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三先生”泰山行迹新证

周 郢

摘 要：与范仲淹有密切交集的孙复、石介、胡瑗三人，皆力学笃行，开理学先河，后世尊之为“宋初三先生”。然其早期生平经历，皆存疑窦与空白，今结合碑石方志资料，对三先生泰山行迹予以探考。考明石介少时治经“徂徕石室”；孙复早年即曾至泰山附近，寓家于新泰孙村；而胡瑗读书之泰山，实为泰州泰山而非东岳。

关键词：孙复；石介；胡瑗；泰山；徂徕；泰州

与范仲淹有密切交集的孙复、石介、胡瑗，三人皆力学笃行，同开理学先河，后世尊之为“宋初三先生”。然三先生早期生平经历，皆存疑窦与空白，今结合碑石方志资料，对其泰山行迹予以探考。

一、石介少时治经“徂徕石室”

石介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前之活动，史传多不能详，今幸获宋代石刻，可补其缺。

1970年于肥城市东向镇南庄村南出土北宋李穆夫妇墓志铭，其中《李穆墓志》云：“公讳穆，字和之，姓李氏。……公幼孤特立，孝笃学，与石介先生治经徂徕山。天圣五年（1027），明经擢上第。”李穆妻《任氏墓志铭》中则明确揭出其读经处名为徂徕石室：“夫人天资慈仁，妇德纯粹。归李氏时，司勋犹未第，夫人尝谓其夫曰：业之所精者在于勤，志之所尚者在于专。业勤则不惰，志专则有成。读书、治生，未易两全也。君若欲兀兀穷年以苟岁月之养则已，必欲力学起家，宜无以生事累。若乃舅姑朝夕之奉，非贻君所忧也。自此，乃处于徂徕石室，居二年而遂登第。”[1]据此，李穆少年曾与石介“治经”于徂徕。有研究者据此认定“李穆年轻时于徂徕山从石介学经” [2] ，但考李穆生于至道二年（996）前后（据《墓志》推考），约长石介九岁，其登进士第亦早介三年。故穆与介非为后学，而是学长。根据墓志所载可知，石介早年曾与同乡士子群聚徂徕，研析经义，此为其最早学术活动之记录，弥足珍贵。

这一诸生研经处名曰“徂徕石室”，非仅言屋为石构，实取汉初蜀郡守文翁石室立学之典。《华阳国志》云：“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3]后世多用作学舍之别称。唐人裴铏诗云：“文翁石室有仪刑，庠序千秋播德馨。”[4]是则徂徕石室虽无“书院”之名，而已具书院之实。泰山书院教育之始，实可追溯于此。

那么立徂徕石室以聚士子讲学者，其又系何人呢？在姜潜所撰《宋故李公侍郎墓表并序》中留此讲师之线索。《墓表》立于熙宁五年（1072），原在肥城东向村李忠信墓前，后佚，2018年初被重新发现 [5] 。《墓表》云：“泰山有笃行君子曰李公（忠信）焉，以其子贵，追赠厥官，累之至于尚书兵部侍郎。公之嗣穆，具其行谍志实，而来请于潜曰：‘先子虽以嘉祐丁酉（1057）既克葬于奉高，有铭已纳于圹中，兹见于后世。又思得子之言，实之以文表显于墓道，然后为不朽。以穆尝学经于君之先大夫，知先子之行宜熟。’潜闻而嘉之。”此处引李穆自言“尝学经于君之先大夫”，“先大夫”意同先父，语出《后汉书·逸民传论》。知李穆所师者即姜潜之父，其经学一脉系由姜氏所传。那么姜潜之父为何人呢？据道光刊本《泰安姜氏家谱》所载世系：“五十五代名綋。……三子，长湛，次潜，次溥。湛赠右谏议大夫，溥荫补官，潜归原籍。”据此，姜潜之父名綋，李穆之业师亦即此公。

