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剧院挟持人质事件的省思—谈判和攻坚 

(摘自台湾警光杂志,发来供参考)

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晚间九点，车臣分离份子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剧院挟持人质，危机持续三天，直到26日凌晨到上午7点多，俄罗斯特种部队，运用化学武器，发动闪电攻坚，成功结束这场五十八小时的危机。这场危机是莫斯科史上最大宗的挟持人质事件，俄罗斯当局采取『强力攻坚为主、柔性谈判为辅』的策略，秉持速战速决的传统方式，制伏武装暴徒，避免一场炸毁剧院的悲剧，俄国当局咸认这是一场成功的反恐危机处理案例，普获各国支持。惟俄国特种部队先以鸦片剂瓦斯灌入剧院，再全面攻坚的攻击方式，击毙五十名暴徒，造成一百二十名人质丧生，六百多名送医的结局，令各界质疑俄国化解危机的成就，本文拟从攻坚与谈判的角度探讨人质危机的对策。

面对期限或通牒威胁的谈判对策

警察处理挟持人质事件，与暴徒对话时，经常遇到暴徒提出无理要求，还设定期限或下通牒，限令警察响应，否则将杀害人质等情形。面对期限或下通牒的困境时，警察不需惊慌，指挥官与谈判官应冷静处理，危机谈判专家提出下列的谈判对策，可资参考：

1、故意忽视期限，持续沟通。

2、期限前进行沟通（针对要求条件）。

3、让步，接受对方的条件。

4、就「展延期限」的时间议题与歹徒谈判。

5、更换谈判代表，重新再谈判。

6、耐心等待，静观其变。

7、以牙还牙--设定更短暂的期限或下通牒，警告歹徒在警方的「期限前」兑现承诺或投降，否则将采取攻坚行动。

8、期限前，采取攻坚行动。

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人质事件后，全球发生多起重大挟持人质事件，犯案歹徒惯用要挟手法，要求警方在一定期限内满足其条件，否则将杀害人质。但是专家发现，仅有少数在期限届时杀害人质的案例发生，例如：1970年英航客机劫持案件、1977年荷兰南摩鹿加人劫持火车案件、及1985年美国环航TWA847客机劫持案件。大多数案件的期限届时，歹徒多未真正执行杀害作为，亦即绝大多数歹徒要挟的期限是假的，多数歹徒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因此，美国反恐专家波兹（Bolz）、度达尼斯（Dudonis）、和舒兹（Shulz）等人主张，「面对期限或通牒威胁的最佳对策，就是『故意忽视期限』，同时不受期限的压迫，不要聚焦在期限问题上。」

俄国警方在处理这场人质危机过程中，接到暴徒扬言在三天内要求俄国自车臣撤军，并设定于26日上午6点前兑现，否则暴徒将炸毁剧院与人质同归于尽。俄国警方宁愿相信暴徒所设定期限的威胁可能为真，指挥官遂决定在期限前采取突击攻坚行动。

指挥官下令攻坚的最佳时机

危机指挥官承担的成败重责，对于谈判小组及攻坚小组所进行的各项作为，须随时掌握现况，适度调整。究竟决定采取攻坚策略有何参考条件？标准答案？何时才是指挥官下令攻坚的最佳时机，兹略述下令攻坚的参考条件如下：

1、歹徒威胁在期限到时，将杀害其中一名人质。

2、歹徒扬言在期限到时，将杀害所有人质。

3、歹徒不断威胁恐吓警方。

4、歹徒关闭沟通管道，拒绝与警方对话。

5、歹徒已开枪，尚未伤及任何人。

6、歹徒已施暴或开枪，有一名人质或警察受伤之后。

7、歹徒已施暴或开枪，造成二名人质或警察受伤之后。

8、歹徒已杀害一名人质。

9、歹徒已杀害二名人质。

10、歹徒已杀害三名人质。

11、歹徒已杀害四名以上的人质。

人质危机案件处理过程中，上述状况呈现多种时机可做抉择，危机指挥官也许会提问:「有无单一标准答案?」答案是否定。多年前，根据人质谈判专家柏汉（Brougham）与骆斯能（Noesner）分别假设有十名以上人质被挟持的案件，针对美国警察人员做非正式的调查指出，约百分之五十的美国警察认为，在歹徒已杀害一名人质之后，警察应该采取攻坚行动。约百分之二十的美国警察认为，在歹徒已杀害二名人质之后，警察应该采取攻坚行动。约百分之十五的美国警察认为，在一名人质或警察受伤之后，警察应该采取攻坚行动。百分之五的美国警察认为，在歹徒已杀害三名人质之后，警察应该采取攻坚行动。其它的选项均低于百分之二。心理专家认为，心理变态或人格异常的歹徒杀害一名人质之后，很可能会持续再杀害第二名人质。因此，当人质被歹徒杀害之后，指挥官须适时地下令攻坚部队采取攻坚救援行动，才不致造成更多人质伤亡。

总而言之，警察决定采取攻坚策略，只有参考条件，没有标准答案。身兼指挥官的警察首长绝对不可死守一条准则，必须因事因时因地制宜，发挥领导的艺术，才能成为称职的指挥官。

