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秘密

谨以此文——

   献给我敬爱的父亲！

   献给所有正直诚信勤劳节俭的父母们！

              （一）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年多了。              

    父亲走得很匆忙。那天清晨七点不到，我接到从乡下打来的电话，如一道闪电刺进我的心脏，顿感窒息。赶到乡下家里时，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我轻轻抚摸父亲的脸，感受到还未散尽的余温，泪水夺眶而出……

    父亲啊，你怎么就这样匆匆走了呢？昨晚还好好的，今早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父亲没有回答，他不会再回答。房间里一片哭泣，悲痛笼罩着一切。

    父亲的房间里还是昨晚的模样，和母亲并排摆二张床，中间放一张床头桌，在靠近父亲的一边，放着一只小木箱，这只跟随了父亲四十年的小木箱，此时也散发着寒气。                                          

    这是一只大约长40宽30高30棕黑色的小木箱，一把小铜锁一直将小木箱紧紧锁着，多少年来，强烈的好奇心曾驱使我许多次想打开这只小木箱，可是都被父亲制止了。

    我们知道，小木箱里一定锁着父亲的一个秘密。

                          （二）

    父亲的一生历尽坎坷,艰辛多难，特别是1956年蒙受的那场冤案，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大打击。母亲常常流着泪向我们讲述那段伤心欲绝的往事。

    那一年，父亲才25岁，担任着生产队里的出纳员，全生产队几十户人家集体开支和个人分配的钱都由他保管着。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征兆的夜晚，离队里不远的新庙头有社戏演出，父母锁上门也去看演出了。深夜回来时发现房子一侧的墙被扒开了一个洞，父亲知道不妙，直奔房间打开橱门，生产队里的700多元现金不翼而飞了。如五雷轰顶，那是全队老小辛苦一年的活命钱哪！父亲晕了……

    第二天,公安局来人了，案子进入侦破程序。公安局列出了怀疑名单，我的父母自然是重点。父母被公安人员反复盘问，他们想弄清楚是否有自己作案然后假装现场的可能。对其他的怀疑人员也逐个盘问，全生产队笼罩在一片恐慌中，人们走路时互相看的眼光都是怀疑的眼光，我的父母更是被另眼相看，他们认为我父母有作案的可能，因为自己作案最方便，有可能是我父母侵吞了全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我父亲没管好钱，把全队人过年等着分配的钱弄丢了，所以将怨气泼向我父母。

    日子在怀疑中度过，公安局的工作也没有突破，一些蛮恶的人开始向我父亲发火，他们纠集一帮人，逼问拷打我父亲，让我父亲承认作案，让我们家吐出侵吞的钱。公安局破案一筹莫展，有意放任群众运动，想依靠群众的力量帮助破案。

    暴力程度升级，有一天，那帮穷凶极恶的家伙将我父亲反剪双手，吊到了房梁上，剧烈的疼痛让坚强的汉子难以忍受，父亲喊承认，他们将我父亲放下来，父亲喘口气后又反悔。不是他偷的，他能承认吗？他不能背这黑锅呀！父亲又被吊了上去……

    母亲说，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天，也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在父母被怀疑父亲被吊的日子里，大多数人走路都远远避着我父母，生怕惹上同谋的嫌疑，还有许多人虽然避着我父母，但他们都了解我父亲的光明与正直，相信不是他所为，所以远远地投来理解、同情和怜悯的目光。母亲说，那个时候，这样一个隐约的目光也让他们感到温暖，让他们有了要坚持活下来洗清不白之冤的信心。

    日子在煎熬中度过，将近四年后，终于云开日出，真相大白。原来是同一生产队里一个叫董阿刘的人偷了钱。公安局将董阿刘押走的那一天，我的父母久久仰望青天，任泪水洗面……

    多少年来，每当说起往事，母亲十分悲伤，而父亲总是一声不响坐着，默默抽着烟。他不愿意回首往事，但又无法忘却往事，他的心里有根针在扎，他的心里流着血。

    母亲说，冤案大白后，父亲的床头就多了这个小木箱。

                            （三）

    父亲是个勤劳而又节俭的人。他从来不乱花一分钱，抽的烟是最便宜的，不喝酒，到城里出差买回半个西瓜，他忍着一路口渴，不舍得咬一口，将半个西瓜带回家与我们一起分享。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因晚期血吸虫病（一种地方传染病，可治）而瘦弱，肝硬化引起腹水，挻着大肚子，干活使不上劲。为了养家糊口，他还是坚持出工挣工分。大集体劳动下午三点钟有半个小时的歇息，父亲回到家里，坐在门槛上，拿个大大的搪瓷杯子，大口大口地喝水，脸上额头上都是汗。我知道，那是劳累体虚后出的汗。几个月后，广播里在宣传消灭血吸虫病，省里派来了医疗小组，为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免费治疗。父亲明天也要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看见他打开了那只小木箱，从里面拿出一个本子在看，那眉头有点皱，他在上面写了点什么，然后放进箱子，锁上了。第二天，父亲随村里另外几个人一起去地区医院治疗，临走前，嘱咐我要听话，然后又回头深深看了一眼那只小木箱，好象还有没了却的心事锁在小木箱里。父亲出门了，望着他渐走渐远的背影，我的鼻子酸酸的。

