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天津市曾经的地标，位于南京路上的友谊宾馆提升改造方案现已开工，并将于明年竣工升级为四星级宾馆。这座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天津最顶尖的宾馆，尽管已很难再像过去那样独领风骚，但也毕竟又迎来了一次复兴的机会。

要说友谊宾馆得先从南京路说起。南京路原址为天津老城外的墙子河。20世纪初，英租界、法租界和日租界先后扩展到这里，墙子河两岸分别修筑了两条道路。南岸的道路称小河道，又称“英租界32号路”；北岸的道路分为三段，英租界部分（今徐州道至营口道）称围墙道，又称“英租界29号路”，法租界部分（今营口道至锦州道）称甘领事路，又称“法租界39号路”，日租界部分（锦州道至南门外大街）称住吉街。1945年，墙子河南北两岸道路统一改名为上海路和南京路。

1970年4月7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修建地下战备通道，成立墙子河改造工程指挥部，史称“7047工程指挥部”。此后，天津地铁海光寺至鞍山桥段开工，墙子河被填埋并形成大道。1973年，当时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将其命名胜利路。也几乎是同一时间，在胜利路的北侧，开始兴建一座九层高的建筑，这就是友谊宾馆。

友谊宾馆建成后，不仅成为天津当时最高端的涉外酒店，更是南京路上最显眼的地标。许多跟天津有关的宣传品上，都纷纷印上了友谊宾馆的大楼。70年代天津的大宾馆只有天津宾馆、迎宾馆、友谊宾馆三家，当时友谊宾馆房间设施配备一流，钢丝床、沙发、写字台、大衣柜、地毯一应俱全，卫生间还装有热水淋浴和抽水马桶。能在友谊宾馆当服务员不仅是铁饭碗，更是一种光荣。当时涉外宾馆保安严格，一般市民都只能路过时在门口往里望望，却不敢、也不能走进去转转。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可能不太相信，但那个时代这确实是事实。

作为天津对外展示的窗口，友谊宾馆悉心经营传统中国文化韵味。1974年开业伊始，天津市有关领导专门组织了二十多位知名书画家——包括溥佐、溥松窗、王颂余、王学仲、孙其峰、孙克纲、吴玉茹、慕凌飞、肖朗、霍春阳、赵松涛、刘炳森等等，为友谊宾馆专门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这项创作持续数年，画作大多被悬挂于宾馆各处，给宾馆平添了人文气质。

1983年初，香港集古斋计划在香港举办天津书画艺术展，请孙奇峰、孙克纲、王学仲、王颂馀、溥佐、萧朗、穆仲芹、赵松涛这八位老艺术家选出几幅经典之作参展。为烘托气氛，他们特意把八位老先生邀到友谊宾馆，请他们合作画几幅画。腊月二十八上午十点，在友谊宾馆的一间大会议室，八位老先生都到齐了。溥佐先生最后一个到达，他一进门就把随身带来的一张二四尺的宣纸铺在画案上，大声宣布：我的任务完成了。定睛看去，原来宣纸上早已卧立着三只活灵活现的腊子嘴儿。顿时气氛活跃了起来，孙奇峰先生、萧朗先生、穆仲芹先生等依次施展画技，不一会儿，一张完整的《花鸟迎春图》完成了。

趁着大家情绪高涨，工作人员又将一张三六尺的宣纸铺上画案。这次是萧朗先生先画，几分钟工夫，两只喜鹊一上一下跃然纸上。接下来孙克纲先生画山石，王学仲先生画红叶，穆仲芹先生画秋菊，溥佐先生画墨竹，孙奇峰先生画干枝枫叶，赵松涛先生画小草流水。最后由王颂馀先生为画作题字、盖印。在座的众人无不为这幅《喜鹊登枝图》的精湛、完整，及八位老先生的默契配合拍手叫绝。这些画拿到香港举办书画展，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香港书画界看到代表天津书画水平的作品，也了解了天津的这八位著名书画家。

1989年，当时天津大儒吴玉如老先生在友谊宾馆修养，大画家霍春阳专程来访，吴老身体已经很虚弱，中午躺在床上对热心求教的霍春阳说了一个多小时，谈自己的求学经历，读书经验，最后嘱咐他回去一定认真读《论语》《孟子》《后汉书》。吴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坚定了霍春阳精研中国传统文化、领略其精神、涵养心性的信心。

8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开始传入大陆，让天津的音乐茶座一下火了。天津知名音乐人牛豹回忆说：“我第一次上台演出就在当时友谊宾馆的9楼音乐茶座，唱了两首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和《我的中国心》。那时没有电声乐队，配器用的是管弦乐队，但我的音色太接近原唱了，唱到半截好多观众过来围观，想看看是不是放录音假唱。”演出非常成功，牛豹的演唱得到观众的认可，一夜成了歌星。

将肯德基带入中国的华裔商人王大东，80年代初曾来天津开办了敖奇快餐。他从美国到北京，又乘火车到达天津，此前他对天津没有任何概念。背着行李走过简陋的月台，他被接待人员送到天津友谊宾馆。他回忆在友谊宾馆的那些天，当时房间走廊尽头有一个中医按摩室，他第一次尝试了中医按摩的乐趣。而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当时来天津的时候是冬天，拜访他的人都来友谊宾馆的房间谈事情，最多的时候一屋十几个男人都在抽烟，不抽烟的他只好忍着冻开窗透气。不久后他第二次来天津，再度入住友谊宾馆，特意在行李箱里带了一大瓶速溶咖啡，为了可以让自己吃早餐时可以喝一杯咖啡。

辉煌时，友谊宾馆搞起了十来处三产，有友谊商场、超市、洗车房、冰激凌厂、出租车公司等等。80年代坐出租车可是一种昂贵的时髦。曾在友谊宾馆下属的飞达出租汽车公司开出租的张师傅记得，当时拉过不少在友谊宾馆包房间办皮包公司的客人。那时个人打车的大多是开皮包公司的，他们叫“跑盒儿”，有点儿路子，钢材、石蜡、沥青，什么都倒腾。张师傅说：“他们就夹一皮包，里面有俩戳子，那时候包儿还挺大的，不像现在，有个手包就够了。”

80年代中期凯悦饭店、水晶宫饭店、喜来登大酒店陆续在天津开业，再后来，南京路上也先后盖起了国际商场、国际大厦、吉利大厦、津汇广场、金皇大厦、诚基中心……友谊宾馆不再是唯一的涉外宾馆，曾经巍峨耸立在南京路上的建筑，也在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映衬下，逐渐失去了往日光华。

到2004年，作家张轶出版了小说《津夜往事随风》，一开始就写道：“天津，忽缓忽密的秋雨下了一整天，到傍晚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我一身落魄的走在南京路，斜风夹杂着冰冷的雨点让伞形同虚设……或许街道像一个棋盘，每个人都是小小的棋子，就像王靖雯的歌，来去全不由自己。走进友谊宾馆旁边的众鹏，迪曲声音大的像每一下都敲在心上，红男绿女们像刚放进锅里的皮皮虾，拼命的挣扎和摇头，极其夸张的摆动着臀部。我选择了一个角落，刚刚坐定，三个促销小姐幽灵般的瞬间出现在我面前，我顷刻被一股香气笼罩。”这段文字，或许可以说是作为地标的友谊宾馆，给这个城市留下的最后一点时尚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