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型”投资风险来自于买入价格是否真的 “便宜”，以及企业价值是否因基本面恶化而大幅波动，“成长型”投资的主要风险则是对企业前景的研判，以及付出的价格，两者的理论基础完全一致，即利用价值与价格差异获利，主要取决于投资者对二者匹配度的把握能力，做得好同样能成功，做不好都会失败，所以没必要把“成长型”投资妖魔化。

    巴菲特说过：“宁愿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的企业，也不愿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一般的公司。”可见他是企业为先，然后以此为基础考虑安全边际，并愿意为好企业多付出一些价格，因此不能以“价值型”15倍的PE为基准去衡量一个持续增长率为25-30%的优质企业（指股票的估值中枢而非极端价格）。2000年以前巴菲特最重要的投资基本都是典型的成长型投资，持股十几年甚至数十年，分享企业长期成长的成果。最近十年美国企业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同时全球扩张放缓，成长性大幅减弱，巴菲特才增加了大量的偏“价值型”的投资。巴菲特的绝大部分获利来源于企业的长期成长而不是估值修复，安全边际是一种防御和保护，而非主要获利手段。研判企业的长期发展趋势的确有一定难度，但若投资者真正深入了解企业，发现其长期核心竞争优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也不是太难，不能因噎废食，更不应以不可知论全盘否定“成长型”投资。 

    优质企业绝对估值较高是否中国独有，十分值得探讨。股票的价值中枢最终取决于企业的内在价值，全流通以及国际化会使之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估值标准有所改变，未来估值中枢可能有所下移，但不能因此就拍脑袋不切实际地对高速增长的优质企业进行定位。也不要受大熊市氛围的影响，做出非理性的判断，而应站在历史的高度研判，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顶级企业尤为如此。

    之前选取了一些美国企业个案进行说明，现在有一些美国市场的统计数据，让我们感受一下成熟市场高速成长企业的估值，感谢网友专注投资提供信息。欧奈尔在其名著《笑傲股市》中提供了美国高增长优质企业的估值历史数据，在书中他这样描述：“1953年至1985年的33年间，所有飙股（就是所谓的“成长股”）在最初阶段的平均市盈率为20倍（同期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市盈率为15倍）。随着价格上涨，它们的平均市盈率上涨了125%，达到了45倍。在1990-1995年期间，市场领导股的平均市盈率由最初的36倍上升到80倍。当然，这个数字仅仅是平均结果。这些股票最初的市盈率从25到50倍不等，而上升幅度从60到115倍。90年代，市场的情况比这个还要厉害。好多投资者因此而错过大量投资的机会。为什么会错失投资良机？虽然上面的数据只是一些平均值，但这些统计数字仍然可以清晰地显示：如果你不愿意以25到50倍或者更多倍于每股收益的市价来买进成长型股票，那么你可能就丧失了很多绝好的投资机会！如果不购买市盈率高的股票，你就可能已经失去了投资微软、思科系统、家居货栈和美国在线等优秀股票的机会。”

    由此可见只要处于高增长期，美国的企业也会获得较高的绝对估值（实际对应其基本面可能并不高），附表沃尔玛上市以来的历史数据也支持这一点。现在中美优质股票估值的差异，的确有中国市场封闭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不同发展时期所致。美国也曾经历过与中国同样的高增长期，产生了大量高增长的优质企业，而现在美国大部分企业已十分成熟，因此看到的大多数都是绝对估值在10-20倍的缓慢增长型企业。

    以上数据仅仅提供一个视角，理性地评估企业的价格，并非鼓励激进投资。PE只是一个估值参考指标，但绝大部分 PE超过30倍的股票都不值得投资，特别是一些看起来前景光明，实际没有任何竞争优势的中小型企业。只有少数保持较高增速的高壁垒企业才可以考虑付出这样的价格，并要结合基本面的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决策，保守评估企业未来，以最谨慎的态度进行估值，“不要亏损”永远排在第一位。

梁军儒201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