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个苦苦挣扎的溺水者,终于抓到最后一根稻草

七十五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把自己交给了魔鬼，这个魔鬼不是别人——
     我就像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玩命地拼起来。
     回忆我这一生，许多时间都是在梦想与追求中度过的。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查尔斯•萨姆纳说过“成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毅力，毅力，还是毅力！”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却不明白知识能改变命运一样，我只有持之以恒地拼搏下去，才能实现我的冠军梦！当过运动员的人都知道，一个运动员也许没有取得过好成绩，但他绝不缺少毅力。我曾在大学讲座时说：“我也许没有才气，也许缺少灵性，但我敢说，我绝不缺少无坚不摧的毅力！”
    我深信罗曼•罗兰说的话：“前途属于那些一旦决定之后，就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是的，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是我的个性。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不是以文人的斯文来进行创作，而是像运动员训练一样拼命。多年以后，我和先生谈起当年的情景，他说：“你的那股劲头不是让人佩服，而是让人感到可怕！别人都管你叫拼命三郎……我相信一个人要有你那股劲头，没有不成功的！”
    是的，我不是拼一天两天，而是一拼就是二十年！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
    我在小桌前贴上自己的座右铭：“不要叹息昨天，昨天已经属于历史，而是要紧紧地把握今天，今天才属于现实。”
    我就像着了魔似的，脑袋里除了小说什么都没有。白天坐在办公室里摆弄数字，但心思根本没放在工作上，上班、走路、骑车、开会……连做梦都在构思小说，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上街，我骑着自行车又在琢磨小说，骑着骑着，忽然骑到路边一个男人的两腿中间了。那人夹着自行车前轱辘回头问我：“你这是往哪骑呀？”我这才猛然惊醒，急忙向人家道歉。
由于心不在焉，我家所有的锅碗瓢盆没有不掉漆的。我一天打过两只暖壶，两天拧折过两把拖布杆，常把暖瓶盖扔进水壶里……
     贺玉开玩笑说：“以后别叫你雅文了，干脆叫你毛愣三光吧！”
    最可笑的是，我把家里新安装的胶合板门撞出一个大坑，竟然大呼小叫地问全家人：“哎，你们谁把门撞坏了？”孩子都说不是他们撞的。后来发现我自己的右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
    最狼狈的一次，我居然跟着一个男同胞闯进了男厕所……后来再上厕所，我总是一再提醒自己，千万别走错了，太丢人了！
    而且，我的性格也开始变了。我本来天性豪放，爱运动，爱唱歌，但从动笔创作以后，我变得喜欢沉思与内敛了。
    但我发现，白天想得好好的，晚间一坐到折叠小桌前脑袋里却空空如也，什么词都没有了，坐在那苦思冥想，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憋得脑袋生疼，唯一的收获就是墙角一堆揉皱的稿纸。折叠小桌是贺玉在一个高低柜上安的，不用时可以折起来，很是方便。
    我问自己：“你能行吗你？你念那么点书能写小说吗？你到底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行，你一定能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千百遍地问自己，又千百遍地回答自己，每天都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着，苦苦地折磨自己，天天熬到凌晨一两点钟。
    每天晚上，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两个小人儿，一个是犹豫不决而缺少信心，另一个却是坚定不移而充满自信。一个小人儿总会找出许多例子对另一个小人儿说：“你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读了三年书，杰克•伦敦只是一名水手，高尔基只读了小学二年级，马克•吐温十三岁进了印刷厂，大仲马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我每次都用这些世界级的作家，来打败那个不争气的小人儿。不要小瞧了这种内心的斗争，它是战胜自我的关键。如果一开始我就自己把自己打败了，那就不会走到今天了。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文化功底太浅，语言匮乏，知识积累和语言积累都远远不够，必须发愤地读书，否则不可能写出东西。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于是，我开始发愤地读书，利用一切时间，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儿用。白天上班，就把小说藏在办公桌里偷偷地看，下班回家，一边摇风轮做饭，一边囫囵吞枣地啃着《红楼梦》；一边切菜，一边背诵墙上挂的古诗词。切土豆丝，不小心把手指切了，鲜血把菜板都染红了。把卧室和厨房的墙上，全都挂上古诗词，几天换一茬。读小说读到好的段落，就把它抄下来。今天再翻开那些摘抄笔记，仍然觉得那些语言很美，很有感染力。
    “她好像是生活在一幅死亡的幕后面。这沉寂的死亡，缠住罗耆波的生命，似乎每天都在使他的生命萎缩下去……我坐在她那不可侵犯的魔术圈外，以一种不满足的如饥似渴的心情，企图穿透这薄薄的而深不可测的奥秘，恰如天上的星星一夜一夜地消磨时光，想以永不闪动的低垂目光看透黑夜的奥秘，而终不可得。”（摘抄泰戈尔的小说《摩诃摩耶》）
