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桌子，他关灯！                      咩咩

  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他就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起初还不是最直接的——他是校级的，是教务长，我是系里主管教学的，中间隔着一个处座。后来，他升任了主管教学的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我被鼓动到了教务处，于是我们就成了“近距离”的直接“（领）导”和“（运）做”的关系了。就这样，从前边的“有间距”到后来的“近距离”，他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中的“导”和我的“做”足足有十二年整。现在，我早已经定安（退休不折腾）了；他也在最近踏实（退离实职高位）了。可是在我的心目里，他还是我的领导，也可能永远是我的领导。就是这个样子了吧，想起来，我还是很快乐、很庆幸的呢。

  那就先说说“我被鼓动到了教务处”。

  记得是1992年春天，春节过了不久，那时我已经退离了傻干六年的系里的教学管理工作，快半年了，正在自家庆幸不已——我已经接了油田的一个研究项目，与我的专业研究和兴趣都很对路，干得正起劲，并且就要进入了攻坚。可是刚刚从现场回家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来了电话——“喂，明天下午来我家有事找你说！”我马上听出了他的熟悉的声音。“什么事？”我还是有点警觉的。“来了再说！”似乎他也明白，不笨。

  到点了，两点半整我就敲门。进门也没有什么寒暄的话，他只是转身给我倒了一杯茶，就说：“到学校来管管教学，怎么样？”我端着那杯温吞吞的茶，环顾着这位校级领导的家。他的家几乎和我家一样的无序——在所谓的“厅”里，摆着方桌，上边有盖着的大大小小几盘剩菜。我们就是在这饭桌两侧谈。厅里很灰暗，一边墙上挂着我校名书家的墨宝，另一边还堆着书。隔壁的屋子里隐约见到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妈妈，一定是他的母亲；岁数比我妈妈要大，听到的几句话好像是浙江、福建一带的口音。……不知道怎么的我的感觉就有了一种亲近。一放松，我想斟酌回答的话就没了，又拉出了老话：“我可不是当官儿的料！”“我的脾气不好！”“我们天津人的嘴不好，容易得罪人给领导惹事儿！”……他似乎毫不理会，又哼哼哈哈地说：“把你在系里想干、还没有干成的事儿就在学校里来干吧！”我也不便再说，就搬出了退身之计——“考虑考虑”；他嘿嘿一声：“那好！你考虑考虑，回见！”出得门来，我不由得松快地嘘了一口气。

  下一个周六到了，也是下午时分，“喂，明天下午来家坐坐呀！还是那个时间吧！”我只得又去。这次一见面还是先转身倒茶，递过来就说起了教学工作的安排：教学行政处，未来的教务处，如何如何……，我听着，间或插上一两句问。他不答问，只是说他自己的，说完了就问“怎么样，来吧？”我还是没别的说：“考虑考虑”。“好！考虑考虑！回见”他冲我摆了摆手。

  又是一个周六到了。“该来电话了吧？”我似乎已经有了预感。正在想呢，铃声就响了。……这回我可咂摸好了，进门入座、一扬脸，我就争取主动地说：“我给你当个秘书吧，私人秘书，有活儿你就派，我保证好好干，不要你钱！”他思忖着说：“没有一个职位怕是不好操作吧？”我无它言以对：还是“考虑考虑”吧。

  再一次在他家见面的时间我已经记不得，好像是两三周之后了。见面没倒茶就开始布置工作，说了大半天以至于我直想说“咳！给点水喝怎么样？”；不过我终于把这话咽了下去，没说。不久学校就来了文，我就到了新组建的教务处。

  后来到他家的机会就很少了；偶尔有过一两次，也是恭立短说，说完就走人。只记得有一回他要亲见一位要留教务处的博士后－－因为有人议论，所以我建议他来亲自考察。到了他家，我俩一起挤坐在他的对面，谈说了半小时就告辞。他很高兴地送我们出门，还悄悄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看还可以么——不像是他们说的书呆子么。”