    几天后，我跟着母亲去医院看父亲。父亲吊着盐水，医生给他开了刀，割除了已经损伤的脾脏。父亲的身体还很虚弱，但他的精神不错，我知道，他是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父亲的身体恢复了，他又投入到干不完的活里了。干活挣钱养家，是父亲做不完的作业，他要撑持这个家，他要和母亲一起把我们养大，他要以他最大的能量编织他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上学了，渐渐长大了。

    我的家乡有养母猪的习惯，淘汰后的老母猪就杀了卖肉换钱，有几个胆大的将母猪肉拿到上海去卖，据说可以多赚一倍的钱，父亲也心动了，决定往上海跑一趟。

    那天，父亲和母亲起得很早，将隔夜杀好的母猪肉装在二个箩筐里，用绳子拴紧。父亲在乡里的轮船码头乘船到县城，然后再转乘去上海的轮船，我送父亲到县里轮船码头。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轮船码头，船来船往，人声鼎沸，轮船的鸣笛震得人心里发颤。开往上海的轮船开始检票了，父亲挑起二箩筐母猪肉，对我说：“回去吧，路上小心点”，就从门里走出去了。我两手扒着窗，看见父亲挑着担，重量压得他佝偻着背，沿着河边的滩岸往轮船走去。人太多太挤，父亲挑的二只箩筐被碰撞得东倒西歪，只能蹒跚着走，在往前涌动的人流里，瘦瘦的父亲显得十分孤单十分辛酸，我强忍住快要流淌的眼泪，目送父亲远去。工作人员解开缆绳，轮船发出一声长鸣，往东驶去。渐渐地，看不见父亲的影子，只看见轮船在水面上劈开的两轮波浪又慢慢缝合，恢复平静……

    四天后，父亲回来了，给我们带回了6个白花花的面包。听同去的人说，父亲在上海的几天很省，不上馆子，每天以面或者面包充饥。父亲和母亲在计算这趟上海之行的收获，看着父亲喜滋滋的样子，我的鼻子很酸，含在嘴里的面包难以吞咽，我掉转头，泪水忍不住滴落下来，滴在了白花花的面包上。                                                        

    小时候家里经常生煤炉，煤饼在煤炉里有时会燃烧不尽，留下黑心，可以再利用。父亲将燃烧后的煤饼捏去外层的煤灰，捡出里面未燃尽的黑心，收集起来掺入煤粉里再做成煤球。每次，父亲会在地上蹲好久，直到腿脚麻了才站起来休息一会。在我们捡过的煤饼里，父亲会再捡出很多黑心，这里候他会埋怨我们干活不仔细，不晓得节约。

    那次冤案的折磨，对父亲的摧残不仅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每年花掉的医药费比一般人家要高出许多。虽然父母十分勤劳，可乡下人穷在病里，我家的经济一直很紧张，父母省吃俭用也不顶事。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经常向要好的邻居家借钱花，这家十元，那家二十元，父亲生怕忘了还，总是认真地记录在一个练习本上，家里一有钱就去归还，归还后就在后面打个勾，这是父亲几十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父亲常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他把这个看得很重，尽管家里借钱很频繁，但从不拖欠很久，更不会赖账，父亲因此也赢得了乡亲的信任。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工作了，我们家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1991年7月，我家翻建楼房，临时住到邻居家里。搬家那天，我看见父亲抱着那只小木箱，放在他床头的桌子上。楼房建好后，我们迁入新居，父亲还是不忘这个小木箱，又将它端端正正放在了靠近床头的桌子上。这年的深秋，父亲得了脑萎缩病，后几年又增加了哮喘和肺心病，从此一蹶不振。在治病的近8年时间里，父亲的身体时好时坏，那只小木箱始终没有离开他。

                          （四）

    父亲小学毕业，在队里算个文化人，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担任记分员工作，每天下午三点后就拿个帐本对每个出工人员考核记录一天的出勤情况，作为晚上评工分和月底结算工分的依据。一些滑头的人会想办法巴结记分员，指望着多记点分或者遇事时手下留情。前几任记分员都被发现有作弊行为而被撤换。轮到父亲做记分员，他总是一本正经，别人有意讨他好，他看不惯，虎着脸不理对方，弄得很尴尬，想让他多记点工分更是想都别想了。母亲经常埋怨父亲，但父亲性格如此，改不了，父母为此经常吵架。

    有一次，母亲在离家不远的地里干活，中间悄悄到家里转了一圈，给我妹妹喂奶，就二十来分钟时间，正好被我父亲看到了。晚上评分会上，父亲主动对此作了检讨，并说已经在帐上扣掉了1分工分，弄得母亲很没面子，一时下不了台。回家后，二人就吵了起来。母亲性子急，拿起父亲的算盘就砸，砸在了床头的小木箱上，算盘珠哗啦一下散了满地。父亲没有去捡地上的算盘珠，而是立即将小木箱抱住，换了个地方，生怕我母亲再拿东西砸过去。