攻坚导火线─伦敦症候群（London Syndrome）

『伦敦症候群』的引申意义系指一种人质持续与暴徒争吵，或威胁暴徒，结果导致人质遭暴徒杀害的情境。一九八○年五月，六名伊朗绑匪占领位于英国伦敦的伊朗大使馆，挟持二十六名使馆人员为人质，英国反恐特种部队（SAS），经过六天和绑匪对话谈判之后，拟订攻坚计划拯救人质。正当特种部队拟定攻坚拯救计划之际，一名人质遭绑匪枪杀身亡，尸体被抛到街道上。人质身亡成为特种部队发动攻坚抢救其它生还人质的导火线，攻坚救援行动只经历十一分钟，警匪枪战中，六名绑匪中的五名被警方当场击毙，一名绑匪被警察逮捕，特种部队少数人员受伤，人质则毫发无伤。

根据特种部队检讨报告指出，该名遇难人质早在警匪谈判破裂后，警方攻坚行动前，即遭绑匪杀害，这是唯一惨遭暴徒杀害的人质。当时该名被杀人质和暴徒争吵不休，甚至还以肢体挑衅暴徒，经过数个小时不断地骚扰、惹火暴徒，导致暴徒动手杀害人质，尸体从人质所在现场被丢出。后来，人质谈判专家史春智（Strentz）首先称此案为『伦敦症候群』，意指人质与暴徒争吵后，导致暴徒杀害人质的情境。因此，被挟持的人质千万别和歹徒争吵，要理性冷静面对危机，才有机会活着出来。

俄罗斯剧院人质危机第三天， 10月26日凌晨五时许，现场情势愈来愈紧张，一名坐在后排饱受惊吓的男童突发脾气，对着游击队咆啸，并向暴徒仍出一个瓶子，然后沿着走道奔跑，大声叫闹。游击队暴徒被激怒后，立即朝着男童开枪，试图将他击毙，但没打中，反而命中其它坐着的人质。这种情景彷佛是伦敦使馆人质事件『伦敦症候群』效应的翻版。

包围剧院的俄国特种部队指挥官听到枪声，以为暴徒已开始射杀人质。特种部队担心游击队引爆炸弹，立即施放大量鸦片瓦斯进入剧院，先瘫痪暴徒，再帕特勤队员全面武力攻坚。因此，『伦敦症候群』成为攻坚导火线。

俄国危机处理的借镜

俄国政府处理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事件，有些值得学习，有些方式可资警惕，简要分析如下：

1、攻坚准备周详：俄国爱尔发特种部队（Alpha unit Commandos）是支有二百五十名成员、隶属联邦安全局的突击队，攻坚前准备工作周详，运用针孔、光学玻璃纤维器材及密录通讯等多种科技设备，探知歹徒所在位置、人数及武器情报，截听歹徒对话，掌握内部动态。

2、麻醉瓦斯争议大：特种部队发动攻坚时，施放大量鸦片麻醉瓦斯进入剧院，先瘫痪暴徒，再帕特勤队员全面武力攻坚。西方国家的特警部队虽用过类似化学武器进行攻坚，不过却不曾在如此庞大的密闭空间使用，多数暴徒与120名人质身亡中的115名都因为吸入过量的气体而窒息。

3、谈判的成果：俄政府谈判人员与暴徒谈判，虽有多次斩获，暴徒分五次共释放58名人质，但是，其中四名亚塞拜然人质，系由家属亚国航空总裁透过车臣总统秘书与叛军首领沟通后，人质才获释。此外，女记者波利科夫斯卡雅用饮水与果汁换得数名人质获释。谈判任务大多交由非专业警察人士担任，显见俄国警方缺乏危机谈判人才，有待加强培养。

4、谈判的僵局：俄国议会车臣裔前议长卡斯布拉托夫代表政府谈判，他试图以宗族与长辈力量劝暴徒接受『放人质换取安全离境』的条件，被暴徒拒绝无功而返。其次，原同意释放75名人质，因俄政府强硬立场而未兑现同时，暴徒原限令七天期限要求俄国自车臣撤军，后来缩短为三天，迫使攻坚部队提早进行攻坚准备。因此，谈判人员的谈判技巧仍有待磨练。

5、后勤支持不足：由于解毒剂不足、急救医疗支持受限，使得人质于送医途中或医院中窒息而死，后续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令人遗憾。

痛苦的经验是成功的教训

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造成一百七十条人命身亡的结果，应归咎于车臣叛军的罪行，暴徒以挟持人质与自杀方式争取权益的手段，实不足取。难怪美俄英加等西方各国视叛军为恐怖份子，将车臣叛军列入反恐名单，全力打击。

对于无辜的人质而言，在被暴徒挟持期间，要与暴徒发展『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效应，即运用同理心产生情感认同关系，而不要发生『伦敦症候群』效应的争吵冲突场面，才能度过困境，平安获救。

俄国警方在处理这场人质危机中，最后采取强力攻坚行动，救出六百多名人质，并击毙所有暴徒，避免更多伤亡的结局，诚属不易。即使案件发生在西方国家，其结果也不见得比上俄国。惟特种部队使用鸦片麻醉瓦斯攻坚过当、欠缺危机谈判人才、善后处理失当、及后勤支持不足等缺失，实值得我警界引以为鉴。

（作者为中央警察大学秘书 「谈判」课程兼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