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堂宾馆

从L家湾依盘山公路往东北走大约七十里，有一处名叫薄刀锋的山岗，松林茂盛，山虽不高，但沿一里多长的山脊走一遍，还是很有些险峻的感觉的。在朋友W的陪同下，我们也去爬了一次，还得他照顾，住进了薄刀锋下的天堂宾馆，“是这里最好的宾馆！”W介绍说。

宾馆果然不错，背山而建，前面正对一个向下展开的山峡，峡中用坝拦出一个水库，水面碧绿。我们是傍晚到的，宾馆的餐厅里人声鼎沸，不断有人来和W打招呼：这是X镇财政分局的X局长，那是L县税务局的X主任，那边一大群，是H市里来的…… 都是熟人。

天黑了，当地的一位局长——朋友W的“铁哥们”——在宾馆附近的一家小饭店设宴招待。饭菜摆齐了，我刚想伸筷子，主人和另一位陪者（当地的派出所长）却站起来了，高举酒杯——都是白酒啊，要与我的同事和W一干到底！这一圈刚完，门外约好了似的，又一个接一个进来端着酒杯的人——都是刚才打过招呼的熟人，笑嘻嘻地，但却是非干了不可地，径直向W伸过酒杯去。窗外漆黑，风里透着一丝寒意，我周围却是热气腾腾，热诚的眼神，红脸，不断擦汗，声音一个比一个响。朋友W偏过脸来，高声对我嚷道：“我们这些人，不喝酒的时候有正气，喝了酒有豪气，都是好朋友！……”

我是上海人，毫无酒力，对这样的不挟一口菜、先灌下几杯去的豪情，真是十分羡慕。不过，我也看出了，这样的豪气之中，还有别的东西在。一位也是从门外进来的敬酒者，四十来岁，长身白面，“在H市干税务的”，敬酒时就毫不掩饰地将一桌人分成了两等：和别人都是一杯见底，唯独对我那同事的两位旧同窗，如今是普通乡民的，他只瞟一眼，沾一下酒杯，就放下了，那两位本份人，则依然照规矩，一饮而尽。

酒酣饭足，一桌人三三两两往宾馆走。我身边是那位陪宴的高高的派出所长，看他三十岁都不到，却肥头大耳，胖得可以。“中国的老百姓就是素质差，不像人家西方人，以缴税多为荣！……”他很惋惜地摇头。忽然，一辆汽车亮着大灯在道旁停住，刚才饭桌上的主人已经坐在车里，说：县里的某稽查股长明天要来水库钓鱼，他现在下山去接，不能陪我们了……

我想起了上山前知道的一些数字：L县全年的地税是三千万元（国税是四千万元），县财政局另外还能收两千万元左右的税费（例如农业税）；全县财政收入大约是七、八千万元一年。财政、税务、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可以发足薪，但统计局、档案局之类就只能发百分之六十了……

晚上，同事回忆起和朋友W在中学时代的情谊和志向，对他和他的铁哥们的现状很担忧：“这人都不坏的，可就是这么吃吃喝喝惯了，住宾馆、钓鱼……什么社会责任、远大一点的理想都不想了！”他停住不说了。我和他同时意识到，我们也正住在这漂亮的天堂宾馆里……

六，一个问题

我是带着一个令我深深困惑的问题去L县的。这几年，“三农问题”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政府到学界，主流的声音也越来越雄辩：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大量减少农民——依据欧美和日本的现代化经验，走城市化的道路，让大部分农民变成城里人。可是，大批民工涌向城镇，城镇的接纳却愈益吃力，由此引起的种种矛盾，又迫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今天的情况已经与当初的欧美和日本大不相同：人口基数太大，自然资源明显匮乏，又无国境以外的空间可以转移就业压力，如果大批农民放弃了土地，却进不了城市，他们怎么办？这个社会又怎么办？于是，另一个主张提出来了：中国农村必须创造出适合自己条件的发展模式，应该将很大一个数量的农民留在土地上，在乡村——而不是城市里——创造新的生活。以我这样的“三农”门外汉的见识，我是很想赞同这后一个主张的。国情的不同是如此显而易见，全面的城市化并不可取。可是，在今天，要让大批的农民安心留在农村，这可能吗？或者说，国家和社会应该做哪些事情，才能使这个可能成为现实？这就是我的问题。

