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信史的宏大叙事——读周郢著《泰山编年通史》
2023-08-22 18:30:27
赵学法
泰山著述始于东汉，盛于明清，历代所作1000多种，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而，综览古今泰山文献，多系专题性、阶段性记述或探讨性、研究性文论，唯独缺少一部系统性、贯通性的编年通史，不能不说这是泰山文化建设的一大憾事，以致众多泰山学者在攀登某个学术高峰时，不得不东寻西搜各类文献，耗神费力求证真伪，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泰山学的深度研究和高度抬升。抑或出于填补这一史学阙如的考虑，周郢先生从1987年开始发愿为泰山撰写一部通史，并初试锋芒，于1989年出版10余万字的《泰山历史纪年》，辑录了先秦至清代数千载史事，在文献研究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此后又参加集体项目《泰安五千年大事记》及《泰山通鉴》的编写，其中古代部分均由其执笔，体现了他编年纂史的进一步探讨。
不过周郢先生并不以此止足，仍继续着为名山立传的深入思考：“当时限于功力，囿于资料，不仅在记述考辨上颇多遗漏错讹，在编年史体运用上也未形成一个清晰思路。”（周郢《泰山编年通史·编纂大旨》）为此他一刻也没有停笔，经过数十春秋的戮力奋斗，数易其稿，最终编定皇皇150万字的《泰山编年通史》（以下简称《通史》）。2016年被列入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并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项目，202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无愧“泰山文史研究的最新集大成之作”（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序语），在山岳文化及地方史志领域竖起的一座耀眼丰碑。
读《通史》，感其内容广泛翔实，体式科学合理，记述几近完备臻善，堪称泰山信史的宏大叙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毫不夸张地说，此书是作者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是博览群书采撷来的，是蘸着心血书写出来的，是反复求证磨砺出来的，既是独立思考、创新思维的结晶，也是匠心独运、标新立异的成果。纵观《通史》全书，以下四点令人大为折服，钦佩不已。
其一，史料征集的全面性前所未有。《通史》以泰山文化五千年不断层为主线，以“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郭沫若语）为定位，以泰山周际10个行政区为范畴，将“泰山史”与“周边事”联系在一起，内容涵盖泰山地区古往今来的方方面面，涉及不同时代的多个领域，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而又繁简适度、详略得当，想必作者下了真功夫，花了大力气。粗略统计，《通史》征引古今中外资料不下万种，还增补了大量未曾著录的谱牒、碑刻资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周郢先生的学术积累是通过持之以恒的踔厉前行实现的，“他以地方文献与大文史互证，纵横联系，点面结合，这种独特的方法，使他在文献学、古代史、红学、方志学等领域接连取得了许多堪称轰动的学术成果”（寇延丁《用诗人的激情研读史学》，《辽宁青年》2004年第4期）。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进取意志和心无旁骛的专业精神，使周郢先生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学识水平逐渐提升，涉猎文献愈加丰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没有博学多识的深厚功底，不占有海量的信史资料，就不可能有《通史》的集腋成裘，破茧化蝶。
其二，史料求证的严谨性无懈可击。一部史学著作能否立得住，经得起历史检验，关键是征引史料的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的可信性，是史籍立足的顶梁柱、传世的生命线。为了采集可靠的信史，《通史》娴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即王国维提出的“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以及陈寅恪补充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充”“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文史研究方法，求征引用史料的准确性。他将中华大历史投影局部的泰山文化史，悉心观察泰岱文脉的律动与演进，从中捕捉有价值的蛛丝马迹，然后与典籍互鉴，去伪存真，辨析虚实，收获颇丰。