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明明聊天，无意中说了一句，“也许做朋友比情人好”。

明明大吃一惊，开始认真的纠正我关于情人、男女朋友、爱人的区别。

其实她说的我都知道，我只是喜欢有时使用“情人”这个词来指代相恋中的男女。即使这个世界已经将这个词妖魔化，成为不正当关系代名词，见不得光，上不得台面。

古往今来，眼睛雪亮的群众们总能敏感地嗅出男女之间不寻常的蛛丝马迹，然后化为茶余饭后的最佳谈资。

谁谁乱搞男女关系，谁谁在外偷腥，谁谁包养情妇，即使是仅仅是些玩笑言语，亦难逃被人捕风捉影，何况是更为被人津津乐道的男女情事。

容易沦为谈资的男女情事大抵2种。

一是都市男女流行的“红颜、蓝颜”，强调暧昧成分。可以一起逛街喝咖啡，谈人生谈理想谈烦心事，纯心灵籍慰却又不落痕迹，即使有某方的正宫吹胡子瞪眼，大喝干醋，也无可奈何。此谓之精神情事。

而另一种则是赤裸裸的情色，强调肉体关系。想在一起时在一起，不想时就分，没有承诺,没有责任，甚至没有办法共同在阳光下生存。此种多为不合法不合道德的形式，不论看客自己的心中有鬼或没鬼，至少表面上是要与他人一起异口同声的表示不齿和鄙夷的。

而“情人”二个字，在众人的唾沫横飞中，慢慢的被赋予特定含义，开始与老板、贪官、红杏出墙、抛妻弃子等字眼共同出现，并慢慢丧失了完整的人格。

其中最常出现的是有钱老板的情人，为钱委身，生存条件苛刻，没有足够的活动自由，人们更愿意鄙夷地称之为“二奶”或“二爷”。而贪官们的情人则一律被描绘从中获利、贪得无厌、助纣为虐的红颜祸水，最终高度上升到被誉为他们犯事锒铛入狱的幕后黑手。

因此，也难怪人民群众视“情人”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洪水猛兽。

然而在中国，受法律保护的两个亲密男女关系也无非两种，一是未婚，一是已婚。为了赐此等关系予合法称呼，富具无限想象力的中国人民，创作出五花八门的称谓。

以男人为例，介绍自己的那位，不但夫人、荆妻、糟糠、内人、娘子等古代雅称繁多，光是现代的称呼，就让人目不暇接。有公事公办客气万分的，如“太太”、“爱人” 、“ 妻子”；有直接口语化的，“堂客”、“老婆”、“老伴”；有粗旷不拘小节的直呼的“娘儿们”、“婆姨”。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直接将功能实用化，譬如管清洁、打扫、吃喝的“家里的”、“做饭的”，管侍奉老太太的“媳妇儿”、管传宗接代的“孩子他娘”。如此之类，琳琅满目。

我觉得除了“老伴”等极少数还能略为透出一些两人的亲密意味外，更多的是冰冷得如代号或使用说明。

至于未婚的，常规称为女朋友，正式但总觉少了那么一种味道；非常规称为对象，听起来更窘，象单纯搞婚姻，有如种猪配对；当然也有人预支“老婆”这个称谓，但终归名不正言不顺，多少有些让人侧目。作为我等早已远离青春期的人，更加不能象少男少女之间流行的爱称那样，公然对别人说:“这是我的猪猪吧”？

所以，“情人”这两个本来那么美好的两个字眼不能合法存在，不能不让我扼腕长叹。

且不说“情人节”的由来是西方凄婉的爱情故事，便是在婚姻制度极度不健全的古代中国，“情人”的意义更多的存在于才子佳人之间或浪漫或幽怨的故事。

譬如深闺小姐对高墙外路过的书生一见钟情，譬如崔护对桃花下的女子惊为天人，譬如卓文君抛弃富贵追随司马相如。这些人中，有的只是一面之缘，有的已经天各一方，有的依然你侬我侬。但凡涉及，各代学者多用“情人”一词进行辅释。

也有直接使用“情人”一词的。张九龄在《望月怀远》中就写到，“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而字里行间写给“情人”的诗句更是数不胜数，有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惆怅，有多情自古空余恨的悲凉，有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勇气，有恨不相逢未嫁时的痛苦。

这一切，与男盗女娼无关。

不信，你闭上眼睛慢慢的想。

初恋情人。你记不记得爱情的青涩时光？会焦躁期待，却又欢喜得微笑在眼睛里洋溢出来？

情人节。你想到了什么？是不是两个人在冬夜里相挽着走，甜蜜浓得像空气中玫瑰的芬芳？

情人眼里出西施呢。知不知道那种不容别人批评的旁若无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溺爱与专宠？

梦中情人呢？你会不会想起，那你自己不愿亵渎的圣洁？

这个词，其实深情得那么美好。

——谨以此文给天下“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