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和平》札记

1、版 本

    我手头有四个《战争与和平》的中译版本，分别为高植译本、草婴译本、刘辽逸译本和董秋斯译本。其中唯一没读完的是董秋斯译本，那译本译得实在太差，差得没办法读完。怪不得傅雷先生生前就说董译本“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读时还真有这感觉。其他几个译本都分别读过一遍。最近，忍不住把高植的译本又读了一遍。之所以选择高植译本重读，是因为我最喜欢这个译本。在我看来，高植译本把托尔斯泰的风格表达得最为充分。我知道会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但是没关系，我写下这句话，不是要说服任何人，仅仅是我自己喜欢。

2、注 释

    着意提出注释，也是因为高植译本。这个译本附有大量毛德（一译莫德）英译本注释。这些注释对读者理解这部小说极有帮助。其他几个译本缺少这些注释，总觉得特别可惜。从这些注释里也可以看出，毛德对托尔斯泰小说倾注了多么大的心血，没有这些心血，毛德译本也很难成为全球的托氏小说权威译本。即使是那些从俄文直接翻译的托氏小说，也很少不参考毛德英译本译文的。对毛德来说，这是非常惊人的成就。

3、“序 言”

    这个小标题之所以要打上引号，是因为我手头的这几个译本都没有序言。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在我国出版的译著中，尤其是古典译著，差不多都有一篇或由专家或由译者撰写的长篇序言。但《战争与和平》没有。更让人诧异的是，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手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俗称“网格本”）中，差不多称得上首屈一指的古典名著《战争与和平》竟然没有入选。我个人觉得，这部著作没有入选，恰恰就因为那套丛书的每部译文前都必须冠有一篇“译本序”。这部著作的落选是因为无人能写出一篇有分量的序言吗？有时我觉得，大概还真就是这么回事。要为这部著作写序，真是特别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刘辽逸译本中，译者写了篇“后记”，本来以为他会（也应该）就著作本身写点什么，但意外的是，译者没写几行，就笔锋一转，唠唠叨叨地谈起了翻译问题，我觉得有点可笑，因为他谈翻译问题也没谈出什么新观点。就我目前所见，唯一对这部著作说了一些话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七卷本《列夫·托尔斯泰文集》首卷前陈燊先生撰写的总序中，但因为是“总序”，也自然没专门就这部著作谈出更多实际的内容。

4、宗 教

    为什么这部著作的序言难写？

    这得首先去看托尔斯泰究竟为什么要写这部长篇。俄罗斯1812年的卫国战争差不多是在无法取胜的劣势下取得胜利的。托尔斯泰写这部小说，自然不是想在那段历史中挖掘什么传奇故事。托尔斯泰将笔尖伸入那段历史，是在他看来，取胜的原因不是一把单纯的莫斯科大火（想想我国的历史吧，出现过多少场大火？但绝不是每次大火都能带来纵火者想要的结果）。在托氏眼里，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质素导致了胜利来临。那么接下来的就是什么是俄罗斯性格了。关于这个问题，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人已阐述得非常透彻，尤其是后者，其核心论点就是俄罗斯性格中的宗教观。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国很多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对俄罗斯宗教信仰几乎谈不上认识，更谈不上研究。譬如，李明滨在人文版《复活》的后记中就直接将托氏的宗教思想贬斥为“荒谬”和“反动”，殊不知没有宗教性格和神学内核的相互依存，俄罗斯文学根本就无法在世界文学中攀上一览众山小的高峰。我国“学者”始终只习惯从政论性角度来解读真正的文学，这点让我特别反感，因为这样的解读实际上已经和文学本身没什么关系了。政治总喜欢利用文学，但真正的文学出现之时，是绝不会想到政治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作家动笔前想到的是为政治、政体甚或政府服务的话，那么，从他落笔的第一个字开始，和文学就已经绝缘了。另外我记得读《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一书时，译者刘宗次在序言里谈到他在俄国遇见的一件事，当他得知俄国“最优秀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都上教堂去了”时，居然沾沾自喜地自认“对此知之甚少”，同时对在教堂外遇见的俄国青年仍简单而轻蔑地发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类只属于政治话语圈的浅薄论调。自然，一个人可以不接受“神学是最高的知识学”（卡尔·巴特语），也可以不接受“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蒂利希语），但无法抹煞的事实却是，俄罗斯的性格基础就是宗教质素，俄罗斯精神所确认的真理就是上帝的神性真理。早在中世纪，有“举世无双的教师”之称的托马斯·阿奎那就振聋发聩地提出过神的真理与人的真理，永远是同一个真理之说。俄罗斯性格所接受的便是这一塑造。如果对俄罗斯宗教没有确切地把握与认知，如何为托尔斯泰写得出有分量的序言？把这句话浅白地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一个人的性格，就没资格说我们真正地认识他。谈不上认识的话，自然也就无法中肯地表述出来。

