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与后悲剧精神

太平时代的中国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文明，也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人民，就是人类中唯一具有真正后悲剧力量的人民。战国文明、希腊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具有悲剧观的文明，而不是具有悲剧性的文明。俄狄蒲斯将自己流放之后怎么样了，是希腊文明和西方文明不感兴趣也不可能想象的东西，因为它们本身不是悲剧（俄狄蒲斯的原型并未将自己流放）。也就是说，战国文明、希腊文明都是前悲剧文明，它们的悲剧观只是产生无限直观的方式，它们所具有的力量是面对无限的力量而不是承受悲剧的力量。

    而太平时代的中国文明却是唯一的后悲剧文明，它是中国精神走向自身反面的结果，中国精神把自己从一个伟大的构造性文明变成一个卑劣的腐败文明，变成一个焦虑者借以逃避恐怖的迷幻的世界。这个文明本身是一种伟大的构造，神韵世界是它的力量奇迹，但却是它自己的异己物，并把它的本质给否定了。在它的焦虑时代，中国精神把自己构造为一个能够逃避恐怖的文明形式，并把自己封闭在里面，使自己丧失了生命和力量，特别是丧失了超越自身、否定自身重新面对无限的能力。

    悲剧发生之后，在无可投诉中默默承担起悲剧的全部重担，明明知道行进在死亡和恐怖中，也走向那无尽的黑暗，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空虚和无意义中，因为这是应得的报应。这种悲剧力量是前悲剧文明所不可能理解的，他们的英雄都是前悲剧的，在悲剧中死亡的英雄，是浮士德和哈姆雷特式以生命换取无限的英雄。后悲剧力量也不是赎罪和受难英雄力量，因为他们是以受难来赢得最后的解脱或胜利。而后悲剧力量却是为了没有任何价值补偿和意义实现的东西而付出生命的力量。默默地、毫无怨言地、不提任何条件地负起悲剧、毁灭、社会、人生的全部重量，走向永无止息的远方，直到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其中。

    后战国的中国文明，即太平时代，以它庞大的文化和社会政治的统一系统形成了文明的表层结构，它靠官僚、商人和文人来运转。但在文明的深层，悲剧精神和悲剧力量的暗流凝聚着不可想象的力量。在任何对中国的观察中都不可能不存在着对中国文明整体腐败和中国人的内在力量交合所引起的迷惑不解。

    我们的文明是一个悲剧性的文明，虽然它走向反面成为一个反文明，但骨子里它还是悲剧文明，我们的血管流淌的是悲剧精神和悲剧力量。

    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地火，它无声无息地在地下运行，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它一旦爆发出来，将产生你我所不可想象的力量。

   战国文明是构造性文明，并且是绝对纯粹的构造文明，这不但表现在我们已随时分析的战国文明的纯粹性和希腊文明的不纯上，更表现在中国进行了最终的构造，即构造自身并走向反面上，并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文明形态。按照黑格尔的观念，西方文明就是一个对希腊文明的简单肯定，是肯定的原始形式，而战国文明达到了对自身的辨证肯定，即从简单肯定走向否定（虽然还没有达到否定之否定）。西方文明是构造性的实现，但还没有完成构造自身达到辨证肯定的阶段。

    更重要的是，战国文明以自身的生命过程实现了悲剧，完成了悲剧的环节，成为一个悲剧英雄文明，它将自己全部生命投入到发展一种反文明中去，使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出现了，虽然这结果是对它自身的否定，使它丧失了创造力、生命和尊严，但正是在这悲剧中，它完成了一个悲剧环节，从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文明层次。一个悲剧英雄并不是象战国人和西方人那样简单的前悲剧英雄。前悲剧英雄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毁灭。但中国没有毁灭，不但没有毁灭，它还是世界上不多的现存的连续性文明。虽然它的后半部分是一个痛苦的后悲剧英雄的经历，但是一个后悲剧英雄的受难把它引向哪里，却正是它将启示给人类看的课题。后悲剧英雄受难的结果意味着什么，这是人类文明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形式，不管它是什么，它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和新内容，我们有理由期望它将把文明带到新的层次。当它重新回复自身达到否定之否定时，它将决定人类的命运。

    战国文明作为一个悲剧就在于它的牺牲，牺牲自己，将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一个不可能的文明形式。

   也许历史将最终证明，构造性文明是无益的，而巫术文明却是人类的最终文明。巫术文明已圆满地将战国文明解决了，唯一的剩余任务就是征服西方文明，并且从现在世界的精神发展来看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单就创造性一点来看，我们不能不说构造性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只从当代的文明冲突就可以看出来：从来没有谁会说西方文明是什么，而只能说它具有什么精神，因为它是活文明，今天的科学、哲学、伦理学将被明天超越。西方文明不是个“什么”，是无法界定的（除非从西方人作为种族来界定），而是一个活着的创造。相反印度文明和巫术中国却把自己界定为“什么”，它们的思想家不是拿出新东西，而是说要回到哪里去。这绝不是文明创造，而是睡回笼觉。

    这种冲突不是精神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倒退之间的冲突。全盘西化与全盘复古的冲突是假的，真正的冲突不在中西之间，而在中国之内：这是生命与死亡的冲突。全盘西化与全盘复古都是死亡的形式，区别只在于灵魂是去轮回投胎还是死守坟墓。

   也许死亡是人类文明的最终结局（至少在巫术和宗教观的看法），也许无限未来是人类文明的前景。无论从哪方面看，对方的都只是一个局部的不和谐：对于巫术观说，构造性文明的繁荣不过是昙花一现，是人欲横流，是六根不净，不过是个幻影，最终要在大彻大悟中归于“灭道”（这一点看来快实现了）。而对于构造精神来说，文明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人在自己的主体中蕴涵了自己的对立面，蕴涵了黑暗、堕落和罪恶。商鞅死了、苏格拉底死了、李斯死了、圣女贞德死了、谭嗣同死了，但总是有什么东西是不死的。在地球上我们总生活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中，但太阳本身却是光明的。

   靠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理智，我们并不能在两个中可信地（合理地或是天启地）选择一个。也许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将自己选择答案。

   选择什么答案和怎样选择答案就构成了文明不同的形态。在所有古代的和现存的文明形态中（我们只考虑欧亚大陆上诸文明，非洲文明还不确定，玛雅文明又被文明的西班牙人灭绝了），中国文明是唯一独立的文明，中国文明以外的所有可辨识的文明都是亲属文明。说闪含印欧语（闪含语和印欧语都是曲折语、并且从词汇上看它们更可能是同源）有高加索体质（北欧、阿尔卑斯、地中海）的一个种族群创造了除中国文明（及其子文明）外的一切文明，希腊和西方文明与拜占庭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是姐妹文明，与埃及文明、犹太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是堂姐妹文明，它们在文明构成上相互影响包含，并且共同创造了一些文明（例如美达不索米亚就可以肯定为多个雅利安部族和闪含部族共同创造的）。

    只有中国人和他的文明才是独特的。

摘自〈〈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作者：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