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艺报》2022年5月30日

电影《安家》近来在全国公映，这是根据沈洋的中篇小说《易地记》改编的，这篇小说发表于《边疆文学》2019年第10期，后被 《小说选刊》转载。这是一部以扶贫为题材的作品，近年来此类作品甚多，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小说选刊》杂志社编辑，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类作品的选本，这篇小说又被作为首篇入选，选本也以《易地记》命名。

这篇小说何以在众多同类小说中脱颖而出？

一

这类作品若仅从题材层面匆匆浏览，得出的结论必然千篇一律，以至认为又是一部主题先行概念化的作品，不认真细读，所写评论文章也会空话连篇。一部中篇小说要从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作品要基于题材又超越题材，独具艺术的魅力。《易地记》也以易地搬迁，脱贫攻坚，解决深度贫困为主要线索，却不是一部概念化的作品。小说的过人之处在于，作者透过题材层面，把笔触伸进了人的内心世界，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几位鲜活的人物，烛照了处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历史巨变中人的心灵世界。同类作品中，许多写易地扶贫搬迁的作品，成为“乡愁”的载体。迁于新居的乡民们，无限怀念旧山村旧生活，他们似乎忘却了曾经的生活的艰辛，浓重的乡愁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些作品读来让人怀疑：“这样的扶贫有必要吗？”通过易地搬迁而脱贫的村民们真实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吗？它是不是与生活有隔漠的作家们的想象？是不是厌倦了城市生活而诗化乡村生活的作家们，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易地记》却不然，小说准确地描写了在易地搬迁过程中累马寨乡民们复杂的心灵世界，他们对吃水都困难重重的小山村早已想逃离。年轻一代纷纷外出打工，有的已经在外面开拓了自己的天地，有的带着伤痕不得已又回到小山村。小说中，李有光负伤后回到山村，这个打击使他对离开小山村有畏惧，在小山村又几乎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仅有15户人家的累马寨的乡民们，对搬迁进城，去开始新生活，既向往又不安、迷茫，以至有畏惧之心；对世代生活的小山村，既因故土难离而不舍，又深切明了若久居于此，必然没有出路，连累后代。这是压迫于胸更为沉重的心灵之负。因此他们在最初的矛盾、犹豫、彷徨，甚至经历了强硬的抵制之后，在新居落成，搬迁大局已定，迅速易地搬迁了。搬迁之后，他们开始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小说结局部分写到，李有光也重新振作起来，产生了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生活更美好的信心。他们有乡愁，却不沉重，他们对小山村的日子有怀念，却淡然一笑，知道那是翻过去的一页。

二

这篇小说以大量的生活细节写底层生活的艰辛，有鲜明的生活实感。深山里的乡民食不果腹，衣不保暖，居住的房屋墙壁开裂，拳头都伸得进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是他们最终顺利搬迁的内在动力。也写到了搬迁之后，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适应，焦躁、迷茫与不安，为难扶贫干部。但小说的基调却是明亮的，与一些扶贫题材作品那灰蒙蒙的色调全然不同。这个明亮不仅是扶贫干部带来的，也是小说写到的乡民们改变生活状态的韧劲、执着与信心，奠定了小说明亮色彩的基础。一些扶贫小说重在写扶贫干部的艰辛，不惜夸张了村民们不舍故土的顽固，也使得小说读来令人压抑。《易地记》塑造扶贫干部“赵姑妈”的形象，善良、热情、富于牺牲精神，与乡民们亲如一家，却没有过分夸大这位扶贫干部的能力与艰辛，甚至，在我看来，她的个性也并非极富特色。小说写出了世代居住于小山村的乡民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内在动力，这才是顺利完成易地搬迁，融入新生活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滇东北深度贫困地区近年来大量易地搬迁，顺利完成扶贫任务的真实原因，它反映的却是中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真实现象。没有乡民们改变贫困命运的内驱力，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济于事，任何善良的行为都会让他们无动于衷。

