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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香港命运一代香港人杂谈 |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了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的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
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到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在我们出道的20世纪70和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了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本领、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
整个成长期的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长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叫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了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背面没有上油漆,因为背面是拍不到的,而且这台子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个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且是只有前没有后的;香港的道具师假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几秒钟的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就是我们的can do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们这一代人的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形成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成为主流价值,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出来的。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20世纪80-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对部分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地离散,大部分人是因为“九七”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风险保险。部分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去外国,丈夫仍在香港工作,几乎成了“航天员”,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想同时得到两个世界的好处。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被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彼邦心在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方面看,移民加澳应属失利。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内地的变化,“九七”前后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外国、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什么烙印,没有妨碍过去二十年香港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之外,就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而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他们的英语要好得多,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这类官员总是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又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都是在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她)们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着其认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之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时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一代的镀金年代。
我们有着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还在想着去创业和投机,我们这代人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的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想象中的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那些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拼搏,不完全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了表现和加薪,或者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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