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传记文学有缘

常听人说：青年人喜欢往前看，老年人容易往后看。我已年过八十，也犯这样的毛病，经常会回首往事。往前看是进取，是积极的好事；但往后看，也不全是消极的。我想起自己半生与传记文学有缘，使自己有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专业爱好。我学习传记文学的最深体会可以归结为“认准方向，结友同行”八个字。我觉得把学习和研究传记文学与古代文学作为我的学术方向，向同行老师和朋友学习、交往，可以少走弯路。
      童年与求学

1938年2月，我生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榆林村。老家离鲁迅外婆家安桥头大约五里路。这里是浙东典型的江南水乡，到处河道密布，风光旖旎。鲁迅小说集《呐喊》里写的《故乡》《社戏》，《彷徨》里写的《祝福》《离婚》等，其自然环境和风俗背景，都可以在我的老家找到影子。
    我的祖辈，从祖父到父亲、兄长，全是农民。我的童年都是在榆林老家度过的。1950年夏，我从榆林小学毕业后，整整一年给四叔家放牛。放牛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夏天用牛车水灌田，春天用牛拉犁耕地。我觉得放牛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因为有小伙伴可以一起玩。
牛也是我的好朋友。有两件事，牛帮了我大忙。一件是夏天放牛常会遇到蛇，大的乌梢蛇，遇到人会站起来，从嘴里吐出分叉的舌头，看起来非常吓人。在我的小伙伴中，阿金年龄稍大两岁，他告诉我们：当蛇站起来时，不要怕，只要说“我比蛇高，我比蛇高”，蛇就跌下去了。但他的办法其实并不灵验。有一次，我遇到一条大乌梢蛇，站起来头几乎比我还要高。还是阿贵聪明，他教我骑到牛上，快喊：“牛比蛇大，牛比蛇大！”我赶快跳到一块石椁上，再借石椁的高度骑到牛背上，这才顺利脱险。
    另一件是我们要带牛到河对面坟场附近的草地去放牧，但我当时还不会游泳，河面至少有50米宽，怎么过去呢？阿金告诉我一个办法：先把牛赶到河岸边，骑到牛的脖子上，然后两手分别握住两只牛角，同时拿住牛绳，让牛驮着游过河去。因牛游泳时头肯定是高出水面的，人骑在牛脖子上不会滑到水里，也不会呛水。如果不会游泳而骑在牛背上，万一滑下来就危险了。其他小伙伴也骑在牛脖子上，游在我的前后，我的胆子也大起来，学着大家的样子，终于安全到达对岸。回来时，也如法过河。这样的渡河不但安全，还很有趣。
    1951年秋，我考取绍兴一中，在那里读了6年。1957年夏，我高中毕业，考取西北大学中文系。难忘的大学生活虽然谈不上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但也足可以说是正值青春年少奋发时。
    我在西北大学读中文，自然爱好文学。受当时班级里创作氛围的影响，我对文学写作也有了兴趣。1958年5月，我写了一篇生活故事《第一次上街演戏》，在西安一家报纸上发表。1960年，国内已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布置我们开展写“三史”（工厂史、公社史、家史）的活动。同年5月，我和几个同学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来到渭南双王公社八里店生产大队，准备写全国植棉女劳模张秋香的家史。听说西安作家王汶石来这里体验过生活，写的短篇小说多以此地为背景。我们就一边读王汶石的小说，对照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观察当地农民的生活；一边揣摩作家是怎样写人取景的，师生一起讨论。在与农民共同劳动生活中，积累材料，分工写作。从5月中旬到8月，整个暑假都在那里度过，基本完成了张秋香家史初稿。后来书虽没有出版，但这次下乡写作的经历，是我以后与人物传记有缘的开始。
我与创作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西安作家杜鹏程的夫人张文彬是大学同班同学。她是班党支部书记，我在大四时曾任班长，因此也有机会认识了杜鹏程。张文彬常邀请我和其他同学周末到她家做客，我们向老杜请教文学上的问题，听他讲各种过去的战斗和创作经历。杜鹏程常鼓励我们要多写作，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1年7月，我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浙江师范大学的前身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组当助教。在此期间，我曾经认真阅读了《史记》。当时缺少合适的书可以看，家里有旧书《史记》“三家注”，就既当历史，又当小说阅读。我对人物传记很感兴趣，这为我后来研究古代传记做了点铺垫。
    1982年是我与传记文学正式结缘的一年，也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以前没有确定的专业方向，耽误了很多时间，这一年我已经虚岁四十有五了。春节后，我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当时因中文系要求讲师以上都要开设选修课，我爱好《史记》，老同事常元敬老师便鼓励我说：“兰村，你可以把《史记》范围扩大，干脆开传记文学课。”我说：“好的，我试试看。”我决定先到复旦大学去学习，有机会的话，想去拜访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