姜綋事迹履历，见于金代姜孝仪所刊《姜氏云亭房题名记》中[6]。其文云：“广川清远县（今广东清远）令讳綋，徙居太平镇。以五经教授邹鲁间，名士多从之。景德二年（1005）举明经诗学再登上第。”根据此碑所载，姜綋曾以五经教授邹鲁士子。其讲学之处，碑中未及，以《李穆墓志》推考，应即徂徕山之“石室”（綋家太平镇，即今宁阳磁窑镇东太平村，距徂徕甚近）。徂徕山长春岭下有姜潜“读易堂”，见于石介赠诗，或即其父旧业。姜綋讲经时，石介亦从之学，亦不无可能（綋登第早介二十五年，自为前辈）。介与綋子潜关系密切，《石氏墓表》云：“吾兄……女三人，长适进士姜潜。”潜于介为侄婿，又尝从介读经，故时人亦视为介之“门人”（欧阳修撰介《墓志》）。但从石介有关诗文来看，介于潜未视为晚辈，而引为同道，《寄题姜潜至之读易堂》中云：“慈母含饴垂秃发，先生怀道接茅庐。”[7]又《上孔徐州书》中言：“有姜潜者，故史馆屿之侄也，介素所畏服。其人存心笃道，好学服善，乐死忠义，能守志节。”[8]（按此处所述姜潜行辈与姜谱有异，待考。）可见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此或与介早年曾从游姜綋有关。

姜綋于天圣初年以“五经教授”于徂徕，邹鲁名士如李穆等皆景从之，其举实可视为泰山之书院先声，于后代孙、石学馆与书院之设当有重要影响。而泰山姜氏自五代入宋，“既多名士，又出显官，其进身者，或擢第于枫庭，或承居于世禄，或以孝行之选而起于乡校，或以遗逸之兴而召试中书，或习武略擢为殿魁。其居职者或讐芸阁之书，或剖铜符之政，居莲幕治琴堂者，又何纷纷如也” [9]。如后周姜翼，通礼经，登显德三年（956）第，仕宋为屯田郎；宋代姜屿，端拱间进士，吏部郎中；姜镐，景德间进士，尚书屯田郎；姜湛，祥符五年（1012）进士，历国子博士；姜铨，皇祐五年（1053）进士；秦州司理参军；姜锷，嘉祐进士，将作监部增宣德郎；姜君爽，熙宁三年（1070）以明经擢第，授火井知县；姜子卿，元丰八年（1085）进士，沛县知县；姜子明，元丰八年（1085）进士，慈州司理参军；姜知彰，元符二年（1099）以武举进士，擢为状元，授右班殿直，知彭阳城；姜知微，以孝行举嘉王榜，赐上舍第，陵川令。其中姜綋之父姜屿，系《典府元龟》《贡举条制》《大宋崇祀录》编纂者之一，也是宋真宗封禅时奉诏致祭亭亭山之人，有《明越风物志》《庐山游览集》。其家族与泰山文化大有关联，亦当特加关注。

二、孙复早年泰山行迹

宋景祐二年（1035）冬，孙复应石介之邀至泰山讲学，至庆历二年（1042）召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 [10] 。一般认为，孙复居泰山前后共八年。

然据元祐初年（1086年后）毕仲游《理会科场奏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人犹以为未尽《春秋》之旨意。” [11] 又绍圣元年（1094）朱长文《春秋通志序》：“本朝孙明复隐泰山三十年，作《尊王发微》，据经推法，洞究终始。” [12] 按两文一说“三十年”，一说“四十年”， 虽有小异，但皆与“八年”时差巨大。朱长文(1039—1098)曾亲侍孙复帐下，据张景修《朱长文墓志》：“泰山孙明复讲《春秋》于太学，往从之，明复韪焉。” [13] 闻见自较真切。而毕仲游(1047—1121)文则是向皇帝进呈的奏疏，更不会在其中信口开河，造作事实 [14]。

