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本耿济之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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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济之像）

       在旧书店看见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我对高尔基兴趣不大，只是那本书实在太新，我还是抽下翻翻。想不到的是，书的译者竟然是耿济之。
       不犹豫了，买下。
       很多时候，买译本是冲译者去的。尤其是我敬仰的那些老一辈译者。
       接触耿济之译本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无意间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读完后就感觉自己再也离不开这位俄罗斯作家。那时很难买到他的小说，我当时手头只有《罪与罚》（岳麟译）和《白痴》（南江译）两种。1993年，有朋友从北京给我寄来一整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陀氏著作，里面包括那套我耳闻了很久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打开书时，我很习惯地去看译者名字。耿济之。一个我没听过的名字，在这部著作的“出版说明”中，末尾处随便提了提译者。我当时无法意识到那种随便的严重性。就像同样是人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一样，前言中对译者朱生豪的随意和令人难以觉察的轻视简直令人惊异。
       《卡拉马佐夫兄弟》深深吸引了我，至今我也不知读了多少遍。也就是从这本书开始，我对它的译者耿济之产生了极深的敬意。可惜的是，除了这部著作，我没有看到耿济之的第二本译著。《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出版说明”中只简单提到，“耿济之先生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首先较有系统地介绍俄罗斯古典文学并卓有成效的前辈翻译家之一”。这句话实在太笼统了，不会让读者了解到关于耿济之的其他信息。我从耿济之的译笔中体会到陀氏的精神魅力和语言风格，这种魅力与风格超越了我以前读到的《罪与罚》与《白痴》。尽管岳麟的译本也为我展示了他的语言风格，但真正的陀氏魅力与风格，还是在耿济之的译笔下得到了最完整和最彻底的展现。
       若干年后，我在旧书店看见人文版的《白痴》。我原有的《白痴》是1989年版的人文译本，译者南江。我以为我看见的还是南江译本，打开一看，居然是耿济之译本，我又惊又喜地买下它，回家后便开始比读两个人文版的译本。以我的经验判断，同一个出版社出版了新译本后，旧译本几乎便没有再版的可能。因此，耿济之的《白痴》译本很可能就此湮没。难道他的译笔真的已经过时了吗？一路比读下来，我很惊讶地发现，南江译本中有大段大段译文都是直接从耿济之译本“拿来”。我得赶紧补充的是，南江的“拿来”，我并不以为是抄袭（看看他出色的《群魔》译本，也能得出这个结论），前人成果被后人参考，应该是无可厚非之事，我不解的是，耿济之译本如此完美，为什么非得要换用新的译本呢？新译很难说在哪个方面超越了旧译。
       没发生的事可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就无可改变。一些经典旧译不知为何就被出版社束之高阁，仅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耿济之翻译过的除《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外，还包括《白痴》《少年》《死屋手记》。这后三部耿译，在今天的市场上还看得到吗？我后来至少翻阅过三种《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译本，还是耿济之的译文令我最为喜爱。
       为什么我觉得耿译珍贵和令人难忘？
       因为那些译本和译者本人的经历、抱负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我在后来搜集的资料中了解到，早在1917年，耿济之在北平俄文专修馆学习，翌年便开始了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翻译尝试。他的第一篇译文是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尔奏鸣曲》。走上翻译之路，对耿济之来说，既是一种热爱，还是一种责任。在那个时代，俄罗斯文学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深入骨髓。对五四以后的一代翻译家来说，俄罗斯文学所散发的精神气质正是积弱之中国所必须的良方。耿济之从俄专毕业后，官派苏联，先后在赤塔、伊库茨克、海参崴，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地任副领事、领事、总领事、一等秘书和代理大使。扎实的修养和不寻常的经历可以使他从骨子里把握住俄罗斯文学之魂。被他译笔涉猎的文学巨匠除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还包括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等二十多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每每接触到老一代翻译家的事例之时，我总是有一种难言的感动。我很难想象在当时的艰难环境中，那些翻译家是如何一字一句将心血写到纸上。耿济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岁月，正是上海陷入“孤岛”时期。他的寓所两次被日寇查抄。在日本人企图笼络文化界人士之时，梅兰芳蓄须明志，耿济之索性隐名埋姓，以开旧书店为掩护，继续翻译俄罗斯文学。到1947年，耿济之终因积劳成疾，在贫病交加中客死沈阳，年仅五十岁。郑振铎对其评价道，“君文豪雄，君性纳朴，今之善人，谦退恭肃，埋头著作，卑斥征逐，劳碌一生，译文千轴”“他真是工作到死，像莫利哀死在戏台上一样”。
       整整三十年翻译生涯，耿济之留下文学译著近八百万字。仅从《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白痴》两部译著来看，其译笔高出同侪何止一筹？他的译著却几乎在今天销声匿迹。这种难以估量的损失究竟是谁在承担？层出不穷的垃圾译本充斥市场，真正优秀的译本却无人出版。近几年，不少出版社为完整保留译者作品，出版了不少“译文集”，就我所见，有《傅雷译文集》《汝龙译文集》《李霁野文集》《戈宝权译文集》《高长荣译文集》《杨武能译文集》《杨必译文集》《杨绛译文集》《郭宏安译文集》《董秋斯译文选集》等等，始终没见到有谁在编辑《耿济之译文集》。
       耿济之先生留下的那笔丰厚精神遗产，也不知是否有人在整理。如果哪天能看到《耿济之译文集》，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就像我意外买到《俄罗斯浪游散记》一样。对我来说，我买下的不是高尔基著作，而是耿济之译著，是耿济之这个姓名和译笔所代表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距我们今天越来越远的思想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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