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笔谈》之3        季老走了           王义遒

    季老走了。我本来是要在近期到医院去看他的，而今成为终身遗憾。

    季老和我专业相差很远。虽然他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但我却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学校做行政管理工作后才得以互相认识的。起初，只是请他参与一些会议或活动，请教一些事务。先生曾任北大副校长，又是知名学者，学校一些活动自然少不了他。九十年代后，我不时为校刊写点东西，主要都是为学治教的点滴体会和杂感，希冀对匡正学风有点帮助。这件事引起了先生的注意，他在与文科老师的谈话中曾提起过。于是有人就辗转告诉我说，“你的文章引起了季先生的关注，他表扬你呢”。

    这样，正是在季先生和与他同龄的侯仁之先生的关心和鼓励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大着胆子不时在校报上发表点小品、杂感、散文。而且，不揣冒昧有时竟敢登门拜访求教了。人家是“以文会友”，我则是“以文拜师”。

    和他见面，他总是鼓励我写，“有想法就要写出来”。我想，他就是这样来实践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这种“有所思”当然不是完全个人的，而是认为这种想法对社会有好处的，社会应当这样做才会更好，或至少是有益于部分人群的，因此应当起点宣传、感染和鼓动的作用。我想，这也是先生所以发表那么多的“非中非洋、非古非今”的文章的动因。他梦寐以求的就是社会好起来，中国好起来。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21世纪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作用，他经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了。他跟我谈到旧北大与旧清华的管理文化不同，风格迥异。谈到文科与理科的不同。我发现，他非常关注理科的发展，谈到叶企孙当年办清华理学院，谈到他对哥廷根大学的访问。2007年叶企孙先生诞生110周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¹⁾，其中写到叶先生30年代访问哥廷根大学，曾与季先生会面谈起当年成功兴办清华物理系的事。有人却说，叶先生1931年后没有出过国。为此，去年春天，我又一次请教了季先生，他说我写的确实无误。

    他还对我说起解放以前知识分子的待遇，他对一度做中学教师的收入非常满意，认为是一生中的一个黄金时代。我则向他请教了一些语言学问题。他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认为语言学应当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我关于语言学的一些看法，不少就是得益于季先生的教诲。

    1997年春天，他的精装24卷本“季羡林文集”出版了。在如此众多的同行师友之间，他竟把我引为知友，让李玉洁老师把一套整齐崭新的书送到我的家中，使我受宠若惊。这套书成为我家最体面醒目的书籍，陈列在客厅书柜中。2008年春，我的小品集《湖边琐语》出版了。这是我唯一一本小品、杂感、散文结集出版的册子。我的写作是在季老和侯仁之先生等人长期鼓励下才坚持下来的，请这位对未名湖怀有深情的季老来题写书名自然是首选。但他年事已高，我为应否为此劳驾他而心感不安。当我把这个困惑向杨锐表达，并表示想在最近去医院探访季老后，她说，季老最近感冒，不宜探访；但他还可写写字，如他愿意，题词倒是可以的。不意第二天，杨锐就把一张尺半的整整齐齐宣纸题字送给我了，上面是俊秀有力的“湖边琐语”四个大字和“季羡林题”四字落款。我真是喜出望外。再看那字迹竟比他近来为别人题写的更为清晰用心而隽逸有劲。我说不出有多么感激，但除了送给了他几本书以外却别无表示。我曾几度想再上医院登门拜访，谨表谢忱，却无缘实现，成为人生憾事。

    季老，我只能以您为榜样用终生耕耘来报答您了！

^1）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叶企孙经验的启示——纪念叶企孙先生诞辰110周年，载《高等理科教育》，2008年第6期，收入王义遒，《大学科学教育  改革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