对此，陈河晋提出一种解释，即孙复初至泰山不始于景祐而是更早，其称：“孙复开始退隐泰山，大概在仁宗天圣初年(约1024)。清人赵起鲁《孙明复小集序》中言‘孙明复先生当景祐时由晋之鲁，讲学泰山’一说恐不确。盖石介等向孙复躬执弟子之礼是在景祐二年(1035)，石介素有名山东，而孙复则鲜为人知，若不识其德业经术出己之上，石介岂肯贸然奉其为师？信此，孙复则必定已居泰山有年了。《宋元学案》称孙复与胡瑗在泰山同学十年，而胡瑗在景祐初已被范仲淹荐官入朝了。故可推知，孙复隐入泰山之时，当在景祐初之前十年，即天圣初年，其时孙复年约三十三岁，‘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宋史·孙复传》)在泰山的十年中，石介尝与之同学。” [15] 惟此新说与石介自述“今春（景祐元年）来南都，又逢孙明复” [16] 及“今春来南都，明复去京辇，未识心相通，所怀恨未展” [17] 不合，但认为复早年曾至泰山有其合理性。

今按：孙复早年生活虽史传不详 [18] ，但方志中尚有行迹可征。明天启《新泰县志》卷六《人物·侨寓》云：“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因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今县治西南十八里，有庄名孙村，故老相传，以为复之读书泰山也，实家于此。” [19] 乾隆《新泰县志》卷七《古迹》云：“孙村：县西南，孙明复读书泰山，遂家于此，故名。” [20] 又清初新泰知县卢綋《孙明复先生祠记》称：“邑西南乡有所谓孙村者，盖因先生得名也。”[21] 杨继芳《平阳日记钞》云：“曝书山（今新泰城北金斗山）……为孙明复读书处，石壁有遗刻，风雨蚀晦，渺忽不可识矣。”[22]清王轩《新泰杂诗》其七即咏孙复遗迹：“独抱麟经契素王，东州师弟亦恢皇。龟山梁甫空苍翠，谁辟先生旧讲堂。” [23]

上述诸记虽出明清人手笔，但“孙村”地名出于宋世，今有幸得到出土文物之证实。 2009年在青云街道安全村西丘陵发现一方宋代墓志（今藏新泰博物馆），镌石于崇宁三年（1104），志盖题“宋故奉议郎龚公之墓”，志石记宋新泰士人龚忠良生平。中称：“（龚氏）今为新太人。盖所居东孙村，汉之故林在焉。”是“孙村”之名自宋已然，得名孙复，颇可征信。若再参以杨继芳所述曝书山石壁遗刻，孙复曾寓家新泰应无疑义。

或认为孙复之新泰寓家，系在景祐讲学泰山后之事，似不确。范仲淹《举张问孙复状》中称：“臣又见兖州仙源寄居孙复，元是开封府进士，曾到御前。素负词业、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24]知孙复退隐讲道时，乃寄籍于兖州仙源，仙源即今曲阜，与新泰无涉。而此时孙复在泰山绛帐高揭，交游公卿，学术、政治活动繁剧，亦无可能独赴新泰居山读书。故窃以为孙复寓家新泰、读经曝书，并非其景祐之行，而是少岁之踪。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称其“少举进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阳” [25]，既言“少”， 则后“退居泰山”不专指书院岁月，应包含早年寓家新泰之经历。

若再进一步追溯孙复身世，其祖上乃与泰山地域有关联。据山西临汾清代所修《闻喜岭东孙氏家谱》，孙复系孙权二十五代孙，其曾祖在五代后唐同光元年（923），从山东郓州被掠，驱至山西平阳，复曾祖父君房、祖父胜遂至平阳沙坡底东宜村落户，复父有功及复皆生于此 [26] 。郓州即今东平，孙复祖上自斯地被掠，或即本州之民户。孙复卒后，葬“郓州须城县卢泉乡之北扈原” [27]，疑因其旧家在郓之故。若此，孙复故乡既在泰山附近，其早年浪迹四方，弱冠岁（大中祥符间）曾一度回访故山，寓家新泰，实有可能。毕仲游、朱长文在追记孙复生平时，将这段经历与此后泰山书院岁月合并统计，故有隐泰山“四（三）十年”之说。惟作如此诠释，方无年代歧异之惑。

