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大爷坐堂的袍子卖了六块钱    刘振墉

一九五七年暑假回家，返校时，四叔交给我一件袍子，要我带到上海去，能卖得三块五块钱就好了。这件袍子，袖子和前襟上镶嵌着复杂图案，描金绣银的做工很精细。我的祖父在晚清时做过知县，这是他坐堂审案时穿的官服。

这件官袍，是经历过抗战的刧后余生之物。日冠打来时，我叔父全家人逃难到乡下去，空屋无人的时候，就常有宵小之徒钻进来，也有邻居顺手牵羊，一年多以后再回来时，橱柜里的衣物差不多都空了，唯有这件袍子被丢弃在地下。实在是因为它毫无用处，既不能当抹布用，撕开来也不适于给小孩做尿布，所以才逃过这场刼难。还听邻人说，有个李姓顽皮少年，曾穿着这件袍子，在外面嘻戏玩耍。

我的叔父是个落魄文人。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写得一笔好字，正草隶篆都能行；也能涂画上几笔花鸟虫鱼。每当县里有文化活动时，镇上就找他要字画作品，送到县里，往往能入选用做展品。

他的篆刻功夫，听一个懂行的人评论说：“有相当造诣”。抗战后期，曾被新四军请去刻字，一个多月后才回家，刻了些什么他从来不谈。不过，他现在只能在这农村小集镇上，以刻图章谋生了。好在邮局有规定，取汇款单或挂号信时，必须盖章，所以他每天都能接到几笔生意。刻一枚图章收一毛钱，但他每天缺不得二两烧酒和半碟花生米，口袋里就难得有余钱。

我回到复旦大学后，在一个星期天，专程乘电车到市区去。在福州路上，找到一家买卖戏剧服装的商店，店家看过后出价六元（可以买到三十多公斤大米)，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地做主卖了。临别时我故意问了他一句：“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官员穿的？”他回过头来再看了袍子一眼回答说：“是最小的官员穿的”，脸上充满了鄙夷与不屑。

也难怪他，从前的戏剧舞台上，出场的不都是王候将相、六部尚书等大官吗？偶尔有七品芝麻官上场，往往都是扮演的配角甚至丑角（只有海瑞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