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长篇连载

           终于活过来了
    七点十五分，我靠在床头写下最后一篇日记：

“今天是 2004年3月15日，我看到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不知是阴天，还是晴天，就像不知道我的生命结果一样。我感谢上苍给了我如此平静的承受力。我看一眼茶几上的鲜花和外面的天空，但愿这不是最后一眼。如果真有上帝，我祈求上帝能赐给我第二次生命……”

写完日记，我又躺下，不知不觉睡着了。

“雅文，醒醒吧，该上台了。”贺玉叫醒我时，我发现又睡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护士告诉我，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坦然如此平静的病人，上台前居然睡着了。

我被推出门的刹那，最后看一眼窗外的大钟——九点十五分。

我看到孩子们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贺玉拉着我的手，边走边贴着我的脸，亲切地嘱咐我：“雅文，别紧张！我在外面陪着你，手术一定会成功……”

我向家人和何副主席、李琦院长挥了挥手，就被护士急匆匆地推走了。

躺在车上，我觉得自己就像母亲去世前一样，就像一片树叶扁扁地贴在床上，母亲活到八十九岁，而我还不到六十岁……

我被推进手术室里，发现所有的面孔都一样，口罩捂得严严的，根本认不出谁是谁。但我知道，我的生命就交给主刀的刘晓程院长及助手王正清、张嵬、麻醉师薛玉良等医护人员了。

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最痛苦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亲人。

贺玉告诉我，当他看到手术室厚厚的大门被关上的刹那，他的心突然好像被掏空了。他不知这扇大门是否会将我俩隔开两个世界，他不知再见到我时，是一个活人，还是一具尸体……

孩子一再安慰他，劝他去休息，可他却一步不肯离去。他的心每分每秒都在为我牵挂着，煎熬着。他一次次地趴在手术室门外的地上，听着手术室里的动静。可他什么都听不到，只能听到自己焦急的心跳。他经历了一生中最焦急、最难熬的十几个小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抓心挠肝……

一直等到晚间十一点二十分，刘晓程院长终于出来告诉他：“手术结束了，雅文大姐的心脏复跳了。”

听到这句话，贺玉的眼圈“刷”地红了。

3月16日上午，我经历了因渗血不止、输了近五千CC血和血浆、难以关胸的十四个小时大手术之后，周身插着氧气管、吸氮管、滴流管等各种管子，打着吊瓶，盖着白单，像死人似的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六号床上，昏昏沉睡，只觉得有人拍拍我的脸，听到一个声音在唤我：

“雅文大姐，醒醒吧。今天是十六号了，手术做完了，给你心脏搭了六个桥，把你破碎的心修好了。”

我恍恍惚惚觉得这声音很缥缈、很遥远，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我不知自己是在阴间还是阳间，不知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好一会儿，我才从懵懵懂懂中渐渐醒来，听出是刘晓程院长，却睁不开眼睛。但我记得是3月15日九点十五分被推进手术室的。我奇怪，手术怎么这么快就做完了……

其实，我在生死界上已经度过了一天一夜。

我极力睁开沉重的眼皮，用朦胧而虚幻的目光，扫视着被切开的两只小臂及锯开的前胸，三处刀口都用厚厚的纱布包着，这才意识到：我终于活过来了。

那一刻，我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所有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真正“死”过一回、亲身经历过获得第二次生命的人，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救命之恩。

刘晓程院长握住我的右手，让我用力握一握，又握住我的左手，然后又让我动动双脚的脚趾，问我：“你能记住你病房的电话号吗？”

我微微点了点头。

看到我一切正常，刘晓程带着医护人员走了。

监护室里只剩下我和护士。

这时，我懵懵懂懂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雅文，你终于活过来了，这回你一定要写写你自己，把你六十年的人生真实地告诉人们，不然就这样走了，太遗憾了。”

我知道，那不是别人，而是我虚弱的心灵在对我说话。我知道它被挤压得太久，太需要宣泄与释放了。

于是，就在这重症监护室里，就在我的生命徘徊于生死边缘之际，我决心写出我的一生。从这一刻起，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又日夜鼓噪着我、呼唤着我，就像手术前鼓励我一定要跨过生命大裂谷、顽强地活下去一样，一个新的生命支点又开始支撑着我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生命。

麻药劲儿过了，三处刀口开始剧烈地疼痛，无法入睡。而我的思维却完全沉浸在对自己人生的遐想之中，大大缓解了我肉体的痛苦。

后来，我对《当代》杂志原常务副主编常振家先生谈起这部传记的最初动意时，他说：“雅文，你太厉害了。我相信别人可以打死你，但却不能打败你。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