5、主 题

    刻画俄罗斯性格是托尔斯泰写作这部巨著的目的，那么小说要追寻的主题又是什么呢？对此，舍斯托夫很精辟地指出，托尔斯泰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渴望通过对性格的确认，找到对生活的理解。我特别认同这句一针见血的话。撇开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家庭）群像，我觉得托氏在小说中感到最头痛的问题是理性与非理性在生活中的冲突。这个问题不仅表现在“战争”方面，同样也表现在“和平”方面。

    先说“战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但能够彻底改变历史的战争却是不多。1812年的俄罗斯卫国战争肯定是改变世界历史的一次战争。面对这次战争，托尔斯泰首先对其源起作了十分理性的分析。他把“战争”定义为“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事件”。从托尔斯泰的思想根源来看，这个定义没什么不对，但他忽略了“人类本性”其实就是争斗的本性，丛林法则始终就在人的血液里起着支配作用。因此，我觉得托氏的这个定义很是值得商榷。当然，托氏说这句话，是站在彻底理性的角度说话。我个人看法是，人应该理性但恰恰不可能完全理性。托尔斯泰甚至觉得，“假如法国伍长不愿意服兵役，第二个也不愿，第三个以及第一千个伍长和兵士都不愿，则拿破仑的军队将会减少那么多人，战争也不会发生”。这句话咋看之下十分正确，但这恰恰又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那势必离开人类的本性和发展规律，因此，托氏要求的个人理性恰恰是集体的非理性，这种矛盾的冲突始终就在彼挨尔身上得到极其鲜明的体现。

    同样，在“和平”中，托尔斯泰撞见的也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彻底理性的生活，那么生活中就不会有感伤，也不会有激情。当安德来公爵眼睁睁看着妻子死去，他本人也在负伤时面对无穷的天空而陷入不可自拔的虚无深渊之后，他从理性中认识到“一切都是欺骗”，但却在娜塔莎面对月夜的单纯赞美而重新激起生活的欲望。托尔斯泰的生花之笔差不多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现了这种只属于灵魂的复杂冲突。始终强调理性的托尔斯泰在这里几乎承认了非理性的必要。

    回到舍斯托夫的论点，托尔斯泰找到的生活理解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托尔斯泰的力度其实就体现在这里，把他和任何一位小说家相比之时（仅陀思妥耶夫斯基除外），他绝对不会忘记将他面对和发现的问题置于生存论的拷问之下。这几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满怀乐观地进入写作，然后很快陷入不安的苦恼之中，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读者读完这部著作，会发现自己很难记住完整的情节。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托尔斯泰将小说置于了生存论的深处——在那里，他将人的生死与命运，浓缩成高更那幅震动人心的杰作标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何处去？”

