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下旬，在我校召开了第15届国际大学行政管理者会议，有150多位外国大学管理人员与会，多数是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种处长等行政人员，属于“事务官”。这次会议得以在中国召开，是经过争取的，可惜我国与会人员远少于国外来者。这里有各种原因，比如，会议按国际规范，完全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没有任何翻译；注册费以美元计，价格较高；暑期会议多，一些人忙不过来，等等。但显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少有正校长一级的“政务官”与会，“档次”不高。

  与此同时，近年来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大学校长会议或校长论坛如雨后春笋。一批外国著名大学的校长都到过中国，发表过他们办学治校的理念和经验。他们的远见卓识自然有助于我国大学学术与管理水平的提升。不过，久而久之，我对这类会议渐失兴趣。因为他们讨论的多是理念和哲学。本人不才，对于抽象、宏伟、深奥的哲理难以领悟；更有甚者，我朦胧地感到，多数主张并不新鲜，而一些漂亮堂皇的理论恐怕在他们自己学校里也是没有真正实行过的。他们是一校之长，是代表学校的，是学校的“标志”，当然要维护学校的形象。外国人其实也是讲脸面的，他们要体现学校作为学术殿堂的崇高、圣洁、宽宏和优雅。所以这类会议与其说是给我们“传经送宝”，倒不如说是给他们提供展现学校形象的机会，供学校做“秀”；当然，这也有利于中国高校推向世界，加速成为国际著名大学的“圈中人”。

  行政管理人员会议则不同，突出的是“问题”，发言者的身份和供职学校是比较模糊的，至少不特别引人注目。这样，没有学校和人的“名”与“利”为背景，讨论就会就事论事，客观多了。现在大学管理，问题多多，信手拈来，就大有文章可做。比方说，“教授治校”，那是中外大学都鼓吹的治理大学的不二法门。其实，现在大学规模庞大、学科众多、关系复杂、头绪纷繁，专设治校人员还忙不过来，要教授在“治学”之外再来“治校”，这“治校”和“治学”实在是很难两全的。学校设置了不少管理人员，本来是要体现教授们的“治校意志”，提供服务来“办事”的，但事办得多了，他们就会“异化”，以实现自己的“管理意志”为主体而“管人”起来。而一些教授则往往只关注本学科，甚至本人的发展，无暇顾及学校全局。这样，学校里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术人员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成为当代大学管理的一个挠头问题。国际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会议上就有人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历数其表现，揭示其原因，全面探讨了解决办法。又如，“9·11事件”以后，“风险管理”提上日程，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像如何应对去年中国大学面临的SARS这样的突发事件就成为大家关心的新课题。再如，现在大学“并校”简直成了全球风潮。这种事在我们中国往往是领导从“大方向”上加以决断，一声号令，先合并，再“理顺”后续问题，好比“包办婚姻”，先结婚，后恋爱。这次会上介绍了一个国外三校合并的案例。人家是在论证了合并的好处以后，在三校间成立了多达29个的委员会，分头解决从各校文化不同、同一个名词术语在各校理解不同开始，直到各种具体问题，限期完成，然后在两年之内，实现合并。看来，这样一种具体细致的工作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和“大呼隆”的方法相比，它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一种现代化的方法。

  我干惯了小事，不成大器。但凡大事都是由小事积累的，不从小事做起，大事难以办成、办好。我想，在大学管理上向外国学习，固然要从思想理念着眼，更要从具体方法着手。参加国际大学行政管理者会议，看看人家怎样做工作，也许是一条捷径。

                                                  2004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