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东莞是一个开放现代化的制造业城市，这里的经济和城市一样充满活力，到处都是制造工厂，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都集中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这个城市也经常做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让人苦笑不得。

早在去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出台了一项“禁猪令”，鉴于猪这种动物除了懒惰是其最大的毛病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其特别不注重个人卫生问题，影响了城市环境，因此对那些非常注重城市卫生问题的官员们来讲，为了城市形象和污染问题，就下发了把猪赶出东莞的命令，在全国可谓头一遭。伟大的“禁猪令”可以与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媲美。

今年东莞又有大举措了，在全国人民都在抗震救灾的时候，当地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报告，那就是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中重点指出：影响和制约东莞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包括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制约日益明显、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够协调等六方面。其中特别提出要以提高出租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东莞人回乡创业，转移低素质劳动力、优化人口结构。

我不知道这些居住在东莞的农民工们怎么得罪了这帮市委领导了，农民工起的比鸡早，干的活比狗还累，拿的工资比蟋蟀的腿还细。确实这帮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作为城市肌体的一部分，该类群体所起的作用谁都不能忽视。但是就是这样的弱势群体，却被东莞的“父母官”们定义成“低素质人口”，要理所当然的被歧视、被趋赶。“父母官”打着科学发展观的旗号，以优化人口结构为名，趋赶外来人口，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不让人想起那句著名的“婊子牌坊论”。

当年，东莞发展初期，正是来自全国各地无数的农民工和其他普通工人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欣欣向荣。然而“狡兔死走狗烹”，当今天他们被驱逐的时候，我向多问几句：一这些农民工真的应该被纳入到“低素质劳动力”吗，这些农民工能够从贫困的大山中走出来，本身就代表一种进步，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不能和城市居民相比，但是他们是农民兄弟中的代表。如果这些人被定义为“低素质劳动力”，那么中国还有8亿“低素质劳动力”，为了不影响中国的形象，是否该把他们全部枪毙或有本事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低素质星球中去。

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东莞市政府是否拥有随意提高房租的权利，房租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市场的自发调节。据我所知，很多东莞市民都是依靠房租收入来养家糊口的，如果房租从300块钱涨到3000块钱一月，所有的农民工都跑了，如果自己的房子租不出去，大量的城市“房客”们也照样活不下去，农民工不答应可以回家，“房客”们生活无依则要去市政府门口一静坐，我相信官老爷们日子也好过不到那里去。

三是“父母官”们你们动过脑子没有，你们通过反市场规律的行政手段让房租涨起来了，让那些影响“市容市貌”的“低素质人士”回家了，城市干净了，人群素质提高了。但是早上起来牛奶没有人送了、垃圾没有人倒了、建筑工地停工了、生产车间熄火了……发生了上述问题，只会用屁股思考问题的官员们也许会说，这些问题好解决，大家自己干啊，不有那么多下岗工人吗？结果是什么他们肯定想不到，送一盒牛奶运输费5块，超过牛奶价值本身；倒一次垃圾10元，垃圾费超过生活费。城市生活成本和物价的上升，所有的老百姓相信不到100天，就要集体上街去“散步”了。

早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中国有开发商就高呼“高房价代表城市竞争力，一个城市的房价高，就代表这个城市越有竞争力”。今年东莞市政府通过提高房租驱逐低素质人口提高城市形象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实都是试图通过一些冠冕堂皇的说法达到自身的目的。如果一个城市的房价高到只有全球少数几个富豪们能买的起，那么城市就不是城市了，那富豪们的孤岛。

其实我们说城市就和人一样，存在非常重要的器官，如脑瓤，也有看起来不重要的器官，比如脑壳。脑瓤会思索因此很重要，而脑壳在我们这些官员眼中，纯粹就是农民工这样的无用之物，非但不能思考问题，反而经常撞东墙、碰西墙，搞得脑瓤生痛，可是官员们就不想想，如果光有脑瓤而无脑壳，脑瓤就无一日可生存。

从“禁猪”到“撵人”，总结起来“贫民与猪，不得入内”。我想这里最应该被清洗的是一些少数长着猪脑袋的父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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