他通过新出土的文献与新公布的史档，对照本土文献记载，厘清了许多史事真相，填补了泰山史的诸项空白，如清华简《系年》旁证齐长城的始建年代、敦煌汉简《风雨诗》印证秦始皇登封遇雨、无字碑新见马元贞题记佐证武则天祀岱史实等等；他通过搜集学科之外的非常规文献，如药方、墨谱、农书、账薄、契约、菜单等，发现、甄别了不少珍贵史料，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官方药材机构）曾将药方刻石泰山之巅、供游人抄录使用等等；他通过田野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将其置于时代大背景下仔细观照，确认无疑后加以采用，如在肥城、长清之间发现的刻于元代延祐“泰山石敢当”碑，系最早冠以“泰山”二字的石敢当碑，展示了石敢当信仰传播的一个关键节点，而徂徕山至正千户建寨题记，佐证了红巾军起义曾经影响泰山，等等；他通过域外汉籍与外语资料提供的线索，搜寻到一些国内遗失的珍本，二者相较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别本《泰山蒐玉》，与国内存本有着较大差异，经过比较研究，得出了正确的学术判断。对于学界争议的历史事件，《通史》在采用正史记载的前提下，以按语的形式列出诸家的不同观点及其后世研讨动态，如鲁人柳下跖里籍、晋国乐师师旷故里、孔子过泰山叹苛政之处、孔子观季札之子葬礼之地、刘禹锡《赠东岳张炼师》一诗引发关涉“碧霞元君”源起公案、黄巢兵败泰山被杀悬疑诸事，均列出史界不同的记述和迥异观点，供读者参考。这样处理，更显《通史》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其三，著述体式的大框架容量无限。一部150万字的通史著述，如果不搭建一个宏大框架，不可能容纳如此巨量的内容。换言之，没有适应内容需要的结构形式，就会限制内容的充分表达，影响叙事的自由发挥。纵观历史上的泰山史志名著，不外乎“志”和“览”两种。志体以明代嘉靖年间的《泰山志》为代表，览体以清代乾隆年间的《岱览》为标志。两种体式从不同角度记叙了泰山历史文化，各有所长，各具胜处。但不可回避的是，两种体式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分门别类的表现形式缺失了年代坐标，难以沿着历史时序对文化演进作纵向观察。由于体式架构的约束，有些重要门类不得不忍痛割爱，如泰山地区的香社、音乐、舞蹈、武术等内容，没办法在志览体式中找到安身位置。鉴于此，《通史》借鉴《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等史著经验，创新性地运用了编年体式。因为“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不论叙事、说理乃至写景、抒情，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而且可以通过时间、空间的纽带将其熔于一炉”（程千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言》）。这种有利于恢弘叙事的体式，为《通史》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挥发天地，能够多方位、多视角地观察解读泰山历史。正如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在《泰山编年通史·序》中所云：“《通史》不仅是一部以时间为为序、详述历史事件的编年史，而且是一部融汇古今、视角多元、雅俗共赏的总体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周郢先生‘将大历史与泰山区域史丝丝相扣，泰山史既是一山之史，又是中国全史的局部缩影。’”这个评语是公允的，恰当的。如果采用其他体式，势必缩手缩脚，处处掣肘，很难天马行空挥巨椽，自由驰骋写春秋。
其四，叙事延展的大空间不可估量。《通史》集百家之言于一帙，融千年史事于一书，犹如泰山历史大树的主干，必然生发繁茂的枝杈，结出丰硕的果实，将泰山叙事延展到更大空间，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通史》压缩了巨大的信息量，取其任何一个片段，即可做出专题性大文章。周郢先生曾依据《通史》所列条目进行专项研究，先后出版《明代名臣萧大亨》《羊姓史话》《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泰山国山议》等多部著作；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发表《明万历壬辰之役“借兵暹罗”发覆》《蒙古汗廷与全真道关系新证》《宋真宗崇祀泰山玉女意旨新探》《泰山香税制度新证》《红楼梦与泰山文化》等论文力作，扩充了《通史》的阵容和版块。今后人人均可借助《通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料，做成不同凡响、各有千秋的泰山文章。并推动泰山研究跃升到更高层次，跨上更高台阶。
毋庸置疑，《通史》是泰山文献史上最具含金的著作，其史学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存史价值必将与泰山共存。这一切，是与周郢先生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分不开的。从少小发心纂史，历经35年的砥砺奋进，终于修成正果，为泰山贡献了一部完整的文献大书。正如学友题诗慨叹的那样：“卅年深识用精专，泰岱风云日往还。万卷丹黄研勘尽，一编青简勒名山！”
