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音乐的五点意见

文：章红艳

《音乐周报》

（一）名称问题

    民族音乐的称谓，目前主要有四种。大陆称“民乐”（民族民间音乐的简称），台湾称“国乐”，香港称“中乐”，新加坡称“华乐”，各有背景。有人开玩笑说，是“中、华、民、国”。

    我主张，对外应称中国音乐，我们自己称“国乐”为好。这个称谓并不专属台湾，它始于清末民初。它和国学与西学、国画与西画一样，是相对于西方音乐而提出的。应该肯定，这个称谓体现了东西方音乐的对比，也体现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近年，国内也开始使用“国乐”之称，如央视“国乐飘香”栏目。 

    即使从字义上说，民乐之称也并不确切。“民”字的第一联想是“人民”、“民间”，而非“民族”，难道与民乐相对的还有“官乐”（宫廷音乐）吗？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上应当强调本国本民族，所以我认为应该恢复“国乐”之称。

（二）教育问题

    我这里说的不仅是专业院校的音乐教育，还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国民音乐教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由谁规定，我们的中小学音乐课的全部内容，似乎就只是学几首歌。近年各地兴建音乐厅，而只教唱歌的音乐教育，显然不可能培养出音乐厅所需要的听众。因此，我们至今缺少音乐厅文化。而只有所谓歌星演唱会文化，以假奏假唱为特色的电视音乐文化，以餐厅伴宴为主要形式的民族音乐文化，加上主流媒体在文化传播上的娱乐化倾向，整个社会已经弥漫在日益低俗的文化氛围中，连幼儿园的演出都是扭屁股加流行歌曲。

    我希望国家能重视和研究国民音乐教育问题，最起码应当要求文化机构和媒体对于社会承担必要的责任，不做反面教员。

（三）品质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普遍现出颓势。正因为这样，各国政府和文化界有识之士也越来越注重本土的、本民族的、本国的文化发展。日本在现代化、西方化的进程中，非常注重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这一点，得到很多国家的赞誉。而日本的经验之一，就是实现本民族艺术的优质化和精致化。他们的“能乐”、“茶道”、“插花”、“生活礼仪”可以说做到了一丝不苟的境界。他们能够为本国和外国的听众拿出真正高级的、雅致的、具有代表性的、可以称为指标的东西，让人叹为观止。而我们对繁荣的理解，却过于偏重于“量”，而忽视品质。各类团体、院校过多过滥，失去应有的水准、魅力、示范性，民族艺术也因此失去应有的光环。谁会从几件民族乐器在餐厅伴宴的过程中产生民族自豪感呢？又有谁会从各种媚态十足的肢体音乐表演中感受到民族音乐的尊严呢？

    高雅音乐的出路在于真正做到高雅。

（四）创作问题

    西方音乐拥有巨大的曲库，相比之下，我们在曲目方面很贫乏，尤其是可供音乐会演出的曲目更少。比如，一个西方的钢琴家、小提琴家，终其一生也只能演奏部分作品，而我们的演奏家，却难免几十年在“二泉”、“十面”、“春江”等为数不多的保留曲目中打转。虽然作曲界的新人层出不穷，虽然每年列入登记的新作品也层出不穷，但适合演奏并被听众接受的作品少之又少，更谈不上繁荣。主要原因，是创作思想严重脱离传统、脱离演奏家、也脱离音乐听众。许多自鸣得意号称现代主义的作品，不仅观众莫名其妙，而且演奏者也莫名其妙，完全沦为音符演绎工具。

    上述情况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盲目跟在洋人屁股后面模仿，而完全失去自信。这种精神状态不改变，越是创新、越是现代，则越糟糕，必须引起极大的注意。反而是一些外国音乐家对这一现象很不理解，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丢弃十分宝贵的特征？

（五）形态问题

    西方音乐从宫廷、教堂、民间社会到音乐厅和歌剧院，已经形成了若干相对固定的演出形态，百余年，中国音乐也在试图日益“音乐厅化”，但并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我个人的建议有两条，一是应当注重发展国乐的室内乐；二是应当注重“以我为主、中西结合”。

近年来，音乐界对大型民族管弦乐队问题争论颇多，认为它是基本照搬西方乐队形式的产物，而且远远没有解决声部平衡和乐器音色的和谐问题。我赞同这个看法。因而主张发展具有共性特征的、多样化的中国乐器组合，即国乐室内乐。如：打击乐组合、民间吹打、弹拨音乐组合、弦乐组合等等，以此为方向，催生新的作品，走向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和精致化。

    同时，以我为主，探索中西结合。

    从人类音乐发展看，融合是必然趋势。但从本民族考虑，融合要考虑以我为主，即以中国乐器为主奏。

我从1992年举行以琵琶为主奏乐器的协奏曲专场硕士毕业音乐会起，一直将“琵琶与管弦乐队”作为自己的课题，先后与德国巴伐利亚交响乐团、慕尼黑广播交响乐团、美国迈阿密交响乐团、巴西国家交响乐团、韩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等几十个中外乐团合作演出。出演于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波士顿乔丹音乐厅、德国慕尼黑音乐厅、斯图加特莫扎特音乐厅、奥地利多加纳音乐厅、意大利罗马音乐公园音乐厅、德国柏林爱乐大厅等世界著名音乐厅，积累了《草原小姐妹》、《霸王卸甲》、《琵琶协奏曲》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事实证明，这种“以我为主，中西结合”的方式不仅为中国音乐开拓了新的领域、扩展了表现力，而且为西方音乐增添了源自中国的音乐元素、色彩和技巧，可以说是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贡献于人类音乐文化的一种成功途径。

    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请批评指正。

                                                                                  2009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