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玉器幽姿频现泰山

 

“秦松汉柏盘天地，玉简金函纪帝王”（明人尹台《望岳》诗）。古代帝王到东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一种祭祀天地仪式），其祭告天地文书皆镌之玉版（分别有玉简、玉册、玉牒、玉检等名目），敛之金匣，封埋祭坛之下，所以封禅之典又被称为“泥金检玉”。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卷五《封禅》篇中便颂云：“树石九旻，泥金八幽；鸿律蟠采，如龙如虬。”

早在炎汉之先，已有泥金检玉的制度。《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又明人王思任《登泰山记》称岱顶有“汉武玉检碑”。此后诸帝多有镌玉制器之事，但其文皆秘而不传，据唐人贺知章解释：封禅玉牒本是皇帝同神明勾通之物。前代的帝王，所祈求的各不相同，“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十分隐密，故外人都难以窥知。

“昨日玉钱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历代帝王之封禅玉宝，当日虽封埋泰山幽宫，但在后来的陵谷变迁中，却也曾数度重出九幽，再见人世，而在历史长河中频现其惊鸿之姿。

东汉泰山太守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岱宗上有金箧玉册，能知人年寿长短，汉武帝探策得十八，倒读曰八十，后果寿八十。”所记玉册能知人寿长短自不可信，不过汉武于泰山获见玉册可能确有其事，所得可能是前代帝王的封禅遗物。又《隋书·五行志》载北齐天统初年，“泰山封禅坛中玉璧自出”。说明封禅玉器确有出土之事。关于玉册出土最早的确切记录是在宋代，《宋会要·礼二十二》载：雍熙初年，内宫太监在泰山下社首山获得唐明皇东封时所埋祀皇地祇玉册和苍璧，遂即送往京中，于是存于内府。宋真宗定封禅仪时，曾参考其册制度，至行封前夕，令人将玉册瘗于旧址。继唐玉册之后，明初在同一地点又出土了宋真宗玉册。洪武九年（1376）二月，泰安州民在蒿里山得一玉匣，内中装有玉简十六枚，有关官员进献于朝廷，经查验其文，乃是宋真宗为祀泰山后土所制。而据《明太祖实录》卷一Ｏ四之记载，此次所出玉册还曾得到太祖朱元璋的亲自“鉴定”，朱元璋查看玉册后说：“古者祀天用玉，后世祀后土亦用玉，岂非推广其义欤？今观此乃先代帝王致敬神祗之物。”下令将玉册仍封埋于故坛之中。

除了社首、蒿里多有发现外，岱顶的告天玉册也数显蕴辉。成化十八年（1482）秋，泰山大雨，在岱顶日观峰上冲出一方石函，内藏宋真宗祀天玉简十六枚。会宫中太监至泰山公干，遂携玉简驰回京城向皇帝奏报。明宪宗以其为泰岱灵物，于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复遣中使送归泰山，“仍瘗旧所”。济南知府蔡晟《重修玉帝观记》云：“圣天子命御马监太监钱喜归前代封禅玉册于旧所，且为文致告，盖盛举也。”

清乾隆间，日观峰下复见玉册。《泰山道里记》载：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十二月十四日，施工人员在日观峰凿石，得玉匣两盒，各以玉检金绳封缄。打开检看，其中一匣为宋代祥符年间玉册，共有十七简，每简刻一行。玉册用黄缦折叠包裹。甫一开启，缦布便“见风灰飞”。另一匣未作开启。两盒玉匣都由山东巡抚阿里衮进献于朝。时人郑大进尝诗纪此事，中有“玉简千年回地轴（原注：宋祥符间玉册屡现山中）”之句。这两盒玉册，献入清宫后，再无下落，其简册内容已不可考知。

 

2.民国出玉扑朔迷离

 