    到复旦大学后，经过导师顾易生教授的引见，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朱东润先生。我自此以后的教学和研究，都与朱先生的教导分不开。我虽然没有成为他的入门弟子，但从内心把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2019年10月我发表在《传记文学》上的一篇短文，能说明我与朱先生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朱先生是我传记文学研究的引路人。我在拜见朱先生前，已读过他在1961年8月5日发表于《文汇报》的文章《漫谈传记文学》。文章开头就说：“传记文学是一个有优秀传统，同时又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朱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传记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当时我十分兴奋，朱先生的文章为我指明了选修课的方向。我在复旦大学见到朱先生时，他已经86岁了，还在带研究生，继续创作传记。我受到他的热情接见，一个下午听他畅谈传记文学，终身难忘。我又去听过他的两次公开课，并向他的研究生了解传记文学课的情况。1988年年初，在完成了最后一本传记创作之后，93岁的朱先生去世。同年5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纪念朱先生的学术讨论会。系主任陈允吉教授邀请我出席，并派朱先生的研究生陈尚君、李祥年教授到上海火车站接我。后来，我在纪念会上发了言。朱先生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他的为人和他的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都值得我学习。
    在复旦大学进修期间，我选修了当时中文系系主任、著名古代文学教授章培恒的《晚明文学研究》课，以后多次与他交往。章先生出版过《中国文学史》，他的古代文学研究观点，为我后来编写《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打开了思路。

 传记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1982年9月，我回到金华，除了教原有的古代文学基础课，第一次新开了传记文学选修课。此后，我一直从事传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了第一次的传记文学课，我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当年的暑假编写了《古代传记文学》讲义，油印发给选修的同学。这个教学提纲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一、初步了解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概况及其优秀传统，增进学生的爱国思想及道德品质。二、讲读古代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学习古代传记文学的有关理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古代传记文学作准备或写作新的传记作借鉴。
    这个教学提纲的特点是资料选辑，保证了所讲主要内容和观点都有文献依据，教师不是随意发挥，而是在文献依据的前提下讲解或举例论证说明。我认为这样可以整体提升这门课程的学术性。例如讲义的第一章：《什么是传记文学？》这是关于传记文学的定义，我共列举了11条文献的观点：1. 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传记类》：“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2. 引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五；3. 引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4. 引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传记》；5. 引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6. 引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7. 引朱东润《漫谈传记文学》……在课堂讲解时，我再说出自己的看法。由此可见，我对传记文学的定义吸收了古今名人的相关观点，进行比照。其余资料也都仿照这一体例。
    1984年6月，我发表了第一篇传记文学论文，题为《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发表在西安《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后来，《新华文摘》1984年9月号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4年第13期全文转载；《文摘报》（光明日报出版社办）1984年第149期（1984年8月10日）摘要刊发；《文荟》（福州）1985年第1期摘要刊发。
