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徂徕之隐与玄宗封禅

  《旧唐书》卷一九○《文苑·李白传》载：“李白……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来(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关于李白的徂徕之隐，前人多认为系潇洒诗仙诗酒避世、放诞风流之举。如金元好问之“徂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登泰山》)，清王士禛之“徂徕林壑美，复爱竹溪清。应有云霞侣，幽居远世情”(《徂徕怀古》)，洪昇之“斯人不可作，高致谁能攀。此地经千载，唯闻六逸闲”(《竹溪》)，乾隆帝之“六逸怀竹溪，高风迷处所”(《望徂徕山》)等，无不着眼于远世之怀与深隐之高。
  但若结合李白之生平思想通作考察，这种理解显是流于皮相。盖太白一生皆以功业自许，所谓“身为下邳客，家有圯桥书。傅说未梦时，终当起岩野”(《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而当此开天之交，正是他汲汲奔走于公卿，谋求见知于万乘之际，“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左拾遗李公新墓碑》)。宦情方热，名心正炽。此时其忽与孔、韩之辈大隐于徂徕、酣饮于竹溪，窃以为绝无可能是远尘避世，而是寸心之中别有机杼。

唐人入仕  隐居为一重要门径
  唐人入仕，除去科贡一途外，隐居也是一个重要门径。此举在李唐早已为士大夫所利用，而成为另一类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李白基于各种原因不能参加科举，而欲声达帝庭，为王者师，只能走隐逸求仙一途。斯所谓“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也。考李白一生数次隐居，莫不有其政治上之考量。如开元十九年(731)前后的终南之隐，便别具寓意。对此郁贤皓先生指出：“李白隐居终南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此诗提到‘功业犹未成’，透露了一点消息，而在《赠裴十四》诗中则说得非常明白：‘身骑白鼋不敢度，金高南山买君顾。’原来李白隐居终南山是为了‘买君顾’！就是说，他要以隐居为手段，抬高身价，以便有朝一日得到君王重用，完成‘功业’。”(《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辩》，《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页150，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所见甚深，所论甚当。
  而此后李白徂徕之隐的用意是否也是如此呢，葛景春、刘崇德二先生对此有精辟之评说：“‘竹溪六逸’其实学阮籍‘竹林七贤’，诗剑酒棋，买邀声名，以求圣明天子以草野之中礼贤下士。”(《李白由东鲁入京考》，《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页264)。
  不独太白心态如此，与其同作“竹溪之饮”的其他“饮逸”，也多是汲汲求进的功名之士。如李白《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云：“时时或乘兴，往往云无心。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于此注云：“即韩、裴、孔等亦非真隐者，观此诗知干谒不遂而又还山耳。”可见所谓“竹溪六逸”几无一真隐，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亦不在山，而在于廊庙之间的仕进中人。
  若钩稽此际的诗仙心态，还有一则石刻文献堪作旁证：《岱览》卷第二十二云：“唐李白题崖：文曰‘独秀峰’。右真书，勒三岭崮北，相传为李青莲笔。”近年于徂徕竹溪以南的峰峦上发现此三字楷书摩崖，无年款姓字，而其旁有金人党怀英等题记，定此为“太白遗刻”。怀英为李白叔祖李阳冰一派籀篆传人，其考鉴似可信从。按“独秀”语出《宋书·谢庄传》：袁淑叹谢庄之才云：“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太白于徂徕千峰中，独系此“独秀”二字(或原有此峰名，太白为其书刻，或峰名即白所取)，显然是其不甘埋没庸众，意欲卓立天表的心理表露。
