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角度看，王朔和邱华栋可能是仅有的两个具有真正城市感觉的作家 。一直以来，他们彼此独立，相互隔绝，拥有着各自的世界。
日前，媒体的一篇报道却挑起了两个作家间的论战，一时成为文坛的焦点话题。当事人著名作家邱华栋接受了本报专访，对这场矛盾却有另外一种论调。

作家的矛盾都是媒体炒作出来的

记：您与王朔之间的争论是如何产生的？

邱：我和王朔之间没有矛盾，这个事件本身是一场误会。一家媒体在采访的过程中误解了我的意思，撰稿时断章取义地引用了我的一些话，这篇稿件发表后，引起了王朔的不满，他马上通过媒体传递了他的观点，其中某些语言比较过激。我看到以后，当然很不高兴，于是又写了一篇回击的文章。我和王朔之间所谓的“矛盾”，其实就是这么点事。

记：您认为这个事情是媒体炒作出来的？

邱：我和王朔在私下已经就此事达成了和解，彼此也都表达了歉意。作家之间的矛盾没有媒体想象的那么大，有时媒体的反应过于激烈了。

记：您认为记者误解了您的意思，那么您原来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邱：当时媒体的问题是“王朔是否可以作为北京的城市代表作家”，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在此次城市代表作家的评选中，香港的代表是金庸，台北的代表是白先勇，但他们事实上并不是城市作家，他们能当选，主要还是靠名气大，在我看来，香港的西西，台北的朱天心更有城市特色，然而他们知名度影响了他们当选。所以说，评选“城市代表作家”是件没意思的事，比如王朔，虽然取得过很大的成绩，但他显然不能完全代表北京，尤其不能代表今天的北京，90年代以后北京日益国际化，这是王朔文学从没涉及的东西。相对于北京的变化来说，王朔小说中的北京是过去式，所以我用了“巨大的尸体”这样的形容，就是说王朔创作的成绩很大，但它对于今天的北京城市来说，是已经没有活力的东西了。

记：这个形容确实容易引起误解。

邱：我的评论实际上是针对“城市代表作家”评选这件事的，并不针对王朔，但记者忽略了我的主要意见，过分强调了“巨大的尸体”这个的形容，以及我有关王朔的一些评论。

记：我是北京人，坦率说，我也不认为王朔可以代表北京文化，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同学们的性格是各种各样的，很难一概而论，特别是这些年，北京文化的变化非常大。

邱：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在上海不管多少年你都是乡下人，在广州不管多少年你都是北佬，但到了北京呆几年你就成了北京人。”北京的文化是比较包容的，特别是90年代以来，北京文化更加多元化，分出了很多层次。我有一个韩国朋友，在北京生活了6－7年，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虽然他的国籍还是韩国的。再比如茅野裕城子，就是写《韩素音的月亮》的那个日本女孩，她也把自己当成是北京人。所以说北京文学很难用一个人来代表，既有刘心武《钟鼓楼》的北京，也有石康《心碎你好》的北京。

记：在此次争论中，许多人都很关注你和王朔之间的个人恩怨，不知道是否真实？

邱：我和王朔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在文学创作上，他可算是我们的前辈，对我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过去我们一起参加过几次笔会，在酒吧中也一块儿喝过酒。王朔是个很可爱而有趣的人，他语言幽默，游戏精神非常强，他有时面对你突然狡诘地一笑，充分透出了他天真的一面。这六、七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来往，各自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可能在沟通上有些不够吧。

王朔的复出令人失望

记：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我对王朔这次复出感到非常失望。

邱：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一种感觉，似乎他已经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王朔了。比如他批评了许多80后的作家，其中个人意气的成分多了一些，显得不是很客观，此外，个人私生活的东西透露的比较多，似无必要。

记：80后作家确实存在一定的弱点，但类似人身攻击的评论，实在也不是很高明。

邱：对80后作家，应该更客观地去看。比如郭敬明，他的语言非常好，起点很高，但缺点是结构能力比较差，许多作品片断写得很漂亮，然而不会讲故事，这迫使他不得不去引用别人的故事架构，最终出现了“抄袭”的问题；此外像韩寒，他的短文非常精彩，将来有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潜力，甚至可以做一些时事批评方面的文章，但他的虚拟能力有待加强。80后作家普遍的缺点是在人生体验上有缺陷，如果加强这方面的能力，他们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记：很多人认为，王朔只是一个流行作家，您是否赞同这个看法？

邱：说王朔是个流行作家，这就把王朔看得太低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王朔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解构性，在当时的大环境中，王朔的小说是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王朔小说的地位不能被忽略。王朔小说的语言很漂亮，他用方言解构了一个时代，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不否认，王朔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流行性，但不能因此说他是个流行作家。

记：单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王朔作品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您是否也这样认为呢？

邱：王朔小说的结构能力不太好，但他的一些中篇还是很精彩的，从语言到形式感都很不错，他的风格可能不太适合长篇。在我看来，王朔是一个才华型的作家，有点像杰克·克鲁亚克（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

中国文学需要真正的大师

记：如您所说，您与王朔之间所谓的“争论”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却被媒体炒作成轩然大波，这从某种角度看，是不是意味着今天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人们的关注，只好依靠炒作来引起读者的兴趣了？

邱：似乎也不能这样看。今天小说的读者还是比较多的，从每年图书行业的发行统计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些小说的发行量还比较大。应该说，商业化对中国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使得读者更关心事件型的作家，而不关注沉思型的作家。而在法国，一些出版社一次的开印量只有500本，这能更好地保护那些小众作家的创作个性，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太商业化。以曹乃谦为例，其实过去他的作品就很好，但没有人关注他，书也出不来，而诺贝尔奖金的评委马悦然称赞了他之后，出版商又抢着印他的作品。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将来谁也不会去潜心创作了，大家都只是去炒作自己了。

记：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中国今天有个性的作家正在减少？

邱：也不能那么说。老一代的作家中的莫言、格非等仍然保持了很强的创作力，比如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在结构和叙事方面非常有趣；而年轻作家今天也层出不穷，许多作品也很好，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必看得太悲观。关键问题是今天大家的视野更宽了，对作家的要求也更高了。比如我自己就有几万本藏书，加上多年做编辑，看的东西越多，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也就越高。坦率说，我对自己的长篇也很不满意，有时也感到很灰心。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作家不得不面对世界文学的挑战，相比于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国作家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甚至一些作家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存在。过去作家是以中文这个小圈子为背景的，今天要以世界文学为背景，相比之下，我们个性突出的作家确实不多。

记：您认为，与世界文学相比，中国作家的缺陷在哪里呢？

邱：本周一，意大利有个叫艾柯的作家来华访问，大家可能都还没听说过这个人。他的作品《玫瑰的名字》在全球卖了1400万册，这个作家很厉害，他是当代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家中收藏的古代宗教文献就有4万多册，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大师。像这样的作家，中国目前就没有，在文化小说、知识小说方面，中国作家都不太理想。我觉得，这是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以《达芬奇密码》为例，它就是通过一个流行的形式，将一个文化的谱系展现给读者。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家在这方面的积累比较浅薄，许多创作只是满足于“青春期分泌物”的水平，从世界文学的角度上看，这样的作品就显得非常浅薄。

记：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文学正在呼唤真正的大师级创作？

邱：是的，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真正与世界文学发展接轨，中国文学特别需要文化大师级别的小说家，需要更开阔的视野，能够真正打通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这是今天世界文学发疯的主流，也是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邱华栋，男，当代实力派作家。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88年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多年，现为《青年文学》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