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走出人生低谷
八十一
    不久，我又遭到一次不小的失败……
    1983年9月，听说中国文学讲习所要在东三省招收五名学员，我请示戏剧工作室领导同意后，准备参加这次招生考试。
    我玩命地拼了两个多月，拼得天昏地暗，复习中外史地、语言文学、政治……当时正赶上犯肾盂肾炎，一天跑二十多趟室外厕所，后来干脆就坐在痰盂上复习，由于缺觉，眼睑上结成一层厚厚的白膜，洗都洗不掉。
    我渴望离开这个环境，更渴望走进培养过许多作家的摇篮。在我心里，走进中国文学讲习所，就像走进文学殿堂一样……
    考完试，我满怀憧憬，日夜盼望着那张能改变我命运的录取通知书。
    可是，我从来不是幸运儿，这次也是如此。
    不知是因为作品不行，还是考试成绩不佳，总之，1984年3月17日傍晚，我盼来的却是一个退档袋……
    那天晚上，我在小桌前呆呆地坐了半宿，一个字都没写。
    贺玉一再劝我：“别上火，没录取也好。两个孩子这么小，你要是真走了，剩我一个人多难哪！”而我却趴在他怀里哭起来……
    后来我才意识到，没有被中国文学讲习所录取，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孩子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否则，两个孩子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成长，很难说会走到哪一步。如果孩子真学坏了，那我不悔死了！孩子毕竟年龄太小，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自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而我的孩子却生活在大树的阴影之下。为了孩子，后来我干脆放弃了所有出去学习的机会。
    不过，如果那次能去中国文学讲习所学习，肯定比我自己瞎闯要少走好多弯路。
    但是，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命中注定，我只能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瞎闯，闯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
    唯一一次上学深造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走不出去，只能继续发愤地创作，这是唯一的出路。
    1984年秋，我从同事那里得知，著名的世界语者、日本国际友人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曾在佳木斯工作过，他们的墓碑就坐落在四丰山上。
    刘仁是三十年代的赴日留学生，他和绿川英子在日本相识相爱，后来一起回中国来参加抗战。绿川英子虽然是日本人，却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侵略。她用日语对日军广播，被日本骂为“娇声卖国奴”……后来，她被中国政府授予“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
    我觉得绿川英子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所以，我决定沿着绿川英子当年生活、工作的足迹，去采访她的战友和同事，写一部她的传记。
    我在创作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关注底层的小人物，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写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另一种就是关注伟大而崇高的人物。后来，哈师大两位教授在写我的评传时，说我有一种“崇高美”的情结。我想这可能跟我从小就崇拜伟大人物有关吧。
    但是，我所在的单位是戏剧工作室，同样面临请假问题。
    这天，我来到李俊光部长的办公室。梳着短发、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李部长，忙把我拉到沙发上，问我：“告诉大姐，是不是到新单位又遇到难题了？没关系，大姐帮你解决……”
    听到这声亲切的“大姐”，就像那次接过张向凌部长夫人递过来的那杯热茶，心里感到特别温暖。多年来，一直一个人苦苦地奋斗，除了贺玉没人能理解我，现在，终于有了一位市委宣传部长的大姐……
    接下来，李部长说出一番令我大为感动的话：
    “雅文，你我素昧平生，我所以器重你，是看中你的才气。我不希望看到像你这样有才气的人，被某些人压下去。那不仅是你个人的损失，也是党的事业的损失。我们的国家不是人才太多，而是人才太少了。你放心，大姐在位一天，就会全力支持你一天。记住，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坚持创作下去，不要辜负了大姐对你的希望……”
    这些年来，我一直遭人贬斥，第一次听到领导如此首肯，我的眼角都湿了。
    谈到请假问题，李部长说：“别着急，等一等，文化局的领导班子马上要换了，换上来的年轻干部比较有开拓精神，到时候我跟他说。”
