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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园走出了100多位院士 ——百年同济特刊
(2007-05-21 13:28:21)| 同济园走出了100多位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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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风云，同济大学共走出了100多位两院院士。他们为同济的发展，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下面介绍的三位大师至今仍在同济任教，或坚守工作岗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 年过七旬仍然思考学生素质教育问题 大学教育不能将科学和文化“分家” □晚报记者李征 （汪品先1936生，江苏苏州人。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回国后在同济大学任教。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现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国际海洋联合会（SCOR）副主席，中国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主席等职。）五一前夕，在同济大学举办的一场院士论坛上，汪品先教授给大学生做了一场题为《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创新》的演讲。在演讲中，汪教授引经据典，谈古论今，从白居易、林纾、到李可染，从日本遣唐使到郑和下西洋，话题更多和历史、文化和艺术相关，让在场的大学生大为惊叹———这是中科院院士还是社科院专家的演讲？ 对此，汪教授解释，现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之中，文化和教育还是被分得很开，必须改革——— 以前，同济的建筑名家陈从周先生规定，昆曲是他学生的必修课。文艺复兴时，文化和科学也是一家的。前几天我和政协的人士建议，能否办一个“科学创新的文化障碍”研讨会？这和科研一样，是很迫切的事情。以前，我还向中科院院长提过一个意见：从专家构成上看，中国科学院更像是“中国自然科学院”，为什么不能把季羡林请来？很多国家的科学院是将文化和科学并重的，名头就有“scienceandarts”字样。 那时搞科研就像“过家家” □程国政 如果我告诉你，两万年前从上海可以走到日本九州去，不用船，你信吗？ 如果我说5000万年前，咱们中国是东高西低，大江西流，你信吗？ 这就是古海洋学、古环境研究的部分成果，这些成果中就有中科院院士汪品先的贡献。 1960年，汪品先从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毕业后，工作分配的志愿书上，他只填了一个志愿———西藏。可是，他却被分回了上海，华东师大新办的地质系要发展海洋地质专业。那时海洋地质还是个新兴方向。 当时上海也在郊区找起了天然气。汪品先闻风而动，赶紧到了钻井平台，选择了几块中意的岩芯，拿回来在显微镜下一看，竟有微体化石！随后，汪品先迈出了海洋地质的第一步。 1972年，汪先生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同济大学，这支靠“一颗红心两只手”的“海洋地质连队”开始分析黄海钻探取上来的海底沉积物。 没有设备，没有办公地点，吃饭的大搪瓷碗就成了“仪器”，派上了淘洗泥巴的用场。先泡开，然后去厕所，水龙头下像淘金子一样，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淘洗。淘洗剩下来的砂粒拿到显微镜下，寻找化石微体。条件虽然艰苦，可海洋地质连队却在这里干得热火朝天！ 转机出现在1978年，石油地质代表团访问美国、法国，国家石油部临时通知同济大学派一名海洋地质工作者随团访问。“没想到美国所有的大石油公司和名牌大学都在研究海洋，勘探海洋！海洋微体古生物研究还有如此广阔的前景！”汪先生说。第一篇报告很快就出来了，在国内一家杂志刊出；紧接着，第二篇也出来了，发表在国外的英文杂志上。 “中国觉醒了。”法国一家刊物发表此文述评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国门一开，这一成果就让金发碧眼的国外同行眼睛一亮。好评如潮，十数家媒体竞相介绍这一用国际眼光勾画出的我国陆架浅海微体化石分布图画。 那是1985年。随后，国际同行开始邀请他参加各种合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立础】 我在同济读书的日子——— “成功是由失败堆砌的” □亓季松李雪莹 （范立础1933年生，浙江镇海人，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路桥系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现为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不是考入同济大学的，而是由交通大学土木系合并到同济大学来的。1951年9月我考入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那时的交大还延续着解放前的教学模式，教材用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只是供我们“参考”而已。我们读书很苦很累的，考试很严格也很难。 一年以后，也就是1952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教育革命———院系调整，我就随着部分学生来到了同济大学路桥系。院系调整是我们国家大学体制开始学习苏联的一种体现，所以现在很多人称那时的大学为“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学习强度是十分高的，要上60多门课6个设计，还要做一个毕业设计。四年内教学强度很大，上午要上六节课，下午安排实验课或设计，强调学生学以致用。当时我们桥梁专业什么钢筋混凝土梁设计，拱桥设计，钢桁架桥设计等，六个设计，做完了以后还要做一个毕业设计，学习任务是相当重的。那时桥梁系叫做路桥系，铁路、道路、桥梁系合在一起，但有三个班：铁路班、公路班、桥梁班。 本科毕业的时候，学校让我留校做助教，一方面可以教书，另一方面还可以做研究，留校半年后我就独立开课了。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成才必然有其特定的规律可寻。我的总结是：成功=知识+能力+信心+人格+机遇+历史。我对研究工作的座右铭是“成功是由失败堆砌的，只要有承受失败的勇气，既非天才也是总能成功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 “只要拿得动刀，我就会上手术台” （吴孟超，男，1922年出生于福建闽清。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现任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等职。他还是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之一，是中国医学界首个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与同济，与医学结缘，是抗战期间的事。当时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吴孟超只有18岁，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后吴孟超得了肺炎，住进同济附属医院治疗了两周。于是他就想报考同济附中的高一班，并被顺利录取。 同济高中当时设在一个农村祠堂里。1941年底，日本人南下，吴孟超没有了家里的经济支援，只能勤工俭学。抄写、卖报、做家教、卖衣服，什么都做，什么办法都想了，勉强过日。 1942年，同济搬到了四川宜宾。吴孟超依然是勤学不倦。高中毕业会考时，他顺利地考上了同济医学院。1949年7月，吴孟超大学正式毕业，顺利进入了华东人民医院（后改为第二军医大学）。 1958年，吴孟超申请成立了由他担任组长的三人小组，开始向被称为医学禁区的肝胆外科进军。要解决肝脏手术的大出血问题，关键是要弄清楚肝脏的结构、血管走向。但在五十年代，国际上根本没有统一的和公认的解剖方式。 1959年，他偶然从广播中听到了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赛中国选手容国团获胜的消息，这个新闻立刻给他带来了一个灵感。他把乒乓球剪碎了放入丙酮，等其溶解后，把这种溶液注射到肝脏血管中定型，居然成功了！然后，他们用盐酸腐蚀肝表面组织，再用刻刀一点点镂空，美丽的肝脏血管构架就像珊瑚一样，呈现在面前！ 1968年，吴孟超在做了上万个肝脏解剖的基础上，成功实施了中国第一例肝胆外科手术。此后，吴孟超又连续做了71例肝叶切除，而且全部成功。 从1956年进肝胆外科以来，用手术刀为13600多个病人切除癌肿，创造了世界医学界的无数个奇迹。这个精力充沛的老人，至今奋战在手术台上，保持着每年200台以上手术量的神奇纪录。吴孟超说：“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边；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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