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他的病榻，我对妻子说：他熬不过这个正月。

果然，正月二十九（今年的正月只有二十九天），他的前妻电话告诉我：他走了。

去吊丧。在灵堂看他规规矩矩的照片，觉得恍惚。

他是我认识并结交了三十多年的朋友。认识时，他也是文学青年。他当时的文学成绩比我好——居然已经在被誉为文学期刊界“四小名旦”的《青春》杂志发表过小说了！而我至今都成为老人家了，还未上过这家刊物。就凭这一点，不仅是我这个写诗的，当时天长的一批小说作者心里也是蛮佩服的，但嘴上还保留着一丝尊严。他却满不在乎，真的，的确是满不在乎。他在乎的似乎不是写点什么、发表什么，而是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这一伙被文学召唤的人终于见面了、认识了、并且在一个桌子上喝酒了。

我们是文友，也是酒友。

我们在一起讨论当代文学，公说公的见解，婆说婆的认知，总归是叽叽喳喳，各执一词，争论的东西往往浮于浅表。这个时候，我们都期待他能适时插一杠子——他的记忆力出众，文史知识丰富，又善于辩证，引经据典是他的强项，而任何话题往历史深处一说，就显得厚重而有根有据。他一开口，雄辩的双方会迅速降下温度，因为大家的史学底子都很薄弱，若在他面前固执己见会感到心虚。大家平息下来，他就招呼喝酒事宜，没有什么是一场酒解决不了的争辩。关于他的史学功底这一点，我有个“在场”的证明：有一次，我造访他的新家，已是晚饭之后，他正在给妻子“私塾”《资治通鉴》。妻伏在桌上做笔记，他盘腿在椅上大段背诵书上篇章，然后逐句讲解。若非亲眼所见，我哪里能够想到一个平日里嬉皮笑脸居多的人，居然还有如此扎实的历史学养。

他聪慧，但也是公认的“一身毛病”的人。任性、缺乏恒心和毅力、宽以待人更宽以待己、能上得大雅如《论语》的厅堂更喜欢下得大俗如酒色财气的这场那场。他做过领导的父亲在世时，对他有过很高的期望，毕竟儿子天赋过人，但他一次又一次给父亲的答案都是NO！他有过两段婚姻，“第二次握手”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的生活将迎来新局面，唯独他自己依然如故，所以婚后的生活也是可以想象的糟糕。每每在他的小家“战火纷飞”之际，他父亲就打电话给我——大概是觉得我在他的朋友圈中比较靠谱吧——“又要麻烦你来调解了”。我当然也及时赶到，说一说劝诫的话，说一说安慰的话，说一说和稀泥的话。大他一岁，就扮演个哥哥角色吧。

但我知道，他是在表演和敷衍，我这里浅尝辄止，他必定我行我素。他当然不想让曾经威风凛凛、现在老态龙钟的父亲觉得连自家的“小兔崽子”都收拾不了，也不想让自己失明多年的老母亲过多地伤心叹气，更不想让我这个外地赶来“灭火”的朋友没有面子，他懂得世俗事体。他对父母说，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去给她道歉，晚上把她接回家，蒋林哥陪我去她家一定是没事的，你们放心好了。

他终究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又散了。那些一地鸡毛的事情，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