    为什么要作这个题目？我以为，讲传记文学，应从头讲起，考问一下，传记文学是怎么起源的？我在复旦进修时，听朱东润先生的一个研究生说，朱先生说过传记的源头在《诗经》。这句话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回校讲传记文学，就留心这方面的资料，想把朱先生的观点具体论证清楚。研读《诗经》相关篇目，得出《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五首史诗是最早的传记源头的看法。它们可能产生在西周初年，即公元前11世纪。
    传记文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国外有人认为是出于人类有保存自身活动的强烈愿望，称为愿望说；也有人认为传记是为满足人类纪念的天性而诞生的，称为天性说；还有人认为是与人类氏族崇祀文化有关，称为尊祖说。三种说法其实互相联系：人类有保存自身实录的愿望，也有纪念的天性，祭祀尊祖更有纪念的意义。我国古代更倾向于尊祖说。《毛诗小序》说：“《生民》尊祖也。”（见朱熹《诗经集注》）
    1991年，我与张新科老师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出版。1988年5月，我去陕西师大参加《史记》研讨会，认识了该校中文系张新科老师，我们对《史记》和传记文学都感兴趣。他和我商定合作编一本关于古代传记的论文集。后来，我整理出自己已发表的十篇论文，张新科老师也拿出十篇论文，由他再统一体例，进行编排。张新科老师在书稿上花费了很多心血，每篇文章的小标题都经他按体例修改或重新设立，工作量可想而知。最终，书名定为《中国古典传记论稿》。商议署名时，他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我实在不敢当，这足可见他是有意照顾我，为人非常厚道。1991年10月，此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1998年获得陕西省教委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张新科老师给我寄来奖状和奖金。1992年11月，我因有传记文学研究成果，经学校和省职称评审，晋升为教授。我一直想，这与张新科老师对我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1993年，浙江师范大学设立传记文学方向硕士学位授予点。浙师大现在已有多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但当时本校仍然只有招收硕士的培养权，而无授予权。学校和中文系有关领导从本校实际教研情况出发，把研究方向定为传记文学、古代文学（古代小说等）。这两个研究方向的确定，充分显示了我校的教学特色，给浙师大中文系的申硕之路敲开了大门。1993年国庆前夕，从北京传来好消息，国务院学位办已经批准浙师大设立两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其中之一即为中文系古代文学（含传记文学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方向）。浙师大第一批具有硕士生学位授予权的硕士点终于诞生了。当时经校系领导决定，古代文学硕士点由我负责。
    1993年11月，为推进和发挥浙江师范大学教师研究传记文学的团队作用，经学校领导批准，浙师大传记文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由我任中心主任。当时获悉，北京大学由赵白生老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世界传记文学中心，我们发去了贺电。后来赵白生老师也很支持我们中心的工作，从此南北呼应。传记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后，主要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服务地方。协助中共金华市委宣传部，合作编写《金华历史名人传》，我以副主编的名义署名，由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二，扩大同行间的联系。2000年，征得北大赵白生老师的同意，我们在金华举办中外传记研讨会。他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经电子邮件联系，发来贺信。来金华的传记文学专家们为我校的传记文学研究带来了最新的学术信息。第三，增强校内传记文学研究学术氛围。在校内举办多次小型讨论会和讲座。第四，积极参与传记文学批评。经梅新林教授与《文艺报》联系，在《文艺报》开辟专栏，发表本中心老师们对当代传记文学的评论，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及《新华文摘》转载，扩大了中心对外的影响。我自己撰写了《英雄传记正气永存》一文，发表在2001年8月的《文艺报》上，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经过1994年一年的筹备，1995年秋，第一批古代文学专业三名硕士生顺利入学。担任古代文学专业课程导师的是我和梅新林、俞樟华教授；担任文艺理论课导师的是杜卫教授。