在L家湾，我第一次真切地设想：倘若政府切实地扶植农业、保障农民接受教育和医疗的基本权利，像我借住的这户人家，也就因此可以靠种地和养猪维持日用，还略有结余，付得起去镇上理发、购书、买衣鞋的费用，不用子女特别从城市接济，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可以留住农民的生活？在有些方面，它当然不能和城里比，譬如交通、货币收入、文化信息、卫生条件——我这主要是指厕所，若论一般环境的干净，至少L县的县城和三里畈、X家坳那样的镇街，是远不如L家湾的。可在别一些方面：空气、水、食物的质量、听觉环境、人均绿色植被，资源的循环利用，等等，它都明显占优。还有一些方面，例如劳动（综合体力和脑力两种形式）强度、时间的自由支配度，则是互有优劣，难以比较。如果我们相信，城市和农村的一般生活形态，本就应该是不同的，那么，以中国目前的条件，像L家湾这户人家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在那些“倘若”能实现的前提下），是否就能使许多农民安心，成为他们在乡村创造新生活的扎实的基础？

在L家湾附近的一个叫做T家冲的村子里，我遇见一位不到四十岁、个子瘦小的党支部书记。他曾和村里的其他青年人一样，去上海打工。大约两年前，村（行政村，由靠近的几个自然村组成）里的党员们不满原支书的工作，将他缺席选成了新书记，他就回来了，还当选为乡人民代表。他骑一辆摩托车，一身泥尘，脸上是温和而歉疚的笑容：“对不起，来晚了，我正在那边搞修路的事……”我早已听说，为了从县里争取一笔拨款铺这条路（T家冲尚不通公路），他瞒报数据，将这个行政村做成了贫困村，为此自己少拿工资——在L县，村支书的工资是和村民的收入水平直接挂钩的。他一年多前就搭架子造新房了，可到我去的时候，房子还没完工：没钱。

虽然神情有一点腼腆，他却很健谈，坐下来说了没几句，就向我们介绍他近年向乡政府提交的两个提案，特别是今年的提案：“农村有文化的人都走光了，留下的人文化太低，所以要教育他们，我们现在有‘村村通’（有线电视网？）嘛，所以我提建议，要进行文化和科技普及，上课，我在村里组织过，来得人太少，白天大家要干活…… 所以我现在计划把上课时间改在晚上，吃完饭以后、睡觉以前的这段时间。所以……”他近乎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乡村建设的计划，一旁坐着的他的大哥却隐隐露出不屑的神情。同事说，十年前他第一次见这位青年人（那时还只是普通党员），就惊讶于他的“呆气”——以一般村民不用的书面语言，热烈地谈论改造农村的计划。“十年了，还是这样子！好人！”同事很用劲地说。

我不禁也很呆气地想：如果四处都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们的努力不断取得成功，农村是不是就会比现在多一些人气，能收拢更多的青壮年农民的心呢？

但是，L家湾同时又让我明白，有巨大的障碍挡在前面。首先是自然资源，正像那个早晨我们在后山看到的，只有大部分的青壮年放下锄头和砍柴刀，去城里打工了，裸露的山岗才能恢复生机、郁郁葱葱，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农村残存的自然资源已经无力继续承受如此庞大的人口，不论前途如何，大多数的青壮年农民都只能前往城镇？可是，与L家湾的生活相比，城里人的生活不是更消耗资源吗？

另一个是今日乡村的主流文化。文化的一个基本表现，是日常生活方式，而L家湾及其周边地区，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嫌弃乡村、向往城市的趋向。似乎只有年纪比较大的农民（例如我借住的人家的主人），还基本保持——并且习惯于——农家的生活方式，年轻一代的农民，即便从城里打工回来，住在乡间了，他们想要过的，却是一种尽可能像城里人的生活。

在L家湾附近的两个村子里，我分别拜访过两幢平顶的二层砖房，主人都是从上海打工回来的。一幢造于四年多以前，除了水泥地面，几乎没有别的装修，二楼的房子大多空着，唯有主人的卧室是布置过的：一张双人床，两边床头柜，床左是窗，右边是一架双门大衣厨，正对床的，是一个差不多占满一面墙的组合柜——这正是十年前上海“新工房”里的通行样式。另一幢则刚刚造好，磨光地砖面的客厅，瓷砖墙面的厕所，所有门窗都装着木质护套，一律是上海流行的“咸菜色”！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客厅一角的塑料垃圾桶，套着黑色的塑料垃圾袋——完全是城里人的派头了。