是的，我曾被自己打得落花流水，差点把小命都搭进去。

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像其他术后病人一样，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三处刀口剧烈地疼痛，口渴难忍，却不让喝水，渴得厉害，护士只能给一块冰吮两口，嘴唇暴起一层层硬皮。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不能讲话，只能按照护士事先教的手势动一动手指。护士不停地帮我捶背，让我咳嗽，让我把气管里的痰咳出来，每咳一下，刀口就会钻心地疼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左前方的监视器，看着我的心律和血压在生命最微弱、最危险的界线上徘徊。每当心律升到危险界线时，护士就急忙让我做深呼吸，而我每呼吸一次，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

躺在生死界上，对人生，对生命，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人死如灯灭，恩仇荣辱，功名利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此刻，最真实的是我还活着，我听到了亲人的声音，那是王正清医生拨通了贺玉的电话……

“贺玉……”我的声音虚弱得像蚊子叫一样。

“雅文！”贺玉却惊喜地大叫起来，“亲爱的，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太高兴了！我和孩子都盼望你早日走出监护室呢！”

三天后，18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被推出了重症监护室。早已等在门口的贺玉，张开双臂激动地奔过来——

接下来，我承受着术后最痛苦的阶段，三处刀口，钻心的疼痛，日夜不停地折磨着我，每次翻身，都能听到锯开的前胸骨被钢丝缝上后的摩擦声，每次起身去厕所，都要抓住床扶手折腾半天，使出全身的气力才能爬起来……

但我脸上却一直挂着笑，因为我还活着，只要活着一切痛苦都会过去。护士发的去痛片我一片没吃，我怕吃去痛片对身体不好。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第三天，我在贺玉的搀扶下，就扶着墙在走廊里一步一步地走动了。

在医护人员及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我恢复得很快。

十几天后，为了给刘晓程的报告文学增加一些内容，我拖着极度虚弱之躯，采访了两个即将手术的外国患者，还走进手术室，观看了一台刘晓程为美籍华人做的心脏大手术——

我看到“我”像耶稣受难似的躺在手术台上，心脏停跳，靠体外循环来维持“我”的生命。“我”的前胸被锯开半尺多长，两只小臂被切开八寸多长的口子。医生从两只小臂取出两根蚯蚓似的动脉血管，给“我”的心脏搭了五个桥……

王正清医生说：“张老师，看到你那么坚强，我们医护人员都拿你给患者当样板……”

我并不想成为什么样板，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哪还有那份虚荣心，一切都是性格使然。

术后第十九天，4月3日，我怀着虽然虚弱但却“健康”的心，带着外科护士送给我的“同心结”，带着医生的叮嘱，在贺玉和孩子的陪同下，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没有比此时此刻，更能体会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了！

躺在车里，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活着真好，活着真好，活着真好……

是的，生命终于又属于我了！

我望着窗外的一切，感到既陌生，又亲切，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有一种看不够的贪婪。阳光大好，万里无云，悠悠小风吹拂着二十天前还是枯黄现却已变绿的树叶，吹拂着刚刚泛青的小草……阳光，小风，小树，过去司空见惯的一切，今天突然变得如此亲切如此美好了。

但我知道，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我的心变了。

此刻，我好像重新诞生了一次，好像返璞归真了。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彻大悟吧。仔细一想，婴儿出生时，心灵本来是纯洁而美好的，没有任何奢望和欲念，只是长大变成社会人以后，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欲望，才有了数不尽的烦恼。

一路上，我一直在为自己庆幸，庆幸我无意中结识了刘晓程。可是，另一种思绪却又缠绕着我，令我这颗虚弱的心胡思乱想起来……

我想，假如王文禄先生没有邀我来采访刘晓程，那么，我对自己的病情可能一直糊里糊涂的，说不定哪天会突发心梗……假如我不是一名作家，不享受医保，我只是穷山沟里一名农妇，或者只是一名每月仅有一二百元的下岗女工，根本没有能力支付两次十几万元的手术费用……那么，我将如何面对这场灾难？又将会有怎么一番人生结局？转而又想，我那四百万像我一样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心脏病同胞，他们什么时候也能像我一样，获得手术机会，从而轻轻松松地活下去？中国老百姓看病贵、手术难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我把这番思索，写进了刘晓程这篇报告文学的补记里。

人死过一回之后，方才明白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了。

所以，我真诚地告诉天下所有的朋友，生命对我们来说，太短暂，太脆弱，太易逝了，好好珍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