    父亲耿直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仅对家里人卡得严，对别人家的一些不良行为也不放过，为此还结下了一些小冤仇。

    生产队里积土杂肥，定期收集各家的猪羊灰，过秤后挑到田头搭窖头，待发酵后再施入田里，这种肥又叫有机肥。队里根据各家提供的猪羊灰份量计算工分。有个叫在荣的人很滑头，经常在自家的猪棚里倒水，增加猪羊灰重量，从他家猪棚挑出来的灰里，水流不断，洒满一路。很多人都知道这事，背后意见很大但当面都不说。父亲是负责记工分的，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提出，母亲几次劝阻都没劝成。终于有一个晚上，在评工分会议上，父亲站出来主持正义，提出要扣工分。在荣人很矮小可脾气不小，跟我父亲大吵大闹。队长主持正义，对在荣大喝一声，当晚的事算平息下来了，可从此父亲与在荣结下了怨，在荣处处栽刺，与我父亲过不去，在队里的评分会上，两人的吵闹成了保留节目。

                           （五）                           

    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在1999年12月25日的晚上。

    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夜晚。因为担心父亲抵不住严寒而哮喘病暴发，我吃过晚饭后带着药从县城赶回乡下看他。到家时，父母已经吃过晚饭，父亲坐到了床上听收音机，母亲还在楼下收拾。我看父亲气色还好，气喘也不厉害，心就放下了一半。我也坐到父亲床头，陪他说话。

    家里有台彩色电视机放在另一房间闲置着，我几次要放到父母房间里，但他们一直不要，说自己睡得早，不需要电视机。那晚我又提出给他们房间拿台电视机，没想到这次父亲爽快地答应了。我连夜将有线电视线装到父母房间里，又抱来那台彩电，放到父母的床头桌上。我将父亲的小木箱挪了地方，将电视机放到小木箱的位置，父亲不同意，要我将位置换回来。他还是没忘这只小木箱，他要将小木箱放在靠他最近的地方。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西北风呼啦啦刮着，这个夜晚出奇地寒冷。我担心明天上班时间紧张，决定连夜返回县城。临走，父亲再三交代车开慢一点，路上注意安全，好象我要出远门，好象我要去赴一次危险的旅程……

    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永别！

    母亲告诉我，父亲是早上起床时出事的。那晚我走后，父亲还看了一会电视，说还是电视好，可以看到人，收音机只能听声音。后半夜，父亲的哮喘病又严重起来。第二天一早，母亲下楼做早饭，六点多一点时，听到楼上“嘭”的一声响，以为是父亲碰倒了一把椅子。上去看时，父亲倒在地板上，上衣的扣子还没扣好。母亲急忙拉他喊他，可是，父亲永远没有了反应，父亲和我们所有的人不辞而别了。

                               （六）

    我们按照家乡的风俗为父亲办了丧事。

    在处理父亲遗物时，抱出了父亲床头的小木箱。母亲流着泪说，这只小木箱跟着父亲整整四十年，钥匙一直由父亲藏着，连她都不让打开。现在父亲走了，父亲走得急，没有给母亲交代什么，母亲就让我们代父亲打开小木箱。

    我抱着父亲的小木箱，感觉冰冷冰冷，我知道，小木箱此刻也在流泪。

    没有钥匙，我们用一把钳子撬。撬得很轻，很小心，仿佛撬在父亲身上，我们生怕弄疼了他。

    盖子慢慢翻开来。我们屏住呼吸，生怕里面有可以飞翔的东西匆匆飞走。盖子打开了，里面放着一大叠发了黄的纸和几本同样发了黄的练习本。那叠纸是记录历年生产队里收入、支出和各家各户年终分红情况的表格，上面是父亲的笔迹，有些字已经褪色而模糊。练习本上记着父亲的备忘录，其中一本是历年来家里借钱的记录，最少5元，最大一笔发生在82年，是500元。这些数字的后面都打上了勾，我知道这是父亲所作的已经归还的记号。箱子的底部还整整齐齐叠放着一根麻绳。母亲看见那根麻绳，突然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她说，这根麻绳曾经将父亲吊到房梁上……

    我拿着麻绳的手颤抖不止，我的泪水如开了闸门，再也无法控制。

    我们将父亲的小木箱连同小木箱里的东西，与其它遗物一起火化。熊熊烈火伸出舌头，很快将这些东西吞没，顷刻化作缕缕浓烟，随风飘走。我仿佛看见，父亲正在天堂等待着他的东西，等待着他的小木箱……

    我们就这样送走了父亲。

    父亲走了，他用四十年的坎坷四十年的感悟凝结成8个大字锁在他的小木箱里——

    “正直、诚信、勤劳、节俭”。

    这是父亲用他的血、泪、汗凝成的，他教我们怎样认识人生，怎样做人。

    (注：文中插图除小木箱图由网络转载外，其余均为自有真实照片）

                                       2007.4.4夜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