浙师大古代文学硕士点的老师们在招收硕士生后，为研究生们努力开设新的课程，带领研究生们开展专业研究，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以传记文学研究方向的课程设置为例，我开设了《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课程；俞樟华开设了《古代传记文学理论》《史记研究》等课程。我们编撰的传记文学相关系统教材或专著10余种相继正式出版。我们和硕士生们的传记文学论文在《新华文摘》《文艺报》《人物》和不少学术报刊发表。由我、俞樟华共同署名的《传记文学方向硕士生培养与教材建设》项目获得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和200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建设本校传记文学硕士点的过程中，梅新林、俞樟华、杜卫教授全力支持和帮助我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也就没有这个硕士点。
    1988年我认识了北师大中文系韩兆琦教授，他向我提出合作编写《中国传记文学史》。1989年年底，他到金华与我讨论具体编写问题。1990年暑假，他邀请我去北师大讨论书稿修改。我向他学习到不少传记文学理论知识和写作技巧。他是继朱东润先生后，直接指导我写作的老师之一。书稿由他主编于1991年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5年开始招收硕士生以后，我就想把自己的讲义提高一步。我对研究生说：“我们学术志向上要大气，具体研究上要严谨。”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我邀请研究生们和校内外一些同行，共同编写《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本校叶志良老师和徐州师大王成军老师也都很支持我。我们把传记文学史古今打通，从古代延伸到现当代，而且加强了论证。我记着以前徐州师院的吴汝煜教授给我的建议，每个历史时期要自己写出论文作为书稿的骨架，这样才能保证书稿的质量。我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明代等时期的传记文学作了比较系统的研读，然后写出论文发表。我考虑传记文学研究不应只限于对古代传记的研究，也应关注当代传记，就开始留心阅读，并写成论文。如《对当代传记文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发表于黑龙江的《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
    1999年1月，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在语文出版社出版。2012年又作了修订补充，出版了修订本。在出版《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的前后，我单独或者和同事合作出版了《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等著作，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传记文学教材体系。
    在研究传记文学的同时，我仍继续研究古代文学。我与梅新林教授合作，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教材《中国古代文学》（拟于2020年出修订版）；与张继定教授合作，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古代散文概论》；与娄国忠合作，由杭州西泠出版社出版了《咏梅诗词百首详解》。
    2004年春，我接到语文出版社编辑邵燕鸿老师的电话，他邀请我编写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传记选读》的课本。我想这可以把传记教育普及到中学去，以前我曾经参加编写过省初中语文课本，出版过初中高中语文教学辅导书，对中学语文稍有了解。经过两年的不断修改，到2006年清明那天，我接到确切消息，我们的初稿被国家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通过了。接着，邵燕鸿老师来电话，为配合教材，要编写一本教师教学参考用书，同时还要出版主编对教材的解释以及语文老师示范课的光盘。这两件事都有难度，但最后经过我们的努力，书稿终于在2007年1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并在当年向全国发行。
    2010年，《语文建设》编辑记者李节老师对我进行了书面访谈，题目是《传记和传记的教与学——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兰村教授访谈》。这篇访谈发表在《语文建设》2010年第6期。我在访谈中对李节提出的关于传记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了回答。
    2010年，我创作的《蒋风评传》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我也正式开始了传记写作的实践。为什么要写传记？我教授传记文学课程，却没有传记文学的写作实践，觉得应该弥补。我想通过写作传记，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一次尝试。2006年秋，我去太原参加中外传记文学学会的年会，了解到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张维教授、复旦大学人文学院的李祥年教授各自给云大、复旦的一位校长写了传记，这给我以启示。我想应该给自己补补课，也动手写一本传记。