不用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更费钱的。就以垃圾来说，我借助的那户人家，全部生活垃圾一分为二：可食类——包括鱼骨头——统统倒进一个大桶，煮成猪食，非可食类（从瓜子皮到纸药盒）铲进灶膛，充当燃料。因此，墙角一支扫帚，加一把农用铁铲，所有垃圾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连畚箕都不用置备，又何需花钱去买垃圾袋？当然，也很有可能，那新楼房里的塑料桶和垃圾袋，基本上是个摆设，日常的大部分垃圾，还是用农家的方式处置，并不真如大城市居民那样，每天换一个新塑料袋。但是，惟其如此，年轻一代农民选择生活方式时的这种一边倒的情形，就更加重了他们的实际生活负担：在这些新砖房里，不实用的文化符号式的物品，岂止是一个塑料垃圾桶？

不用说，新一代农民的这种选择，是社会教化的结果。在L县，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新事物：镇上的建筑、商店里的货架和商品、公路上驶过的汽车、家中电视机播出的图像，更不要说县乡两级的大小公务人员——他们越来越多地将住家迁入城镇，也不必说L县以外的更大范围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时尚了，一切都在刺激和布告农民：什么田坎、农舍、牛栏、猪圈……统统是粗陋的、落后的、必定要被现代世界淘汰的东西！只有城市：镇上、县里、省城、上海、美国……那里才是现代的世界！高楼、汽车、装着空调的办公室、灯红酒绿的大饭店……那才是理想的生活！这个社会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广告、电影、肥皂剧、小说、报刊的专栏文章，“学术”论文…… 都汇入了鼓吹城市化、鄙弃乡村生活的潮流，即便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偶尔会冒出一两样别式的创作（譬如刘亮程的散文），也都迅速被这潮流淹没，沦为“农家土鸡”式的点缀，使人们更安心于享受城市的奢华。在这铁桶一般的“现代化”、“城市化”的主流文化的包围和熏染之下，农民除了向城里人的生活看齐，还有别的选择吗？和许多城里人相比，他们反而更轻贱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乡村主流文化的形成，乡村的学校教育是一个特别有力的推动者。在访问L县的那些学校、看着学生们的年轻的面孔时，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些学校到底对L家湾们有什么用呢？除了向年轻人灌输对城市的向往，激发他们背弃乡村的决心，除了将那些最聪明、最刻苦、最能奋斗的年轻人挑选出来，送入大学，开始那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灿烂前程”——这是一所中学大门口的标语上的话，除了以这些成功者的例子在其余的大部分年轻人心头刻下无可减轻的失败感、进而刺激他们寻觅其他的途径——从打工到贩毒——也涌向城市，这些学校还做了别的事情吗？在L县，我多次惊讶于村民对各种升学和高考讯息的熟悉，“那个学校不行，它的及格线只有……”“不对，它是二本里面排在后面的！……”类似的言谈，已经成为这些显然是要终老乡间的人们的一个聚谈的热点。如果一茬一茬的农民都是抱着这样的热忱，不惜勒紧裤带，要将孩子们送进学校；如果他们也和周围的邻居们一样，看见孩子从学校毕业、回来务农了，就觉得脸上无光、家门不幸；如果孩子们从小就被推入这样的背水一战的紧张氛围，在这氛围的潜移默化中长大成人，那么，无论最后是否高考中榜，乡村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家乡，进而对所有的乡村，都不会再有真正的认同，甚至也很难有真正亲近的感觉的。

那样一种感受生活的能力——让你既能拥抱城市的丰繁，也能懂得乡村的富饶，既能惬意地享受城市的便利，也能安心地品味乡村的从容，似乎正迅速地从我们中间消失。这消失是如此广泛，不但在上海，也在L县。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是经济上“小康”了，手里有点余钱了，农村的年轻人又会怎样呢？他们会因此安心于留在乡村，重新开始珍惜已经拥有的生活，还是相反，觉得自己离城里人的生活更近了，于是更加跃跃欲试，怀着更大的期望涌向城市？说实话，我是觉得后一个可能更大些。

在L县度过一周以后，我沮丧地发现，我带去的那个问题，非但没有获得答案，它反而更加膨胀，更加复杂了。“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是来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因此，如果不能真正消除“三农问题”的那些文化上的诱因，单是在经济或制度上用力气，恐怕是很难把这个如地基塌陷一般巨大的威胁，真正逐出我们的社会的。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2004年9月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