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五忠堂随笔之四十二)

多读书，多烦恼

   我喜欢读书，任何时候，总是想各种办法找书来看。到手的书，不管是好的坏的，黄的黒的红的都看，建国后当然是只看革命的书了。

五十年代初，从苏联翻译过来一本书，列昴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我估计发行了成百万本，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爱学习的本人，更加仔细地、认真地地学习过。这本厚厚的书，内容很多，但全书的主要精神，一言以蔽之，即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预言资本主义必将过度到共产主义。

从1952年开始在农村办生产合作社（初级社)，两年以后就大力推广高级社，1958年在全国办起了人民公社。五六年里生产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改进，也看不出生产力有多大提高。

理论和实际严重的脱节，这让我很困惑，很烦恼。幸运的是，我从未与别人讨论过，不然的话，“反对总路线”的帽子就很容易戴上的。所以在反右时也就没有受影响。

六七十年过去了，列昴节夫的书并没有受到批判，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对私改造，是正确还是错误？我国的理论家有百万之众，却没有一个人去探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