    这同样只能是理性与非理性所碰撞出的最尖锐的问题。

6、人 物

    没去统计这部小说究竟出场了多少人物。如果去做这样的统计，那也实在是太无聊的事。但这部巨著出场的人物之多，着实令人瞠目结舌。就我个人的阅读来说，在几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恐怕再没有第二部容纳如此多人物的小说出现。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百万字的篇幅中，没有任何一个局部让托氏因为人物拥挤而产生丝毫的慌乱。事实上，没有一个地方让人感觉人物过多而拥挤。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人性格。排在我心目中首位的是安德来公爵。他时时流露的厌倦、伤感以及颓丧差不多拥有现代小说中人的一切特征。最让我惆怅的是他没有最终与娜塔莎走到一起，就像《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最终没有与卡秋莎走到一起一样。托尔斯泰始终服从生活的规律，这也是《战争与和平》不给我是一部小说而就是生活本身之感。另外，我感到意外的是，和彼挨尔相比，我更喜欢皆尼索夫和罗斯托夫。在刻画这些人物时，托尔斯泰始终不主题先行，他就是将人物的性格和盘托出，将爱与憎的选择留给读者。生活中会遇到什么人，他就写下什么人，正如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情感，他就写下什么样的情感。也正因如此，小说中的众多女性也得到各种性格的刻画。在我看来，仅仅这部小说，托尔斯泰对女性的刻画才力就远远超过了他同时期的两个主要文坛对手——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屠格涅夫是我越来越觉得名不副实的作家。他有第一流的名声，但提供的却是第二流的小说。尤其他对女性的刻画，差不多千篇一律。他笔下的娜塔利娅、塔季扬娜、阿霞、丽莎等等女性，几乎就是从一个模式中出来，看不出任何变化。尽管《前夜》中的叶连娜和《父与子》中的奥金佐娃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但在这两个女性的塑造上，屠格涅夫的笔力十分明显地出现臆想过多、真实不够之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很意外地有这样的毛病，但与屠格涅夫不同的是，陀氏的目的很明确，他要求笔下的女性拥有宗教性质上的受苦感，因此，与其说陀氏在塑造性格，倒不如说他在刻画灵魂。屠格涅夫实在没资格与他们相提并论。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层次多样，没有哪个让人忘得了。譬如富于心计的安娜·米哈洛芙娜夫人、纯情的娜塔莎、令人心碎的索尼亚、内心时时挣扎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自作聪明的部锐昂小姐、荒淫的爱仑等等等等，没有任何一个让人觉得是托尔斯泰的面壁虚构，她们置身于各自的生活深处，没有哪件做出的事不是出于她们的性格。我记得我以前最喜欢的是娜塔莎，这次重读时，每到娜塔莎出场，我总不由感到一种喜悦，但读到后来，我忽然发现最让我受到吸引的已渐渐变成了索尼亚。我知道是我的年龄改变导致我喜欢的对象改变。就从这点来说，我不能不叹服托尔斯泰的笔力所刻画的非凡真实。因为只有真实，才能让每个年龄层的人对人物产生不同的感受。而这感受也同样的真实。

7、比 较

    很多年来，我一直把我最热爱的小说家定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在我的读书计划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小说是我每年都会全部重读的书籍。今年例外了，我的重读重点在今年换成了托尔斯泰。我没有要去比较他们的初衷，但很有意味的事实却是，当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过《战争与和平》之后，他立刻明白自己的写作目标就是写出一部同样规模和结构的长篇小说。在雄心驱使之下，他差不多立刻开始构思一部名为《大罪人传》的长篇小说。在陀氏心中，无疑有着用这部《大罪人传》来和《战争与和平》一较长短的强烈愿望。但直到陀氏逝世，这部小说始终未能进入创作，他只把其中一部分构思给予了他毕生的结晶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不下十次地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但《战争与和平》只这区区四遍。

    能不能将《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战争与和平》进行比较？比较又能得出什么结果？

    我只能说，前者气息太浓，后者气势太盛。

    前者的气息让人迷恋、恐惧，像一条黑暗的走廊，引诱人甘心走下去。

    后者的气势宽广，不仅包括大地，还包括天空，辽阔得不可思议。

    如果真要去比较他们，虽然无须再像梅烈日科夫斯基那样写上厚厚两卷，至少也得用一篇很长的文章，这文章我以后再写。

2011年7月18日至7月2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