    如何选择传主？经过反复考量，我选择写儿童文学家、浙师大老校长蒋风先生。从2006年年底开始，我有意识阅读儿童文学的书，注意收集有关蒋风先生的资料，逐步蕴酿传记的提纲。我想，蒋风先生的学术著作和他对儿童文学的执着精神，是儿童文学爱好者的共同精神财富。通过传记这个载体，把我对蒋风先生学术思想和为人个性的理解，介绍给读者，附带介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简要情况，也许可以给对儿童文学有兴趣的人作点参考。

 学界交往，友情难忘

因与传记文学相关，我多次参加学术会议，许多同行永远难忘。我参加过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召开的会议，是我向有思想有创意的同行学习的好机会。其中有几次会印象颇深，许多同行成了我的老师和朋友，永记在心。
    1988年，我在陕西师大参加《史记》研讨会，见到了全国许多《史记》专家，其中对兰州大学张大可教授（后来调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印象尤深。他在发言中对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概括为四个字：治国做人。这一定位非常精到。我后来在阅读《史记》中经常体会这四个字，并在讲课时也介绍过张大可教授的观点。在陕西师大那次会上，我还认识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教授，他年龄比我大，但对《史记》研究持之以恒，成就卓著，他先后出版了《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史记文学成就论说》《史记文学成就论衡》，专注《史记》，精益求精，对我教育启发很大。
    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我参加过多次。其中1995年在南京师大那次会上，第一次见到会长北京大学赵白生老师，一个执着于传记文学事业并有领导魄力的学者。赵白生，1964年出生于江苏。1994年他发起成立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时，还是北大外语学院的青年英语教师，年仅30岁。1996年12月在北大召开第3次年会时，北大英语系从领导到同事，有不少人来帮忙搞会务，由此我觉得他人缘一定很好。有几位外国专家也来参加会议，现场翻译碰到译不出的情况时，赵老师马上接上去译出来，可见他的英语很棒。会议结束后的一天早上，天气很冷，他从自己住处出来，帮我拿着行李，一直送我上汽车。后来我回到家，妻子告诉我，等我上了汽车，赵老师就打电话告诉我家里，说我已安全离京返回。在京时，赵老师陪我到书店买书，有几本书没有买到。我回浙江后过了一段时间，赵老师帮我买到了书，用邮包寄来。信中说，他又跑了几家书店，把我要的书买到了，但不要我寄书费，算是他送我的。赵老师对朋友的照顾周到如此。
    1999年，赵老师才35岁，在北京发起召开第一次国际传记文学研讨会，并且成立国际传记文学研究组织。当时的会议，北大校领导出席，还来了世界各大洲的50余位外国专家，是名副其实的国际会议。后来听赵老师说，为了发起这次国际传记文学讨论会，事先他用了两年时间作筹备，与世界各国传记文学专家取得联系，逐渐把他们联络到中国来开第一次国际传记文学会议。整个过程，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以一个普通教师的名义，要发起召开一个国际会议，谈何容易。会议开得很顺利，中国学者作为发起人，在这次国际会议中起了领导作用。这次会议是对赵老师的工作魄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领导能力的全面考验。事实表明，他的能力素质是很强的。他曾对我说：“一个人在世上一生总要做一件或几件有创造意义的事。传记研究和创作就是有创造意义的事。”我常把他的话放在心里。

踏实亲和的全展老师，则是杰出的传记文学评论家，1956年生于湖北荆门，是湖北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全老师给我留下突出的三点印象：一、他做学问特别踏实。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界，要数全老师对全国有关各类传记文学创作、理论著作、作者情况、传记文学团体各年的活动信息掌握最全面、最系统。他就是当代传记文学的一本生动史书。二、他为人热心，乐于助人，在同行中很有亲和力。他被大家推举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这是大家对全老师的为人、学问和工作能力有目共睹的结果。我个人就多次得到他的帮助。和他一起开会，事无巨细，他都处处照顾我。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出修订本时，向全老师求教，全老师热心协助，倾囊相授。三、他本人对传记文学的研究与评论成绩杰出。他研究传记文学30余年，出版有《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传记文学：观察与思考》等多部学术著作。