  在此之后我们的见面就自然地转移到了他的办公室。那里的书也不少，环境可比他的家要整齐多了，可能因为是学校的门面，有人帮忙收拾了吧。

  在这儿我要说的是，拍桌子，就是在这个办公室；当然，关电灯就也是在这里。

  那时是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理科专业遭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国家教委召开的兰州会议决定，在部分高等院校建立理科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并因此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专项拨款。通过两次报审，我校有八项半入闱。这在当时的确是解了一些燃眉之急——每一年多了近150万元的教学建设经费（约占原有经费的60％）。但是，按照教委规定，为此学校必须要有等量投入，否则不予验收。在一次基地建设中期检查会之前，我抱着有关基地的材料来到他的办公室。

  汇报的中心问题就是：“按照规定学校要等量投入”；“第一批的物理学基地国家已经拨款到位110万元，我们一个钱也没放进去”；“要开会检查了，我们不能不办这事丢人”……

  他站在桌子的另一边听着，边翻看着我递上的材料，脸上的表情愈来愈难看——突然，他抓起那几份材料往桌子上一摔，说：“谁让你搞那么多的，我没钱！”我也急了，就狠狠地拍起了桌子，嚷：“不申请基地哪来的钱，你原来给的那一点钱能管什么事？！……”他不说话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猛地扭转身，腾腾腾走到了门边，抬手把房间里的电灯啪地关上，推门走人啦。我愣在了那昏暗的屋子里，半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呆了一会儿，我迎着在外边坐着的值班秘书那隐约的迷惑的目光，装着没事的样子往楼外走。边走边想：“有人说我争取基地不谦让，咄咄逼人，看样子还真说对了。哈哈，也咄咄了他一回！”

  第二天，我们又见面了。他对我似乎分外客气亲切，“老杨，老杨”地叫个不停。我也装做没事。不过我也确实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再说我也不是为自己，正经事多的还忙不过来呢，没空儿生他这个闲气。也许我就该装装阿Q。我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这也是我们之间进一步相近相知的一个表现吧。

  我们交往和见面愈来愈多了，我也就多少更倾注了一些注意的眼光，对他有了较多的感觉：他不是那种很善于言辞的人，可是，爱读书，勤思考，写文论事头头是道，颇有文采，时而还会发出一些“悖论”。他的思想有时超前，但是又能守道不逾矩。他说过，所谓教学管理，本质上就是服务！我听到的时候，心中一震，由衷地赞成，可这在当时（可能现在也是？）有些人是不以为然的。一次会上不知是什么由头，他说：“有时候好人做了坏事比坏人做的坏事的影响还要大，还要坏！”在座的听众哗然，随之掌声爆起。他的组织本领可能不算最最出色，可是遇事却常常冲锋在前，不摆架子。他做事还是认真的，出国、巡访大多有文记述，并且常常正经地做汇报，从不偷闲偷懒。他的名字也是多样化的，衍变多多，外号和别称也有那么几个，可是他从来都是很坦然的，不去更正，也不申辩，由人去说。他的专业研究是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出道了。可是献身学校的教学管理近20年，虽然在这一领域又做出了许多贡献，却无端地滑掉了一个好看的帽子、好听的称谓。其实这在北大也非个案。大家伙记着你和你干的事不就得了！

  最近一些日子，我想起了拍桌子和关灯的事，觉得在北大，这也不算是新鲜，总比虚情假意地敷衍搪塞强得多多了；而且那时候以基础学科（数理化文史哲）擅长居首的北大，生不满员、钱无几个，困难和压力有多大呀。我压他，他没辙只好压电灯开关啦！在北大，大家都在忧国、忧民、忧校，对态度、方式、语词之类的“俗举”从来都是不太计较的。校园里，不管是教室、食堂，还是湖边、草坪，相识的一见面，哈哈几句就说起了他们心中的“大事”——经济、军事、反恐、参拜、办学、上课、学风、校纪……，报纸上的、杂志上的、网上的、听闻的，不一而足。忧心忡忡，慷慨激昂，你说我评，各不相让。不过，说了也就说了，怎么样了呢？不知道。唉！北大就是这个德行！

  十多年了，看着今天学校的发展和变化：人人恭谨和顺，事事指挥若定；洋洋出手大方，处处气派万千。不禁感慨系之，不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