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林染先生第一个觉察青年诗界患上了流行病——“单薄的二、三十个词语，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抢夺”，“几乎构成了当今多半个青年诗坛”。这是林染先生“随便翻开手边的任何一种青年文学期刊”发现的，显然，林染先生是敏锐的。

B    但诗人林染同时也是刻薄的。他的“疲软论”且不说作为理性的诗歌批评是否妥帖，就命题而言，这是一种夸张的、危言耸听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论点。虽然林染先生立论的依据是诗坛确实存在的问题，但是批评的方式又使他的论点有失偏颇了。

C    流行病出于何种原因，这是关键。为什么当今诗歌青年大都困陷在单调的表层形象和千篇一律的句式之中？为什么这些一再重复的诗作能一再地涌上各种报刊，且让林染先生一翻就着？为什么“堂堂高等学府的文科生”竟无一人读过林染先生点读的古籍？为什么“软性热”（琼瑶热、席慕容热、汪国真热、尤今热）总能在中国大陆热得起来？……再问下去，这已不是仅仅局限于诗坛或文坛的问题了。

     但可以证明一点：诗坛流行疾病，并非诗歌青年的过错。

     引导，对于热心于探索或创造的青年作者来说，可能比教训、讥讽、挖苦和责骂都显得重要。

D    再说流行病的病因。绝大多数人在被诗的魔力吸引之初，模仿是走向诗的第一步（小说及其它文学品种亦然）。林染先生应该有过经验，模仿阶段必然意味着要重复别人（包括经典大师和领风骚者），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当然，模仿者谁最先意识到突破，谁就有可能成为有个性的诗人，也就最先逃过对“疲软”的批判。此乃一。二，今日许多诗歌报刊的创作导向也是导致病态诗泛滥的一个原因。诗编辑的品位不高和功底薄弱，决定了在选择诗的时候，仅能靠当时——阅稿时——的感觉来判断诗的质量。感觉一词真是妙不可言，它的不确定性可与黄山云雾媲美！一方面是编辑的 “感觉”成了审稿的标尺，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的胡乱捧场、断章取义、指鹿为马、态度暧昧的“理论”文章，时见报刊。于是，引得习作者只能从诗刊诗报中去寻找“什么是诗”（残酷地说是“编辑喜欢什么诗”）的答案。发表，对大多数业余作者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尽管这种功利被很多漂亮的堂皇的口号宣言之类掩盖着。三，君不见今日诸多前辈名流，露面于各种会议时，也避而不谈有关诗的话题，即使谈，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谈出头绪。或不屑，或怒斥，或自嘲，或调侃，总之是王顾左右而言它，造成了诗及诗人的神秘感、朦胧感、模糊感。诗无达诂，这一挡箭牌的后面，是诗的尴尬相。偶像的陨落，是诗创作上滥觞现象的又一缘由。还有伴随改革而带来的阵痛，复杂的社会问题在知识青年心理上的观照，真实而客观。这说明“疲软诗派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综合症。

     以上几股潜流的聚合，形成了诗的泥沙俱下局面。

E    对一个正在开拓的时代来说，诗歌当然需要阳刚的声音，但这并非是说对阴柔的拒绝。林染先生质问：“为什么不从华夏文化里汲取这些唐太宗、乐武穆、秋瑾、邹容的使命感”、“《诗经》和楚辞、唐诗、宋词中的崇高美和人民性呢？”对此，我简直不明白了，是林染先生故意不看杨然等一大批青年诗人的力作（如《人民》等）而专做鸡蛋里挑骨头之事呢？还是林染先生在艺术审美中独独钟爱于使命感和人民性？如是前者，那么林染先生是不能客观地、真实地、全面地批评诗坛，如是后者，那么只能说林染先生犯了因恨铁不成钢而矫枉过正的错误。因为华夏文化不仅具备使命感崇高美人民性，也包容了忧患意识、批判精神、自我价值和人性之美。这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共同呈现传统文化之辉煌魅力的统一体（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优良品质远不止这些）。那么，百花齐放，百草竞长的前提就是不应抑阴扬阳，惟我独尊。林染先生厚此薄彼的方式，其实是简单的、浮躁的、粗暴的批评，当然不能令人接受。

F    林染先生列举的二、三十个词汇是否属于“表层形象”暂且不论，但这些词汇本身是自然形态的，即谁都对它们具有使用权。诗人当然可以运用它们来传达自己的体验。至于进入诗中，是否像卤水点豆腐疲软了诗，那是诗作者的思想基础、艺术素养和创作心态等诸多因素造成的，与水、金属、光芒、马头等无关。只要灵魂并未阳痿或阴冷，用有何妨？我读诗与写诗，都固执地认为“只有过时的思想，没有过时的意象，林染先生以为然否？

G    林染先生挑毛病从错别字开始，一直到”疲软论“，这对于中国诗坛，特别是青年诗界，自然是大大有益的。但我认为须守两项规则”一忌挑得不准，二忌成为嗜好。我注意到林染先生最近接连撰文，大谈“疲软论”，谴词造句激烈、焦急、刻薄甚至尖酸，给我一种印象，仿佛中国诗坛真的“已疲软得差不多了”！我很困惑“诗人林染为何津津乐道于纸上谈兵呢？有这般痛心疾首地挑出毛病狠批，何如潜下心来多写些不疲软的诗，去启迪青年诗者、影响中国诗坛、开创一代诗风。这似乎更有积极意义。

    注：文中所引之句，系林染先生发表于《星星诗刊》（1991年12期）和《中国青年报》（1992年1月15日）上的两篇文章。

（原载《诗歌报》1992年第五期）

 

 

 

如上文所说，我是在看了林染先生的批评文章之后，撰文进行争鸣的。也许是觉得林文所指，“剑气”多少伤着了自己，就挥戈上前了。今天看，自己的写作心态还算冷静的。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个常常不冷静的人。争论的问题放在今天看，已经不是问题了，毕竟被林染先生批评被我维护的那些青年诗人，他们对待诗歌是真诚的。而现在，什么下半身写作，什么梨花体，正在放肆地侮辱着诗歌。网络发表的极度自由使得诗歌创作走向了滥觞；诗歌写作软件的出现，使我对未来充满了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在精神修炼的层面承认自己是个诗人；在社会生活的层面，谁要说我是诗人我就跟谁急！这篇有些挑战意味的文章发表后，林染接着撰文反驳；我又继续回应。几个回合下来，彼此虽然还在按着火气，但是渐渐上涨的情绪愈来愈明显了。到底是林染兄，没有让文人意气肆意蔓延，给我写了一封信示好，结束了争论。说实话，我对林染的诗歌十分欣赏，认为他的艺术能力在我之上。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这次争论的最大收益是，我开始认真地研究起诗歌理论了，虽然没有做理论家的愿望，但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非常明显。这应该是一条很好的经验之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