泰山信史的宏大叙事——读周郢著《泰山编年通史》
赵学法
泰山著述始于东汉，盛于明清，历代所作1000多种，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而，综览古今泰山文献，多系专题性、阶段性记述或探讨性、研究性文论，唯独缺少一部系统性、贯通性的编年通史，不能不说这是泰山文化建设的一大憾事，以致众多泰山学者在攀登某个学术高峰时，不得不东寻西搜各类文献，耗神费力求证真伪，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泰山学的深度研究和高度抬升。抑或出于填补这一史学阙如的考虑，周郢先生从1987年开始发愿为泰山撰写一部通史，并初试锋芒，于1989年出版10余万字的《泰山历史纪年》，辑录了先秦至清代数千载史事，在文献研究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此后又参加集体项目《泰安五千年大事记》及《泰山通鉴》的编写，其中古代部分均由其执笔，体现了他编年纂史的进一步探讨。
不过周郢先生并不以此止足，仍继续着为名山立传的深入思考：“当时限于功力，囿于资料，不仅在记述考辨上颇多遗漏错讹，在编年史体运用上也未形成一个清晰思路。”（周郢《泰山编年通史·编纂大旨》）为此他一刻也没有停笔，经过数十春秋的戮力奋斗，数易其稿，最终编定皇皇150万字的《泰山编年通史》（以下简称《通史》）。2016年被列入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并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项目，202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无愧“泰山文史研究的最新集大成之作”（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序语），在山岳文化及地方史志领域竖起的一座耀眼丰碑。
读《通史》，感其内容广泛翔实，体式科学合理，记述几近完备臻善，堪称泰山信史的宏大叙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毫不夸张地说，此书是作者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是博览群书采撷来的，是蘸着心血书写出来的，是反复求证磨砺出来的，既是独立思考、创新思维的结晶，也是匠心独运、标新立异的成果。纵观《通史》全书，以下四点令人大为折服，钦佩不已。
其一，史料征集的全面性前所未有。《通史》以泰山文化五千年不断层为主线，以“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郭沫若语）为定位，以泰山周际10个行政区为范畴，将“泰山史”与“周边事”联系在一起，内容涵盖泰山地区古往今来的方方面面，涉及不同时代的多个领域，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而又繁简适度、详略得当，想必作者下了真功夫，花了大力气。粗略统计，《通史》征引古今中外资料不下万种，还增补了大量未曾著录的谱牒、碑刻资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周郢先生的学术积累是通过持之以恒的踔厉前行实现的，“他以地方文献与大文史互证，纵横联系，点面结合，这种独特的方法，使他在文献学、古代史、红学、方志学等领域接连取得了许多堪称轰动的学术成果”（寇延丁《用诗人的激情研读史学》，《辽宁青年》2004年第4期）。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进取意志和心无旁骛的专业精神，使周郢先生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学识水平逐渐提升，涉猎文献愈加丰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没有博学多识的深厚功底，不占有海量的信史资料，就不可能有《通史》的集腋成裘，破茧化蝶。
其二，史料求证的严谨性无懈可击。一部史学著作能否立得住，经得起历史检验，关键是征引史料的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的可信性，是史籍立足的顶梁柱、传世的生命线。为了采集可靠的信史，《通史》娴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即王国维提出的“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以及陈寅恪补充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充”“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文史研究方法，求征引用史料的准确性。他将中华大历史投影局部的泰山文化史，悉心观察泰岱文脉的律动与演进，从中捕捉有价值的蛛丝马迹，然后与典籍互鉴，去伪存真，辨析虚实，收获颇丰。