    王成军，1961年5月生于徐州，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传记文学学者。2011年9月，他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中西传记诗学研究》，对“自传现象、自传观念、自传事实、自传伦理、自传时间、自传叙事等本质问题都作过许多颇有见地的阐发”（全展：《新世纪六年传记文学研究述评》，《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我认识王成军老师并与他交往已20多年了。初次见面时他还是30出头的小帅哥。
    王成军老师给我的鲜明印象有三点：一、说话俏皮，爱把自己名字中的军字夸张化。有时在网上自称“军王”“我军”，或“本军”。二、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学术观点都过硬。他是博士毕业、博士后出站，有到国外访学经历。这样的学历绝对是“硬核”，也使同行们对他刮目相看。他的著作可以说明，他对待学术问题都经过严肃研究。他在徐州作过关于韩信的学术讲座。三、他是一位很讲情义的同行朋友。我在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时，请他帮助编写清代部分，他爽快接受，并按时按质完稿。他原来专业是外国文学研究，但对中国的传记文学也能把握自如。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2011年年底，我去曲阜参加中国古代传记文学讨论会，到了曲阜，却拉肚子很厉害。王成军老师陪我去当地医院。当晚，从叫出租车，到医院挂号、配药、付费、挂瓶，他都陪着我。挂完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又叫出租车把我送回招待所。不仅一路往返搀扶我，而且付了车费和医药费。我要还他，他却说：“陈老师，您见外了。”坚决不收。那天我在曲阜生病，幸亏有他照顾，后来才安全回家。这个情谊我始终牢记。
    在我学习传记文学的道路上，我还遇到了校外的杨正润、韩石山、叶永烈、张新科、李辉、李战子、李祥年、薛玉凤、许菁频以及本校的梅新林、俞樟华、叶志良、赵山奎等许多同行老师和朋友，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出致谢。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确实如此。
    近年来，我在为少年儿童编写微型传记故事。2014年国庆前夕，清华大学出版社有两位儿童文学编辑到浙师大访问。他们到我家一起聊儿童文学，他们建议我也可以写儿童文学作品。后来我考虑，我教过古代文学和传记文学，可以尝试写写古代微型传记故事。什么是微型传记故事？即有故事的微型传记。杨正润著《现代传记学》对这类传记称为“故事传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名称突出了它的故事性。我考虑，小读者一般喜欢听故事，看故事书，尤其是以儿童为主角的故事，更与小读者相贴近。近几年，我先后编写出版了三本书。
   《中国古代儿童品德故事读本》，2015年12月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书出版后，媒体评论颇好。徐家萍在《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2日，第16版）以《新品德故事读本怎么写》为题，指出该书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加上作传者与编者的情感、价值判断，使一篇篇看似短小的‘微传记’拥有着不亚于皇皇万言的力量”。李俏红在《金华日报》2016年3月13日发表评论，指出应该“让孩子从小读传记”。这些评论都扩大了该书的影响。
   《古代少年故事选》，2017年5月语文出版社出版。我沿着古代儿童品德故事读本的思路，选择古代少年优秀的微型传记故事，编成这本书。我自己学语文的体会，包括文言文的学习，主要是笨办法，多读点书，靠读书积累，增强对文言文的语感，加上老师的指点，自然会提高语文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初中的年龄段，是学习文言文的最好时段，记忆力好。所以在此时段，给文言文打基础，不容忽视。
   《新编中华上下五千年》， 2019年8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问我能否编写一本关于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的书。我想这是历史普及书，但我对历史毕竟是隔着专业，基础不足，我联系了两位年轻朋友合作。我考虑要发挥我们对古今传记相对熟悉的优势，多用微型传记讲历史人物故事，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尽可能对已有同类书籍有所突破，写出自己的新意。
    学习传记文学一路走来，我深感传记文学值得我学习一辈子。朱东润先生把传记文学作为他一生的学术追求，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友情最珍贵，铭记诸位同行老师和朋友们的支持与援助，让我们继续一起走下去。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0年第9期专题

“传记文学课：在历史与文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