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偶像·符号

于丹：一个大众与精英挽成的结

    于丹说：“我只是被时代和文化选择的小小符号。”

    2006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当于丹走上“百家讲坛”开始讲述自己的“《论语》心得”时，她还只是于丹，而不是任何符号。2007年让她完成了这一转变，持续将近一年的图书热销，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倒于”事件，都不仅仅是于丹一个个体引起的。当《于丹：游园惊梦》出版时，其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形象就更加明晰了。

    2007年，于丹不再是一个学者、教授，也不是畅销作家，而是一个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挽成的结点，二者在这里相连又分道扬镳。于丹及围绕于丹展开的各种事件，纠缠着2007年最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

○文化偶像符号之一

“传统文化热”

    仅仅用了7天时间，于丹击败了几年来登陆过“百家讲坛”的所有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被称为“学术超男”的易中天，可谓一夜成名。

    没有一例一夜成名是偶然的，于丹也一样。倘若将于丹置入一个完全独立的文化空间里，她也许仅仅是一个影视传播专业的大学教师，与传统文化并无关系，也不会走进公众的视线。

    当《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热销的时候，媒体报道中称于丹“生于书香之家”，“三岁开始练字，四岁起在父亲指导下阅读《论语》、唐诗宋词等经典，六岁开始写日记”；而于丹开始讲昆曲时，对她的介绍中又有这样的句子：“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于丹自幼喜欢跟随父亲听戏。”这是对公众人物最常见的粉饰手段，即便属实，也仅仅说明于丹是传统文化的“粉丝”或是“票友”，并不足以构成她成为公众眼中权威的理由。

    于丹的背后，至少暗示了两个近年来的热点词：“百家讲坛”和“传统文化热”。而若对“百家讲坛”进行细究的话，仍可以归结到“传统文化热”上来。

    在2007年的“传统文化热”中，于丹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首先是其图书的销量，其实是其节目的收视率，这二者直接体现其受关注程度，也正是所谓“热”的证据。

    “传统文化热”并非起于2007年，但是对其进行追溯，我们在前几年也无法找到标志性的事件和人物。这是一个渐热的过程，电视、图书、媒体等多方面配合，造就了2007年的盛况。

    如果一定要找寻“传统文化热”的源头，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1993年俞心焦等人倡导的所谓“中国文化复兴”。那场十几年前的运动仅限于知识界与文艺界的一些言论，并没有能引起大众的关注。十几年后，“传统文化热”让许多人想起了那次运动，并重新以“传统文化复兴”来形容当下的“传统文化热”。

    “文化热”我们并不陌生。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热”一度席卷全国，然而20多年过去了，当时我们从西方横向移植来的诸多理论并未能在国内生根发芽。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传统文化在此时受到关注也是正常的。著名学者何满子认为：“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比较浮躁，一些人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

    于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然而，将以“于丹现象”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称为“传统文化复兴”也过于乐观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与质疑说明，2007年的“传统文化热”实质只是传统文化的解冻与回暖，仍停留在大众关注层面，而没有真正波及学界。

○文化偶像符号之二

大众与精英

    在一份《2007阅读盘点》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2007年，‘文化’被隔离，文化迅速边缘化，文化群体与大众之间存在巨大‘无关’状态。”

    考虑到该文是一份“阅读盘点”，我们可以认为，此处作者所指“被隔离”、“迅速边缘化”的，并非宽泛意义上的文化，而是指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文化。基于此，此种观点与“传统文化热”之间的矛盾，也就不难理解了。

    朱大可在今年8月的《竞报》采访中，称当前是一个“大众误读精英的社会机制”。之前，朱大可也曾将“超女”现象解释为“一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对”，他还认为，“导致‘学术超人’走红的唯一原因，就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断裂。”

    综合这些观点，我们似乎可以结论，在2007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彻底分道扬镳，这一点在伴随着于丹走红而持续数月的“倒于”事件中，似乎可以看的更加分明。

    于丹处于一个大众与精英的结点上。从她的身份来看，我们原本可以简单从其大学教师的职业简单将其归为精英，然而事实上，于丹在2007年所代表的却是大众。在回应“倒于”声音时，于丹表示，文化本来就分为塔尖的精英文化与底层的大众文化，大众也有分享经典的权利。

    因此，与其说“十博士倒于”是精英文化的内讧，不如说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一场反对。与两年前的“超女”现象不同，在“于丹现象”引发的“倒于”事件中，大众与精英的主被动位置对调，也说明了大众文化正在由弱势转强势。“倒于”事件暴露出的，是所谓精英的话语权在逐步丧失。

    同样的现象出现在音乐界。 10月19日，以阎肃、徐沛东等人为代表的数十位词曲作家联名发起“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倡导网络音乐健康发展”的倡议。与“倒于”事件中的十博士相比，这次发起倡议的词曲作家在音乐界的分量更重，然而倡议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还遭到了许多批驳。在大众文化逐步占据上风的年代，所谓精英文化几乎成了笑料。

    朱大可在谈到大众误读精英的时候说：“民众虽然有问题，但是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问题还是精英本身。”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于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提供了一种可能。对于精英来说，他们也许确实掌握了对这些经典更贴切的理解，他们是站在维护经典原貌的角度去批评于丹的；然而对大众来说，他们关注《于丹〈论语〉心得》，重心则在心得上，至于是否曲解了原著的意思，与他们无关。

    “十博士倒于”最终被许多人评价为“可爱却又可笑”，于丹依旧在2007年接近尾声的时候获得了“年度传统文化传播贡献奖”。在“于丹现象”和诸多相关事件中，大众文化取得了绝对优势，这也成为2007年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并非是由事件影响大众生活，而是相反，大众的选择影响了事件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