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从办公室与教室连接的走廊上过来时，我都不敢左顾右盼，西边二楼是我曾经教过的班级，当过班主任的班级。由于不能说出来的原因，升高二的时候我被直接拿下了。我早就有一种预感，但是真正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我还是情不能自已地痛哭了一次，而后进入一夜无眠。既是为自己断裂般的痛哭，也是为学生失去的痛哭。

       我尽量不跟原来的学生接触，他们需要渐渐适应新的老师，面临新的生活。他们来我跟前说一些抱怨的话，我也只是听听，不发表意见，最多偶尔回应一句“是么”。一个学生辍学了，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同伴胡乱地外归因，想从我这儿得到认同，我想说，她真要想上学，没有谁能拦得住，一点外界的原因，也只是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呀，如果没有这根稻草，又会怎样呢？我是过去式，一种向后的存在，学生需要向前走。 在课间的时候，我还是经常遇见原来的学生，他们老远就叫我“老师”，向我招手，我只能无力地回应。

     一次，我在操场散步，几个女孩在看台，向我招手，让我去她们那边。我给她们示意，让她们来一块散步。她们就像喜鹊一样飞旋下来，走在我身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是一个听众。其实她们很想听我发表什么，那时候我的喉头发胀发涩，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度，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走着，操场的人声笼罩着我们，我们就藏在这样一个宏大而安全的气流中。说话是多余的，在一起走走，感受着人就在身边，好在只是一圏，我们都觉得这种身份像是在偷，聚一下就马上散开了。

     一个学生给我打电话来了，她在校门口进不去，让我给门卫打个招呼，我说，我不当班主任了，这样做恐怕不好吧。她没有坚持，说话时有种因为唐突的歉意。这是一个初中没有被善待的女生，在我的班里得到了超出一般学生的善待，希望她有一个好的开始。这个学生打这个试试看的电话背后，有一种放大的期待和无意识的依赖。

     这几天，校园里突然热闹起来，在三楼的圆形平台上，有几个学生在好像排练，快十一了，学校要让各班组织活动了。果然，我去上课的路上，遇见了原来的几个学生，一个大个子男生拥抱了我，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原来是班长。他们说：我们也排节目，老师可来看啊！我问了是什么时间举行，并说一定去的。他们与我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透出的光芒有些复杂，期待中带有迟疑，深情中带有羞怯，那是一种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目光，在光线灰暗的办公室走廊里一闪一闪。

      我强打精神上课，故作平静地谈笑，都掩饰不住受过重击的失落。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的无情，但还是对这个世界残留希望。我想越来越多的人会懂得教育，因为教育确实能够让人脱离鄙俗。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困在因循的机器中无力仰望。

     在分校当班主任，我已经完全进入教育的状态。班里的学生是按成绩分最差的一等，上个二本线是天花板。正因为学生是这样，才有了真正搞点教育的空间。我的学生只是考试成绩差了点，学习习惯差了点。他们中的许多在小学和初二以前还是优秀的学生，只是错误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让他们受到了伤害，他们都有上进的愿望，只是不自信。我的任务就是尽力疗愈他们受过伤的心灵，让他们鼓起勇气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对未来充满信心。每一个有问题的学生，我都会从了解家庭和上学经历入手，了解到他们身上背负的错误教育的影响，找出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这种做法并不是在每个学生身上都有效，我坚信教育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于长期坚持。这一年的班主任工作，我尝试了许多方法，也取得一些成果，也有失误。我知道整个学校的大环境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只能小心翼翼地做。学校大环境要求整齐划一，快速解决巡查发现的问题。我知道每一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众多小问题，我关注的是问题背后的问题。这种理念的分歧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利益。如果你坚守良知和底线，总是会和小团体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县城还处于一种小圈子文化盛行和利益混沌不清的状态。不接受明显违规利益的人就成为小团体的危险分子，这是难以容忍的。     

选择总是有成本的，选择了不与利益合作，也就剩下了孤独与寂寞。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正好诠释了我的遭遇，这恐怕是斯科特所说的恩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