  综上可见，开元之末的李白徂徕之隐，全属一次“金高南山买君顾”的求仕行动。然而，“道即不行隐即宜，也须择地可栖迟”(元鹿森题竹溪庵诗刻)，以隐求仕，隐居地点至关重要，若“择地”失宜，纵老死岩谷亦难为君上所知。因此，唐代士子求名求仕而隐，其最为热门的地点，首推终南山与嵩山。《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序》谓：“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嵩、少(室)、终南为仕途捷径。”高道司马承祯在回答假隐士卢藏用的言语中，形象地将终南称之为“乃仕宦之捷径耳”，道出了个中实质。而中岳嵩山，开耀间处士田游岩居此山，成功邀得高宗幸其庐舍，征为崇文馆学士(《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列传》)。玄宗时隐士卢鸿亦居此山，赢得朝廷三诏相征，“诏入赐讌，拜谏议大夫，赐以章服”(《大唐新语》卷十)。这两大隐居地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靠近唐帝国统治的中心(一近长安，一近洛阳)，去天尺五，声名易达天听。而与两山相比，徂徕僻处于东土一隅，远离政治中心。既然如此，李白在“隐以待君”的地点选择上，为何竟会独钟情于此山？而徂徕之山，又何以会成为求进士子眼中的又一条“终南捷径”呢？这些，只有联系徂徕山在唐代独特的文化背景，方能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两次封禅  泰山成举国注目之区
  按徂徕之名初见于《诗经·鲁颂·閟宫》，系泰山东南麓支山，故后世亦将此山统称为泰山。故李白隐于徂徕，亦可视同为隐于泰山。严耕望先生《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谓：“东岳、徂徕为东方名山，读书者必甚多。”(《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页246，中华书局2006年版)仅视其山为士人习业之地，虽所论亦确，而未揭底里。盖泰山在李唐一朝，实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虽处东方，却是帝君翠华屡幸之区；虽位一隅，却是王朝宗山祀典所在。造成泰山这一独特政治地位的原因，源于当时一种重大礼仪活动--封禅大典。
  唐代，封禅之仪曾两度举行。一次是在唐高宗朝，乾封元年(666)高宗与武后封泰山，禅社首山。一次是在唐玄宗朝，开元十三年(705)玄宗封泰山，禅社首山，礼成后“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两次大典使东岳泰山一时成为举国注目之区。
  首次对李白与封禅活动的关系予以考察的，为美国学者艾龙，所作《史传“云封”诗谜情含天宝年号——李白为“许云封”取名涉及唐玄宗封禅大典和天宝艳闻考》(《李白学刊》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指出：从李白为李諅外孙所起“许云封”之名，包含了其对唐玄宗泰山封禅的密切关注。如果查证李白的相关诗文，我们也可获得其关注封禅的诸多例证。如于高宗封禅，其《明堂赋》中作了这样的追述：“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经始明堂。”玄宗将行封禅，李白更是异常兴奋，其《大猎赋》中颂云：“方将延荣光于后昆，轶玄风于邃古，拥嘉瑞，臻元符，登封于泰山，篆德于社首，岂与乎七十二帝同条而共贯哉？”(按赋称“方将”，系未然之词，当作于玄宗封禅之前。郁贤皓先生推定此篇作于开元八年，较为合楔。)《明堂赋》中颂云：“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陆而苞陶唐。”在《登泰山》诗六首中，更是深情写到了开元封禅往事：“石平御道开。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
  为什么帝君的泰山封禅能引起李白等士子的强烈关注呢？这是因为，历代帝王多借封禅之行访遗逸、征幽微，几无例外。张说《封禅颂》中所谓：“历郡县，省谣俗，问百年，举百祀，兴坠典，葺阙政。”苏颋《东封颂》所谓：“抚遗甿，赐之复。”这其中除去行“封禅举”特试外(唐人墓志中数见应“封岳举”而为官者)，有时帝王还亲自召见、礼聘一批高人逸士。如高宗封禅，便造庐访寿张高士张公艺，“赐以缣帛”。职是之故，每次封禅举行，都被功名之士视为顾恩邀宠的难得机遇(如《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载：“玄宗封泰山，晏始八岁，献颂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张说试之，说曰：‘国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可为一例。)