    李俊光部长是一位难得的女干部。她不仅多次为我仗义执言，为我遮风挡雨，而且十分器重我，一直想提拔我。可我对仕途一点不感兴趣，几次谢绝她的好意。
    好心的朋友劝我：“雅文，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没有职务，即使你出十本书也不行！”
    我知道朋友说得有道理，没有权力就得受他人的制约。就像有人曾对余秋雨先生说：“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安全。”
    可我一心就想写东西，对仕途不感兴趣。我觉得任何职务都代替不了我坐在小桌前写东西时的那份快感。不过，有这样一位宣传部长如此赏识我，我还是十分感激。
    不久，从京剧团上来一名年轻干部王文禄先生接任了文化局局长，李部长跟他一说，他立刻同意了。
    可是，当我动身去南方采访那天，心情却变得异常沉重。
    前一天，儿子在学校玩耍时不慎摔坏了胳膊，拍X光片子医生诊断是骨裂。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进退两难。
    贺玉却一再劝我：“走吧，好不容易请下假来，车票都买好了，还是动身去吧，别犹豫了。家里有我呢。”
    1984年12月1日，我揣着从朋友那借来的一千三百元钱，怀着对儿子的歉疚，独自一人，忧心忡忡地上路了。
    从黑龙江出发，跑到沈阳、大连、北京、西安、重庆、武汉、广州、上海、公主岭、双辽等许多城镇，采访了叶赖士、叶君健、戈宝权、陈原、许善述、李益三、先锡嘉、黄兴的儿子黄乃等许多世界语者及著名学者，采访了高崇民的子女及刘仁的子女、亲属等几十人。
    但是，采访四十年前的人和事，犹如大海捞针。
    有时跑了一天，只得到只言片语，甚至听到一句“这人不在了”。到公主岭去找刘仁的哥哥，却听说他搬到通辽了，只好连夜乘车赶往通辽。列车到达偏僻、落后的通辽小镇，天奇冷，小站上只停着两辆落满雪花的毛驴车……
    一路上，住过不少被子脏得像抹布一样的小店。买不到车票，经常一张站台票上车，一站就是半宿。从重庆到武汉半夜十一点下船，到处找不到住处，大雨把棉大衣都浇透了。在西安，夜里睡得正熟，忽然觉得枕头底下有动静，急忙睁开眼睛，只见一个黑影站在床前，我急忙大吼一声：“你要干什么？”那家伙转身就跑……
    但无论多苦多难，我心里都是欢畅的，因为有一个强大的目标在支撑着我……
    一路上，我一直挂念着孩子，每到一个地方，就给贺玉发去一封信，问问孩子的情况，可我却始终收不到他的回信。于是，到西安以后，我让贺玉往重庆市委宣传部给我发去一封留存信。1985年元旦，我来到重庆，一连几天去市委宣传部查找我的信，却始终没到。
    1月4日，我已定好十点四十分去武汉的船票。早晨八点钟，我最后一次来到重庆市委宣传部收发室，仍然没有我的信。但我相信贺玉肯定会给我来信，就问收发室老人，送信的邮局在哪，老人说在两路口。于是，我急忙跑到两路口邮局，找到负责市委信件的邮递员……
    邮递员说：“这么多的信件，你啥个时候能找到嘛？”说着，把一麻袋信件往地上一倒……
    噢，真是天助我也！一眼发现第四封就是我的！我抓起信就往汽车站跑，两路口到朝天门码头还有四十分钟的汽车路呢。
    当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地赶到朝天门码头时，客轮已经响起了汽笛声……
    贺玉在信中告诉我，儿子的胳膊好多了，让我不要挂牵。
    站在甲板上，迎着江风，望着成群的江鸥追逐着翻滚着浪花的客轮，心里感到多少天来从未有过的畅快，一股浓烈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家，永远像风筝引线一样，时时牵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亲人的呼唤……
    在广州，看到满街都堆着香蕉，一堆一堆，像小山似的，才三角钱一斤。我想到我的孩子从没吃过香蕉，我也没吃过。那时候北方很难见到南方水果，再说见到了也买不起。两个孩子只在1980年冬天，放开肚子吃过一次橘子。那是我从成都给他们背回来的三十斤橘子，看到一家老小的嘴角淌着黄澄澄的橘汁，吃得特别开心，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这次，我一下子买了十斤香蕉，准备带回家去。
    我拎着十斤香蕉，又跑到上海、南京、济南、公主岭、通辽等好多地方，在上海遇到辽宁作家刘元举，舍不得给他吃，从此成了他耻笑我的把柄，说我小气。可是，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十斤香蕉只剩下三只可怜巴巴的“黑豆角”了。
    儿子问我：“妈，我看人家卖的香蕉都是黄的，你这咋是黑的呀？”
    “黑豆角”从此成了全家笑话我的把柄。但女儿长大以后却说：“妈，你整天哼哼（谆谆）教导我们的都没记住，只记住你给我们背回来的橘子和黑香蕉……”
    我用两个月时间，跑了十几个省市，采访了四十多人，带回来十几万字的采访笔记。
    后来才意识到，这次采访是我创作生涯中很重要的一笔，它不仅开拓了我的视野，拓宽了我的创作领域，而且为我后来独闯俄罗斯、韩国、欧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接下来，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整天趴在折叠小桌前，一趴就是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