    这种摘抄对我早期的创作大有启发。它使我感受到小说语言的独特魅力，使我渐渐找到一种文学创作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就像运动员进入竞技状态一样，创作也需要进入一种状态，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且，我发现过去摘抄的那些名言警句，爱唱的那些歌曲，对我创作都大有益处。
     有一次，丁继松老师问我：“雅文，我很奇怪，你没读多少书，哪来那么多词汇？”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好多歌啊！我一写东西，那些歌词就从脑海里蹦出来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歌曲我都会唱，像《刘三姐》、《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长征组歌》等许多电影插曲，尤其青少年时代学的那些外国歌曲，对我的影响太深了，几十年都是唱着这些歌走过来的。歌词虽然不是小说语言，但好多歌词写得很美，很有诗意。
    我一动笔，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闪现出那些歌词，描写黄昏，就会想起《山楂树》：“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描写月光，脑海里就会闪出《衷心赞美》：“皎洁的月亮高挂天上，把大地照得明亮。四周一片银光……”写到春天，就会想起那首朝鲜歌曲：“阳光照耀山野村庄，坡前梨树呀，吐露芬芳……”写到忧伤，就会想起那首记不得名字的歌曲：“灰色的早晨，我又听到远处传来凄凉的啼叫声，是仙鹤在向我倾诉别离情……”写到怀念，自然想到那首伴随我一生的前苏联歌曲《在遥远的地方》：“……在亲爱的故乡，在草原的小丘旁，你是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的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信息……”
    啊，这些美妙的歌曲，不仅给我带来美的享受，陶冶了我的情操，而且给我早期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使我感受到一种诗情画意般的美感。
    在阅读中，我把国内外几十篇优秀中、短篇小说摆到面前，看人家如何开篇，如何结构，如何设置悬念，如何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切开来加以叙述，这种对比性的阅读，对我小说的结构大有益处。
    与驾驭语言相比，我在编织故事方面要容易一些。这可能与我从小就爱幻想、爱瞎编故事有关。小时候，我最爱编的故事就是罗锅二姐的病好了，又能直溜溜地站着了，又拽着我满山遍野地疯跑了，那个货郎子骑着大红马来娶二姐了……而且，我常常被自己瞎编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有人说，这种爱幻想、爱动感情的个性，正是作家的特质。我也不知是不是作家的特质，我只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时时撞击着我，呼唤着我，好像我的每个细胞都被创作的欲望激活了。我的生命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激情与活力！
    于是，在城郊结合部那片低矮的因经常停电而漆黑的平民区里，每天晚间都能看到我家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我和孩子人守一支蜡烛。三支烛光照亮了我们的小屋，也照亮了各自的前程。贺玉除了帮我阅读小说，就为我们娘儿仨端茶送水，给我们每人沏上一杯奶粉……
    深夜了，孩子都睡了。贺玉来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轻声唤我：“太晚了，睡吧。”而我则抬起头来茫然地瞅瞅他，又继续盯着眼前的稿纸……
七十六
    1980年秋，随着一个人的到来，我的人生终于迎来了春天……
     佳木斯市文联秘书长阎世利先生来工厂找我，问我：“雅文，你愿不愿意去文联当编辑？如果愿意，我马上可以调你。”
    “真的吗？”我不敢相信。
    “当然是真的。”
    “我愿意！”
    阎秘书长走后，我立刻去找厂长蔡成巨……
    蔡厂长却问我：“雅文，你来电子仪器厂三年，厂领导对你怎么样？”
    “对我挺好。”我调到电子仪器厂三年，长了两级工资，入了党，又让我担任财会负责人。
     “那你为什么还要调走？我告诉你，厂领导下一步对你还有安排。行了，回去好好安心工作吧！”
    我说：“蔡厂长，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你不放我，就像你当年一样，我也会后悔一辈子……”
    蔡厂长年轻时长得很帅，考上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但家里坚决反对，他只好遗憾地放弃了。
    听我这么一说，蔡厂长长叹一声：“唉，你这么一说，我只好忍痛放行了，不然你会恨我一辈子的。可是，由谁来接你的工作……”
    1980年10月，我调到了佳木斯市文联编辑部，当编辑兼文联会计。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充实的一段时光，远比十五岁那年进体工队还要兴奋。
    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哼着歌，乐颠颠地走进编辑部，看稿，编稿，晚上回到家里，坐在小桌前潜下心来写我的小说。我参加文联组织的全市业余作者在马库力举行的创作班，大家在一起研究小说、诗歌……
    我常常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是的，对某种理想生活渴望得太久了，一旦到来，反倒不敢相信它是真的了。我觉得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青春，它远比蒙昧无知的第一次青春更充实、更成熟、也更充满了希望。
    春天来了，下班回家看到铁路旁，一簇簇紫丁香开在晚霞之中，我就跳下自行车，跑过去折几枝带回家去，插到瓶子里放到我的小桌前，一晚间都闻着丁香花儿香。我的心就像这盛开的丁香花一样，充满了淡淡的苦涩及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