欲学王希夷  金高南山买君顾
  徂徕山与皇帝举行登封、降禅的地点均近在咫尺，于眷邀君顾上，诚可谓是“近水楼台”，远比其他名山更具优势。就在李白入隐徂徕之前不久，此山的一名隐士，便借封禅大典而成功“登龙”，简逢帝知。此公姓王名希夷，《大唐新语》卷十《隐逸》记其事云：
  “王希夷，徐州人。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取佣，供葬毕，隐于嵩山。师事道士，得修养之术。后居兖州徂徕山，刺史卢齐卿就谒，因访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玄宗东封，敕州县礼致，时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张说访其道异，说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职事，乃下诏曰：‘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圣去智，抱一居贞，久谢嚣尘，独往林壑。属封峦展礼，侧席旌贤，贲然来思，应兹嘉召。虽纡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上齿。可中散大夫，守国子博士。特听还山。’仍令州县岁时赠束帛羊酒，并赐帛一百匹。”
  在《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列传》希夷本传中，更记载了“玄宗东封，敕州县以礼征召至驾前，宦官扶入宫中，与语甚欢”等君臣相得的细节。
  按王希夷隐处，在徂徕山北之玲珑山。山上有金人孔端肃题记称：“一山岣嵝特异，名曰玲珑岩，古洞深敞，传唐王希夷栖此。”又徂徕顶有希夷诗刻二首，分别为：“徂徕山下是吾家，吸露嘘风卧紫霞。几百年来无个事，朝朝坐对老松花。”“翠满竹溪云满山，晨钟暮鼓叠烟鬟。天光一线开丹嶂，独坐松篁杳霭间。”系元代至至正二十五年八月补刻(按二诗《全唐诗》并失收)。据此知希夷亦自工于诗章之士，非徒以隐逸称。
  这位王希夷可谓是“金高南山买君顾”的一大成功者。虽然他因年近期颐，未能身践台辅，一展宏图，但声动九卿，晤对三公，甚至被至尊亲召，“扶入宫中”，“访以道义”，这些都是李白梦寐以求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李白集中有《赠别王山人归布山》诗云：“王子析论道，微言破秋毫。还归布山隐，兴入天云高。尔去安可迟？瑶草恐衰歇。我心亦怀归，屡梦松上月。傲然遂独往，长啸开岩扉。林壑久已芜，石道生蔷薇。愿言弄笙鹤，岁晚来相依。”按布山亦泰山支脉，在徂徕之西(今肥城市安庄镇境)，布山之“王山人”如即希夷，则两人有交。即使李白与之无所交游，但其闻知希夷“遇合”之事却是毫无疑问的。王希夷通过徂徕山这条“终南捷径”而荣邀帝眷，给苦心求仕的李白、孔巢父等人以极大的启发与鼓舞。很可能在这种心态下，李孔等“依样画葫芦”，在希夷栖迟旧地，结成“竹溪之饮”的独特“组合”，试图借“酣歌纵饮”来吸引官府、遥达帝知，期盼一日“天书访江海，云卧起咸京”(《秋夜独坐怀故山》)、“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若此，竹溪之饮正可视之为太白的磻溪之钓，徂徕之谷也大似长安的终南之径。(据艾龙前文考，开天之际玄宗有一次重封泰山之议，后因故未行。如所考可信，则李白于此时结隐纵饮，更有深意。)因此愚以为，李白择地徂徕而隐，应基于上述因素而使然。
  李白晚年于《为宋中丞自荐表》中称：“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子真谷口，系用汉隐士郑朴(子真)钓隐谷口之典，以此借指徂徕隐处。看来，徂徕之隐对太白声闻五府，远达天听，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在这一点上，我颇赞同葛景春、刘崇德二先生前文中的看法：“李白应诏入京，当然主要是因为他诗誉文才名动京师。其次，这与他在山东徂徕与孔巢父、韩准、裴政等‘竹溪六逸’隐居也有关系。”
  徂徕山这一处隐者入仕的“终南捷径”，中唐以后，虽因封禅之典的停止而致地位有所下降，但于此求仕的人士仍不绝于途，甚至还有高僧侧身其中。如权德舆《唐故章敬寺百岩大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五○一)及《宋高僧传》卷十《怀晖传》，并载高僧怀晖贞元间卓锡于徂徕山，四方禅子多来请问，后宪宗诏其入章敬寺。可见徂徕山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了解了徂徕山在唐代的这一文化特点，有助于洞悉李白徂徕隐居之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