他通过新出土的文献与新公布的史档，对照本土文献记载，厘清了许多史事真相，填补了泰山史的诸项空白，如清华简《系年》旁证齐长城的始建年代、敦煌汉简《风雨诗》印证秦始皇登封遇雨、无字碑新见马元贞题记佐证武则天祀岱史实等等；他通过搜集学科之外的非常规文献，如药方、墨谱、农书、账薄、契约、菜单等，发现、甄别了不少珍贵史料，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官方药材机构）曾将药方刻石泰山之巅、供游人抄录使用等等；他通过田野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将其置于时代大背景下仔细观照，确认无疑后加以采用，如在肥城、长清之间发现的刻于元代延祐“泰山石敢当”碑，系最早冠以“泰山”二字的石敢当碑，展示了石敢当信仰传播的一个关键节点，而徂徕山至正千户建寨题记，佐证了红巾军起义曾经影响泰山，等等；他通过域外汉籍与外语资料提供的线索，搜寻到一些国内遗失的珍本，二者相较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别本《泰山蒐玉》，与国内存本有着较大差异，经过比较研究，得出了正确的学术判断。对于学界争议的历史事件，《通史》在采用正史记载的前提下，以按语的形式列出诸家的不同观点及其后世研讨动态，如鲁人柳下跖里籍、晋国乐师师旷故里、孔子过泰山叹苛政之处、孔子观季札之子葬礼之地、刘禹锡《赠东岳张炼师》一诗引发关涉“碧霞元君”源起公案、黄巢兵败泰山被杀悬疑诸事，均列出史界不同的记述和迥异观点，供读者参考。这样处理，更显《通史》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其三，著述体式的大框架容量无限。一部150万字的通史著述，如果不搭建一个宏大框架，不可能容纳如此巨量的内容。换言之，没有适应内容需要的结构形式，就会限制内容的充分表达，影响叙事的自由发挥。纵观历史上的泰山史志名著，不外乎“志”和“览”两种。志体以明代嘉靖年间的《泰山志》为代表，览体以清代乾隆年间的《岱览》为标志。两种体式从不同角度记叙了泰山历史文化，各有所长，各具胜处。但不可回避的是，两种体式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分门别类的表现形式缺失了年代坐标，难以沿着历史时序对文化演进作纵向观察。由于体式架构的约束，有些重要门类不得不忍痛割爱，如泰山地区的香社、音乐、舞蹈、武术等内容，没办法在志览体式中找到安身位置。鉴于此，《通史》借鉴《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等史著经验，创新性地运用了编年体式。因为“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不论叙事、说理乃至写景、抒情，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而且可以通过时间、空间的纽带将其熔于一炉”（程千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言》）。这种有利于恢弘叙事的体式，为《通史》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挥发天地，能够多方位、多视角地观察解读泰山历史。正如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在《泰山编年通史·序》中所云：“《通史》不仅是一部以时间为为序、详述历史事件的编年史，而且是一部融汇古今、视角多元、雅俗共赏的总体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周郢先生‘将大历史与泰山区域史丝丝相扣，泰山史既是一山之史，又是中国全史的局部缩影。’”这个评语是公允的，恰当的。如果采用其他体式，势必缩手缩脚，处处掣肘，很难天马行空挥巨椽，自由驰骋写春秋。
其四，叙事延展的大空间不可估量。《通史》集百家之言于一帙，融千年史事于一书，犹如泰山历史大树的主干，必然生发繁茂的枝杈，结出丰硕的果实，将泰山叙事延展到更大空间，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通史》压缩了巨大的信息量，取其任何一个片段，即可做出专题性大文章。周郢先生曾依据《通史》所列条目进行专项研究，先后出版《明代名臣萧大亨》《羊姓史话》《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泰山国山议》等多部著作；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发表《明万历壬辰之役“借兵暹罗”发覆》《蒙古汗廷与全真道关系新证》《宋真宗崇祀泰山玉女意旨新探》《泰山香税制度新证》《红楼梦与泰山文化》等论文力作，扩充了《通史》的阵容和版块。今后人人均可借助《通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料，做成不同凡响、各有千秋的泰山文章。并推动泰山研究跃升到更高层次，跨上更高台阶。
毋庸置疑，《通史》是泰山文献史上最具含金的著作，其史学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存史价值必将与泰山共存。这一切，是与周郢先生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分不开的。从少小发心纂史，历经35年的砥砺奋进，终于修成正果，为泰山贡献了一部完整的文献大书。正如学友题诗慨叹的那样：“卅年深识用精专，泰岱风云日往还。万卷丹黄研勘尽，一编青简勒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