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已经在湖南师大待了近六年了。作为教育科学学院的学生，一口气从本科生读到今天的研究生二年级，面对许多人望而却步的“枯燥索然”的教育学，竟然还认认真真地读了几本书，煞有介事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这都是因为教育科学学院有一批好老师，在他（她）们的启迪、引导下，我对专业学习产生了一些兴趣。刘铁芳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我大一刚进校时，刘老师还只是一个讲师，但是没有人认为他在十年之内不会评上教授。因为早在1997年他就在《教育研究》上发表文章了，而听过他的课的同学，尽管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无一不佩服他的独到、犀利、睿智、深思。果然，不到六年，他就由教师破格提升为副教授，由副教授破格提升为教授了。

大一第一学期我就与刘老师接触了，他给我们上《教育原理》这门课程。他授课的风格是不温不火、细细梳理、娓娓道来，就像是一幅画卷，在你面前慢慢展开。但情到深处，身不由己，偶尔也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是对自己的理想抱有坚定信念，不是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热爱之情，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他的授课方式常常引起同学们的争议。他的方式的确让我们这些习惯了“双基”教育模式的人感到耳目一新，同时也觉得十分不适应。怎么能这样上课呢？不讲基本概念，不讲知识结构，教材基本上用不着，光是讲他自己对教育的见解。说实话，当时我对这种方式是很有意见的，有一次课后还专门找他他谈了一席话，大意是说不打基础、不搭框架，只追求敢想感问、反思创新，这不是走都没学会就想跑吗？他当时肯定我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看他日后上课，仍是“我行我素”，并没有什么改变。我在万般无奈之下，既然“同化”不成，也就只有“顺应”了。没想到这样逼迫自己半年，我竟然找到了学习教育学的些许乐趣，当初刚进大学时的迷茫困惑也消失了，渐渐地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现在想起来，刘老师的授课方式是对的。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教育不是知识的堆积，而是灵魂的唤起。”大学教育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教育，大学教师的任务不是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这项工作学生应该在课外自主自觉地完成，——而是启迪学生的心智，让他们意识到作为独立个体的不可侵犯和亵渎的尊严和价值；培养他们综观世界、审视自我，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用刘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教育应突出个体独立人格的培养，让个体真正成为生活价值承载的主体，积极地去谋求自我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

所以有学生这样说：“作为心理系的学生，对教育不感兴趣，可刘老师，您的课，让我感受到了教育的独特魅力。你的学识，你的品格，你的为人都令我很敬慕。……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感动，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收获后的满足感，您教给我的，是智慧给予的力量，是另一种看世界的观点。”这足以代表不少学子的心声。

刘老师是对学生们影响比较大的几位老师之一，他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课堂，而且体现在课外，体现在他在《读书》、《书屋》、《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等刊物发表的60余篇文章，体现在他的《生命与教化》、《守望教育》等著作中；还体现在书店和他的卧室。

我在师大的这几年，大大小小的书店也没少去，尤其是旧书店，更是时常光顾。在那里，我经常能遇到刘老师。他说，大书店的确有不少好书，但有些书只有旧书店才有，需要有眼光的人去淘炼，去披沙拣金。我经常打量他“披沙拣金”时的表情，那种期待的眼神，以及发现“金子”时的欣喜，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油然生发出追求真知的渴望和冲动。有时他会“现场”推荐一些书给我，无论价钱有多贵，——旧书其实并不便宜，——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因为我知道，那不仅仅是旧书那么简单。

至于他的卧室，那就简直是用书堆起来的。书架里、书架上，桌椅茶几，床头枕边，只要能放书的地方，都放着书。学生到他家来，总会惊叹于他的“书海”卧室。学生从他家借书是常事，但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好无损地归还。他不会把书长期借人，但会送书给人。这种嗜书的脾气，颇有点像鲁迅。鲁迅怕别人不爱惜书，宁愿买一本新的送人，也不肯轻易把书借出。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今天，刘老师已经是国内颇有名气的青年教育学者了。但除了学识渐长，能力渐增，“名气”渐大，我实在看不出他还有什么地方和以前不一样。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刘老师的追求旨趣就在于真理和价值，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坦然面对，泰然处之。这正应了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在对意义的追问中发现意义，在对幸福的追求中体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