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的梦

喻 彬

作为文学编辑，我常常会被这样的情景所感动。一些年长的作者，有的年逾古稀甚至耄耋，抱着手稿来到编辑部，要求给予发表或出版。谈到作品内容或创作经历时，他们的眼睛里都会流露出孩子般纯真的光芒。尤其言及文稿中的某些故事情节与其人生际遇密切相关时，往往会忍俊不禁或潸然泪下，有的甚至旁若无人嚎啕大哭起来。透过他们或喜或悲的表情和泪水，我看到了文学梦想的力量，看到了人们回归最初怀着文学梦想时的本真状态。那些被岁月风化、汗水侵蚀的手稿，就是通红的炭火、喷香的饭菜，寒冷时抱着取暖、饥饿时藉以果腹。

文学这个不老的梦，将会伴随着我们一辈子，永远不会醒来！让我们画饼充饥、浓墨淡汤地清苦一生，无怨无悔。

应黄伯邀请，我来到了他的住所，他从床底下搬出一口油漆的木箱子，箱子一打开，一股霉味夹杂着樟脑丸的气味扑鼻而来。冬天的阳光从窗户里爬进来，温软地抚摸着黄伯的脸，眸子里洋溢着得意的光晕。黄伯从一个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袋里掏出一封信，“你看看，《人民文学》的编辑给我回的亲笔信。”黄伯脸上漾起了孩子般的幸福的笑容。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民文学》著名编辑韦君宜给他的一封退稿信，字迹工整、意见中肯，其中勉励之词，温暖贴心。我想这封编辑的回信就像一剂美好的强心剂，支撑着他抱着文学的梦想在这个一切被物化的现实世界里艰难跋涉，走到今天。

就这么一封信有那么重要吗？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甚至认为老先生冥顽迂腐、抱残守缺、敝履自珍。但是，只有那些有着共同的文学梦想和追梦经历的人，就完全理解个中微妙的人文情感。这对于我来说是有切肤之感的，早年由于居所频迁，我有些信件、作品手稿和样刊都遗失了，这使我纠结了好长一段时间。犯得着吗？是的，那份失落的心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它的意义，就像农人的种子与收成，郎中的验方与病人，教书先生的课本与学子一样重要。

然而，人生终将与一些难以割舍的东西告别，就和来时一样赤条条无牵无挂地离去。黄伯谢世之后也和他心爱的手稿和编辑的回信告别。尽管他的义子说把老人家视为珍宝的那些纸张都烧给他了，那只是活着的人对往生者的一厢情义。

黄伯和许许多多的痴迷于文学的人们一样，带着一个不老的梦想走完人生。在生命的每一个日子里，因为有梦的萦绕和照亮，温馨而慰藉。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有的梦大体都与生长的故乡有关，那里的山川、乡路、村舍、炊烟……都是梦的主体场景，深深地摄入记忆的底片里。文学梦也一样，与原乡记忆紧密相连。就像威廉·福克纳和他的邮票般大的小镇奥克斯福，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和他的商洛棣花古镇，熊正良和他的抚河两岸……

在文学梦的引领下，我离开故土来到南方都市生活多年，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油画创作都离不开故乡的风景。我的一些小说、散文、诗歌都铭刻着对乡关故里记忆的烙印，折射着我的童年和少年对故乡风物的认知和思索。作品中那些草根人物命运的故事，就是萦绕在吉水水东地区我祖祖辈辈乡亲们身上的梦魇。我新的长篇小说《一个盲人的战争》也是以吉安人民抗击日寇保家卫国为主题。

我的人生道路不太平坦，但文学之路还算顺畅。回望当年走过的路，感慨而自慰。记得我曾经以自己是吉水县文联会员、吉安地区文联会员而自豪，拿着那绿本本（会员证），就像老光棍揣着结婚证、贫下中农捧着“红宝书”一样心里踏实而熨贴。

那时候的《文峰》、《井冈山花》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掐着读完的，尽管里面没有我写的文字，但是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像基督徒之与《圣经》。这对于现在的80后、90后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个信息闭塞、阅读资源极其匮乏的年代，与他们是那么遥远而又陌生。

在这个电子读物泛滥、纸质经典式微、视频文化张扬的时代，传统的文学已渐渐淡出普罗大众的视野，人们日渐失去那份青灯黄卷的阅读情怀。所以，近年来我也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形式进行了调整，试着写电影和电视剧本。

我希望将物华人杰的故乡那些值得记载和传扬的人和事搬上银屏，走进观众的视线，融入时代的影像记忆。如果能实现，也算是一个身在异乡的赤子，对乡梓回报的寸草之心。

我坚信：心中有着美好梦想，常怀敬畏与感恩之心的人，一定会有福报。我一直在努力着。

（应家乡吉安市文联、市作协邀请，参加“全国知名传统小说家与网络小说家高端论坛”的主题讲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