另外，关于孙复墓葬，前引《墓志铭》明载其葬郓州须城，但史籍中别有卜葬泰安之说。弘治《泰安州志》卷二《陵墓》：“孙明复墓：在州东三里。”《大明一统志》卷二二：“孙复墓：在泰安州东三里。” [28] 明吴珫辑《三才广志》：“孙复墓：在泰安州东二里。” [29]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九考云：“宋孙明复墓：在泰安州东三里，一在东平州。按欧阳修墓志云：葬郓州须城县卢泉乡之北扈原。宜以东平者为是。” [30] 复墓在东平固无疑，但泰安州东之墓亦可注意。考石介《与董秀才书》中言孙复“躬负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将藏于泰山、徂徕之间，而贫无以具棺椁，先生朝夕仰天而哭” [31] 。是复之先人实聚葬岱麓，《泰安州志》等所言州东之“孙明复墓”当指孙复先人墓。

三、胡瑗读书“泰山”辨

自南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述胡瑗曾孙胡涤之说，谓瑗“布衣时，与孙明复、石守道同读书泰山”。自此三先生同读泰山说遂盛行于天下。但经当代学人屡经考辨，孙石胡同读泰山实属误传，并非史实 [32] 。然考辨固确，仍留下一处疑点，即胡瑗读书泰山说的源头，究竟从何而来？今对此试作别解。

窃以为胡瑗读书“泰山”，实为读书“泰州”之讹。胡瑗乡贯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早期经历不明，传曾与富弼同读泰州，天圣初年（1023）预滕子京、范仲淹“文会堂”之会。对此康熙《江南通志》有记：“读书堂，在泰州东北八十里景德寺东廊。宋天圣中，富弼随父任，与胡瑗、周孟阳同读书于此。时范仲淹、滕宗谅俱官海陵，谓三人皆公辅器，厚遇之，后果然。”又：“文会堂，在泰州旧治内。宋天圣间滕宗谅为郡从事建。与范仲淹、富弼、胡瑗唱和其中。” [33] 其事细节或有增饰，但瑗为泰州人，当日读书乡里自为可信。

而此“泰州”，后来或被转换为“泰山”。盖南宋之初，于泰州城边筑起一座泰山，遂成为该州第一胜迹。万历《泰州志》卷一《形胜》首列便是斯山：“泰山，州治西门内，髙五丈周百二十余丈，以州名名之。登山四望，凡距城百里，举在目前，而京口诸峰隐然可见。” [34] 又道光《泰州志》卷三《山川》云：“泰山，在州治西门内。宋绍兴十年（1140），开东西市河，垒土而成。高五丈，周百二十余丈，因州为名。” [35] 由于古人撰文习惯标举山川为城邑之代称，如孙复初讲学之地，在奉符县城内之信道堂，而欧阳修墓志记作“退居泰山之阳”，《宋史》本传作“居泰山”，皆为显例。入南宋后，由于此一“泰山”成为泰州地标，世人遂将胡瑗“读书泰州”，雅称“读书泰山”。又因此“泰山”与东岳重名，而后者又是孙、石书院肇兴之地，于是再衍生出孙石胡同读之说（至家书投涧等事，更系造作佚事，不近情理，不足深论）。此虽系推论，或近其实。

历史上“泰山”、“泰州”夹杂致讹，并非只发生在胡瑗身上，不妨再举一相近事例。明代名臣萧大亨，祖籍江西吉水，后迁徙山东泰安，这在其墓志、墓表中记述清晰。但到了道光《吉水县志》卷二二《名臣》则记作：“萧大亨，号岳峰，吉水人，祖籍泷江，寄籍吴陵。” [36] 此“吴陵”为江苏泰州之古称。盖县志作者误将“泰山”（或泰安州）看成“泰州”，撰志时又为求古雅，特用了泰州古名“吴陵”，于是便为传主杜撰一则“寄籍吴陵”的莫须有经历 [37] 。此例恰可印证上述关于胡瑗之推考。

另，宋人在泰州泰山建安定书院，祀胡瑗，明代改称“泰山书院” [38] 。南北两座泰山书院，都与胡瑗发生联系，亦可称为一段历史趣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