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杀人凶手来敲我的家门

八十五
    这天下午，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很轻，却很执著，“笃笃，笃笃，笃笃……”。看来不是本市的，他没有摁门铃。
    我从猫眼里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问他找谁。
    他说：“张老师，俺是桦南县的！俺找你好长时间了，你让俺进去见见你好吗？”声音很粗憨，有些沙哑。
    我说：“可我并不认识你……”
    他说：“张老师，让俺进去吧。俺找你找得好苦啊！”
    就当时的社会治安情况，我不应该开门，不少人因为轻信而惨遭横祸。可我觉得他可能是文学爱好者，人家大老远地跑来不忍心把他拒之门外，只好说了一句：“那你稍等一下。”
    我急忙拨通贺玉的电话，让他过几分钟来个电话，如果我没接就马上回来。他问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来了一个人……
    来者，二十六七岁，个子不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上衣、黄胶鞋，从黑里透红的脸膛看，是一个常年在外劳作的人。
    我让他坐在沙发上，而我则坐在离门较近的椅子上，这样便于观察，也便于行动。
    他两手拘谨地放在膝盖上，没等我开口，就自我介绍说：“张老师，俺是桦南县农村的，姓田，叫田钢锋。俺实话告诉你，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你觉得害怕，俺立刻就走……”
尽管我采访过不少杀人犯，但那是在看守所，而且有人保驾。而此刻，我一个人面对自称是杀人犯的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甚至想让他马上离开。可是，恰恰是他的坦率使我不好张口，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信赖和好奇……
    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目光从他脸上移到他的双手上，那是一双过早从事体力劳动的手，就像我母亲的一样，很短，很粗糙，指尖裂出好多干皴的口子……
    电话响了，是贺玉。我说：“没事，忙你的吧。”
    就是这双手，使我鼓起勇气让他留了下来。从而又留下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悲剧的人生，也留下我对这个绝望青年的一份友谊……
    小田出生在桦南县农村。他家的悲剧是从他姐姐跟村里一个有妇之夫私奔开始的。从此，田家人觉得抬不起头来。他大弟一直找不到对象，变得越来越沉默。一天傍晚，大弟突然用菜刀把小田妻子砍死了，扔下两个三四岁的女儿。小田把大弟送进精神病院，可是住院费太贵住不起。一天晚间，大弟又犯病了，拎着菜刀要杀他全家。无奈，小田乘大弟熟睡之机，把大弟绑在床上要勒死他。这时，大弟忽然清醒了，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哥哥。哥儿俩进行了一场生死诀别的对话——
    “大弟，你能不能不杀人？你要不杀人大哥就放了你……”
    “哥，你快勒死俺吧。俺一犯病啥都不知道了，你快下手吧！”
    “大弟，你可别怪哥心狠哪！哥实在没法子呀！大弟……”
    “哥，俺不怪你……”
    小田抱着弟弟放声大哭……
    之后，小田哭着跑进派出所，一头跪倒在地上……
    公安局考虑他投案自首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对他免予起诉。不出百天，小田一个人送走了两位亲人……
    讲到这里，小田早已泪流满面。
    他说：“张老师，俺不求别的，只求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苦点穷点都没啥，可为啥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你是作家，你告诉俺，这到底是为啥？”
    我无法回答他，我弄不明白这个高深的命运问题，就像弄不明白我自己的许多事情一样，只能说几句劝他面对现实的话。
     “张老师，俺来找你，是想求你写写俺家，用俺家的悲剧教育教育农村人，别那么愚昧了。你看俺爹妈生了一帮孩子，却没能力管教俺们，到头来搞得家败人亡……”
    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妇女之友》上，还配了他们父女的照片。
    就这样，我和小田有了交往，他带着女儿偶尔来我家坐坐，我鼓励他好好生活下去。
    小田很能吃苦，下井，种地，卖菜，什么活都干。可是，他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一天，我正准备往哈尔滨搬家，忽然接到电话，说小田被人打伤住院了。我急忙赶到医院，只见小田头上缠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原来他帮二弟卖菜，别人打架飞来石头把他脑袋骨给砸塌了。小田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求我：“张老师，求你给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惩罚打人凶手……张老师，你说为啥倒霉的事都让俺摊上了？这到底是为啥呀？”
    我无法回答他，只好把兜里的一点钱留给他，按照他的乞求，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不久，我离开了佳木斯，与小田断了联系。
    几年后，我在北京正被三起官司搞得焦头烂额，一天上午，忽然又接到小田在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开口就说：“张老师，俺找你找得好苦哇！”
    我问他来北京干什么，他说来告状。我问他告什么状，他说：“在电话里说不清，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我急忙打车来到崇文门地铁站，看到爷儿仨汗流浃背地站在三十多度的太阳底下，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子，他怎么把两个女儿也带来了？
    多年不见，小田明显地老了，三十几岁的人，却是满脸皱纹。而他的两个女儿却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张老师……”小田握住我的手，没等开口眼圈就红了。
    他告诉我，上次被打以后，他落下癫痫的后遗症，一犯病就倒在地上全身抽搐，毫无知觉，打他的凶手一直没有得到惩罚，所以他来北京告状。边说，边带着我七拐八拐，来到一间狭小而阴暗的地下室，并从墙角拿出两样东西，一个是两根长长的铁棍子，另一个是要求惩处打人凶手的白布横幅。
    中午，我请他们爷儿仨吃午饭。
    餐桌上，小田哭了，又像多年前那样问我：“张老师，俺不求别的，俺只求俺们爷儿仨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可为啥总是出事？你告诉俺，老天爷为啥总是跟俺过不去？要是没有这两个孩子，俺就杀了他们……”
    “小田，你可不许胡来！”我急忙劝阻他。
    “张老师，你说是不是俺的名字不好？是不是‘田钢锋’的名字太硬了？‘钢锋’两个字都是金字旁，你说俺是不是应该改名字？”他两眼满含泪水地望着我。两个女儿也停下碗筷，瞪着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可我却低下头去不敢瞅这爷儿仨，好一会儿才说：“要改你就改成刚强的刚，山峰的峰……”
    “那俺听你的，回去就改！”
    我劝他：“既然来了，你可以去中央信访办反映一下，但不要抱太大希望。尽快带孩子回去吧，别在这儿耗着了，没用！”
   “张老师，不怕你见笑，俺兜里只剩三十元钱了。”说这话时，他一脸卑微的样子。
    临走，我把兜里的几百元钱都留给他，嘱咐他尽快回去。
    三天后，小田打来电话，说他带孩子要回去了，还说：“张老师，俺听你的，回去就把名字改喽。”
    后来，我经常想起小田说的那句话：“老天爷为啥总是跟俺过不去？”但愿上帝对小田一家能仁慈些，他们太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