历史翻到民国时期，在兵火板荡中，又有封禅玉器双双出土，构成喧嚣一时的泰山珍宝公案。

第一桩公案发生在民国十年（1921），玉器出土于泰山周明堂。周明堂位于泰山东北深山中，相传为周天子封禅后朝觐诸侯之所。民国十年夏，明堂附近李家泉庄村民韩富甲兄弟在雨后铲沙时，忽“掘出盘五、碗五、鼎一、白玉雕成，银斑夺目”（民国·李东辰《胆云轩随笔·明堂近事》）。后韩氏将玉器私售于济南古玩店茹古斋。泰安士绅获悉后，以为“泰山古物，何可私卖”，闻于县府，将韩富甲等人拘捕，并上报省府，要求茹古斋退回原物。但几经诉讼，古玉终未追回。据传后来古器“大多数流地外洋”（民国·赵新儒《泰山小史注》），每使泰安人士叹恨不已。

第二桩公案发生在民国二十年（1931），所出之器即前文提及的唐宋禅地玉册。当时国民军第十五路军宁夏马鸿逵部驻军泰安，在蒿里山施工中，于文峰塔故址先后掘得宋、唐两份玉册（当时仅披露唐玉册）。此事在当时北平学者容媛女士《泰山麓发现唐明皇封禅玉简》一文中有详细之披露：“泰山山之下津浦路泰安车站以北，有一小山名曰蒿里山，山上有阎王庙，庙前有一塔，其建筑年代无可考，但据故老传说，知其为唐代物而已。十七年（１９２８）革命军北伐之役，山上之庙及塔均为军火所摧毁。旋某军驻防泰安，乃派兵扫除山上残砖破瓦，并在该塔原址筑一纪念碑，今巍然矗立。”“当某军部扫除该塔时，因改建纪念碑，乃先掘除塔根之残砖；不意塔底之下忽发现五色土，与北平社稷坛形式相同；土成一方形，四周为赤白青黑四色，中为黄色。掘土兵士，见其土质特别，即报告官长；某军首领知其下必有宝藏，乃令向下挖掘，当在赤白青黑各色土内，掘获大批玉器。考其文字，皆唐明皇封禅泰山所用之祭品也。”“后又在当中黄色土中，掘获一五尺见方之石盒，盒外雕刻极为细致；开启石盒，复有一金盒在内，刻花尤精。金盒之内，有白玉版十五块，平排于内，长约一尺，宽二寸左右，每版之上皆刻隶字，形体与唐明皇所立泰山铭同；联读十五版上之文，则唐明皇封禅泰山之祭文也。”（见《燕京学报》第十三期《二十二年国内学术界消息》）。泰安人李东辰《泰山题石选粹》中亦记载：“五月六日在文风塔旧基距约十尺许，掘土获五尺方石盒，内套玉盒，长尺余，中贮玉版十五，宽寸余、长尺余，外有金钉百九十九枚，每钉重约一钱，以金属黄白色带束玉版。”玉册出土后，马鸿逵曾持其中一册请一当地学者及两名北平古董商进行鉴定，定为唐玄宗封禅玉牒。遂由此传出了玉册出土讯息及唐册拓本，一时轰动学林，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三月十日北平《晨报》曾发专文报导，《燕京学报》也刊出消息，著名学者邓之诚、柯昌泗、王价藩、赵新儒等均 有所记录。容媛在报导文中也给予极高之评价：：“据泰安之考古家谈，此项古器为空前之发现。……其重要处，一方面可以考量古代封禅泰山典礼仪式，一方面可见古代书简之形象，与中国历史文化极有关系，其价值当不在过去发现任何古物之下云。”玉册重现后，为马鸿逵“什袭藏之”，后马部离泰，两册遂下落不明。

 

3.封禅重器重归故国

 

泰山唐宋玉册再次露面，已是四十年后的１９７１年，地点则是海峡彼岸的台北。据当时负责接管玉册的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那志良先生介绍：这两份玉册，出土后就一直存在马鸿逵之手，马过世后，其夫人把两份册由美国运回台湾，呈献于蒋介石，后由总统府拨归故宫保管。泰山玉册疑案至此方才真相大白。唐宋玉册的传奇经历，顿时成为宝岛新闻上流播喧传的热门话题，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报》、《中央日报》相继刊出通讯，都对这一文化要闻作了详尽报导。

