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与后悲剧精神

 

摘自〈〈中国人的精神〉〉，作者：郑刚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文明有死文明有活文明，玛雅文明是死文明，犹太文明也是死文明，因为它不再对人生和存在的根本问题作出新的解答，也不再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在近代社会中，中国文明也是死文明，近代哲学可以不提中国文明而不会有什么遗漏，近代科技史也可以不提中国文明，因为近代中国人微小的科技贡献也是在西方方式下进行的，而不是以中国文明的独特方式进行的，观察一下你周围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你就会发现每一项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而不是我们创造新的发明来改变世界。房屋建筑技术和式样都是别人的，把它们结合进中国风格是把已经死去的东西复活，而不是我们，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的贡献。那些宣称中国方式可以挽救世界文明的中国人也并不是说我们，我们活着的中国人可以做什么，而是说死去的古人的创造可以做什么，对他们来说，中国人不过是“文明遗址”，一个保存考古文物的废墟。近代中国文化研究是一种西方人对中国遗址的发掘，他们使用西方的方法来发掘中国人身上的文物，他们的成果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作为独立整体的中国文明是已经死去了，至少是僵死过去了。除了书法、旧诗词这些以活人充当考古材料的“文明遗址”外，中国的科技研究、经济体制和社会行为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就连体育项目、流行歌曲样式也是西方的翻版。除了作为“文明遗址”外，我们不会再对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有什么要求，它们唯一能做的表现生命的事就是加快工业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步伐。近代中国也是一样。

 

     唐宋以后的中国逐步走向腐败糜烂，中国的灾难是中国文明走向自身的反面造成的。这个灾难本身就是中国的生命力和创造的悖论的悲剧。综观明清以来的中国，我们自己造成的灾难远远甚于别人造成的。明清以来内乱的死亡人数远多于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死于外患的全部人数，相互倾轧的痛苦远远大于外来压迫的耻辱。一个美国人曾说过，任何人对待中国人都不会有他们自己对待自己那样残忍，这虽是为美国的暴行做辩护，却也是事实。就连海外的华人黑帮也只敢欺压中国人。

 

    一个“以理杀人”的反理性文明是不可反抗的，任何对它的反抗不但本身无法存在，而且反抗也最终会变成对它的同化和加强，贾宝玉的结局就是有代表性的，对社会的反抗结果只能是佛教的大彻大悟。但这个文明和“理性”毕竟是吃人的，戴震能认识到这一点，鲁迅能认识到这一点，别人也能认识到这一点。后悲剧时代的悲剧力量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和全面的悲愤，表现为承受死亡的力量，这是马致远“断肠人在天涯”的悲愤，也是《二泉映月》的悲愤，这种悲剧的力量和悲愤情绪转为爆发力量就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否定。

 

     我们从柳永开始可以举出一系列玩世不恭的狂士，但是在他们的排列之中，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本质变化在明中叶开始出现了。狂人李贽、妖怪何心隐，徐渭以斧自击其头，袁中道“狂狷”，卢桐使酒发狂。这些狂人表现出一种对所有存在都彻底否定的态度和疯狂的力量，他们以狂来破坏性地摧毁使人沉溺的奢靡，以狂来破梦。李贽的“童心”是对理、气、神韵和意的实体的诅咒。从理学的殿军王夫之到朴学的开山祖戴震，明清思想家表现了一种使人震惊的突破力量，它是中国后悲剧力量的正面爆发。它最终没有打破太平文明，但和它的反面爆发（狂人）一样，它指出中国文明深层力量所在，和它“死火爆发”的形式：在否定一切的极端形式中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