易地搬迁，帮助乡民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艰巨任务，需要国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能力投入资金。30多年前，笔者曾与几位朋友行走滇东北的大药山。归来之后，与时任昭通地区的地委书记长谈过那里的贫困，他说：“昭通地区一些地方已经不适宜人居住，只有搬迁，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实力。”笔者永远记得他说这话时那忧伤而又无奈的眼神！执政为民的党和他的中坚干部从来没有忘记处于深度贫困地区的乡民。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易地搬迁,摆脱贫困的梦想终于成真。党中央的脱贫攻坚的决策和巨大的资金投入，与处于深度贫困地区人民改变贫困命运的内在动力融为一体，共同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艰巨任务。沈洋的小说源于生活的真实，以一个小山村累马寨浓缩、提炼了这一真实。昭通市昭阳区靖安新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跨县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来自大关、永善、彝良等6个县区的9256户40549名群众搬迁至此。如果你到靖安新区走一走，与居住于新区的乡民们聊一聊，你就会明白，这是顺应历史与现实的举措，深得民心。必然出现的那点“乡愁”，实在没必要过于夸张。靖安新区，可以看成中国扶贫攻坚，以易地搬迁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深度贫困的一个典范。

从这个角度看，《易地记》写的是滇东北深度贫困小山村累马寨易地搬迁的故事，呈现的却是中国扶贫攻坚中的重大主题，是以这一方式完成根本解决贫困问题的最真实而准确的描写，作家以一个小山村为对象写出了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故事”。

三

能理解与洞察一个山乡村民们的心灵世界，不是短期的“采访写作”能做到的，必须有植根于山乡的生活经验积累。作家沈洋成长于昭阳区的大山包，这是一个高寒山区，长期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沈洋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部分青年时代。可以说，沈洋的生命之根就在那高寒山区，他与那里的乡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对他们的生活不仅仅是熟悉，而是感同身受，有心灵的共振。他对乡民们改变命运的渴望，有深切的理解，因为这也是他当年的渴望。他不需要为了写作再去刻意地“深入生活”，那样的生活还围绕在他的身边，高寒山区还生存着他的亲人，那些乡亲就有他的亲人，他就是从那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他理解他们的坚韧、执着，也理解他们的保守、固执，对走向外部世界的焦渴与忧虑、畏惧。因而他在《易地记》中似乎不经意地就写出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些细节描写自然、质朴到近于朴拙。看看小说中他对累马寨的描写，地形地貌、民居饮食，把读者迅速带入了一个贫穷、落后、资源匮乏的小山村，人畜饮水都是个问题。李有光那风雨飘摇的老屋，屋里躺在床上的病人，令人绝望，只有易地搬迁才会有希望。

如果说细节描写的生动可以靠有心人的积累，但一个虚构的小山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动描写，就不是短期的积累可以完成的。作家沈洋对他笔下虚构的“累马寨”人际关系有生动的描写，他对山乡生活了然于心，在虚构的“累马寨”里纪实般地完成了一个小山村人际关系的描写，甚至写出了这个虚构小山村的“乡村政治”。他明了同一个山乡不同的人的历史纠葛，以及他们的现实利益诉求，面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柳干巴、祖拱嘴、梅香、姚珍珍，因历史的纠葛与现实的利益诉求，构成了累马寨的“乡村政治”。让读者感到似乎累马寨不是作家艺术的虚构，而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这就不仅仅是作家笔力的功夫，而是对生活的熟知。

沈洋植根的昭阳区大山包，在近20年前也曾经有过以易地搬迁扶贫的试验，经过党政领导们的艰辛协调努力，把世代生活于高寒山区的部分村民搬迁到了滇南的温暖之乡。但是，一些村民不久就重新回到他的故土。因为不仅亲情关系、气候条件、生活习惯要改变，农耕方式也全部要改变，年纪稍大的人是不能适应的，那几乎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沈洋对发生在他家乡的往事不可能不知晓，若以那样的易地搬迁为小说内容，难有明亮的风格。《易地记》所写的明亮风格，乡民们最后安居于新区，有现实的依据，也有对未来与现实的深思。他们依然生活于滇东北，党和政府为自己新建的新区，亲情与气候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是生活方式、生存技能需要重新学习。这不仅依赖于国家大量经济的投入，更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乡民变成城里人成为可能。累马寨人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之上，作家也把握住了这一历史的趋势。小说的明亮色彩源于这历史与时代的趋势。

总之，《易地记》在扶贫题材作品中，独具特色。

（原载《文艺报》2022年5月30日文学评论版）

（作者简介：宋家宏，云南大学教授，滇池学院人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