  根据台北故宫方面公布的资料，两份玉册的形制、镌文分别如下：

（１）唐玉册：质地为粉白色大理石，共１５简，每简长在２９.２～２９.８公分之间，广３公分，厚约１公分。在简的上下两端，各横穿一孔用以穿绳连接各简。每简上刻隶书一行，凡９字，惟明皇署名“隆基”二字为楷书。其文曰：“维开元十三年岁次乙丑十一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嗣天子臣隆基敢昭告于皇地祇：臣嗣守鸿名，膺兹丕运，率循地义，以为人极。夙夜祇若，汽（同迄）未敢康。赖坤元降灵，锡之景祐，资植庶类，屡惟丰年。式展时巡，报功厚载，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瘗礼,式表至诚。睿宗大圣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飨。”

（２）宋玉册：质地为白色闪玉，共１６简，每简长２９.５～２９.８公分，广２公分，厚０.７～０.７５公分。形制与唐册相同。每简上刻正书１行，凡１６字。其文曰：“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子，嗣天子臣恒，敢昭告于皇地祇：无私垂祐，有宋肇基；命惟天启，庆赖坤仪。太祖神武，威震万宇；太宗圣文，德绥九土。臣恭膺宝命，纂承丕绪。穹昊降鉴，灵符下付；景祚延鸿，秘文昭著。八表以宁，五兵不试；九谷丰穰百姓亲比。方舆所资，凉德是愧。溥率同词，缙绅协议；因以时巡，亦既肆类。躬陈典礼,祇事厚载；致孝祖宗，洁诚严配。以伸大报，聿修明祀；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谨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瘗，式表至诚。皇伯考太祖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皇考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飨。”

 

4.王莽玉牒新出长安

 

而今, 古代封禅玉器又有了最新的发现。据新华社2001年9月28日电讯：近期在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桂宫内4号宫殿遗址中，出土了一方玉牒残片。玉牒为青石质地，通体磨光，呈黑色，残长13.8厘米，宽9.4厘米，厚为2.7厘米，上面阴刻着涂以朱砂的篆文，尚存29字。其文曰：“…万岁壹纪…作民父母。清…退佞人姦轨，诛…延寿长壮不老，累…封坛泰山，新室昌…。”（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四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笫1期）玉牒铭文所云 “新室”，当指王莽所建“新”朝政权（公元8年至25年）。据此，这方玉牒应系新帝王莽为封禅泰山而制作之祀天礼器。

  王莽代汉后, 中散大夫扬雄进呈所作《剧秦美新》,奏请封禅。因之王莽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与天凤元年（公元14年）两次廷议巡狩，最后确定在“天凤七年，行巡狩（封禅）之礼”。并效法汉武故事，制作玉牒，以备东封之用。并在玉牒中向上天祈求新帝王莽长壮不老，寿历遐岁；新朝昌盛，长治久安。依封禅礼制，玉牒最后应瘗之泰山坛中。而此牒未封之岱巅，而是出土于长安宫中，这则是因为天凤四年（公元17年）泰山已为赤眉军所据，王莽东巡势无可能，封坛检玉之礼只能胎死腹中。班固《汉书》对王莽一朝政治极尽污蔑。当他撰作《汉书》之际，汉光武帝正大张旗鼓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张扬光复之绩，宣示王莽之罪。并将此东封告成，作为汉室盛业之标志。如果班史中直书新莽一朝亦有封禅之议，则定使人感光武东封不过继王莽废业，于神化后汉王权，多所不利。故而其著书中于此重要史实，避而不书。故此玉器残片的出土，重现了这段湮隐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史家尝谓：“山东泰山,为五岳之尊, 历代帝王无不封禅致祭，以彰其丰功伟绩, 即所谓报天之功也。秦汉时甚重此礼，后世相沿, 有《史记·封禅书》等可以稽考；其所用一切金石祭器, 皆与中国历史文化上有重大关系。”（前引《燕京学报》文）但当日封埋地下的封禅文物, 却一直难觅实物, “后世考古家欲为历史文化之考讨而不可得”。而今不仅唐宋禅地玉册相继出土且回归故国，公诸于世，且王莽玉牒又新出幽宫，为研究中国封禅制度与泰山历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实物资料。诚如史家所誉，此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未有之发现”（日本·马场春吉《山东史迹与史谈》），“其价值当不在过去发现任何古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