父亲将她们几姊妹拉扯大。春节期间，她又请我们所有留校过年的同学到她家里去做客。后来，听说贫农家庭出身的某阳新同学经济困难，贾余二人又匿名将几元钱塞到某阳新同学的课桌里（后来搞运动，给某阳新同学塞钱竟被说成是收买贫下中农的子女）。当时我想，要是没有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斗争”剑，我们真是生活在《镜花缘》所描写的“君子国”里了。

按惯例，每一届大学生都要参加军训，以往的军训都在军营里进行。我们的军训时间正好在1966年夏季，上级决定就在校园里进行。我们班上出身好且政治上可靠的同学被分到雷达车上军训，其他的同学则作为步兵军训。刚刚融合不久的同学，又被无形的政治鸿沟分开。我一进大学就与某阳新同学同寝室，因为两人的经济都困难，又爱看书，关系还比较融洽。大学一年级下学期调整寝室，我们原寝室的六个同学王正金、文昌林、杨松林、武春山、某阳新同学与我还特地到长江大桥头去合影留念。军训时我又与某阳新同学分在一个寝室。有一次，我刚走进寝室，看见某阳新同学正在一个本子上写，顺眼一瞄，在写我们这些政治背景不好的子女与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之间的对立。我想，自己在一切活动中都积极向上，内心也确实与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毫无芥蒂，而他却在内心里将我置于对立面，我很伤心地与他吵了起来。从此我明白了，我表现再好也不会得到信任，只有坚强地应对一切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