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妻突然很紧张地对我说：“装钱的皮包不见了。”我断定妻是逗我玩的，随意地说：“别跟我开玩笑。”当她知道我确实没有挪动钱包时，更加紧张焦急了，看样子不像是骗我。我也紧张了起来，因为皮包里装着准备给上大学的女儿寄去的一万多元钱。我打开放钱包的柜子，手在里面到处摸，也没有摸到钱包。我俩都傻了眼，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傻望很久。之后，妻就像丢了魂似的。也难怪，这些钱是我这个单职工家庭将近一年的结余啊。我逐渐恢复了平静。因为我经常在失去什么之后用戴尔•卡耐基的话安慰自己：既然是这样，就不可能是那样。冷静下来的我，在思考着小偷是怎样偷走的。房子里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门锁也没有被撬的痕迹。这怎么可能呢？莫非是熟人所为？但是自从钱取来家之后绝对没有人来过我家。莫非是那天中午，我喝醉了酒，午睡时房门没有关，有人从隔壁的院子里翻了过来？我家住平房，前面是厨房，后面是正房，中间隔着院子。我一般只是锁好前面厨房的门，而对后面正房的门就马马乎乎，常常是不锁的。我家左邻是教务处刘主任家，右邻是两个“三好”学生的租住房，我是绝不愿以恶意来怀疑左邻右舍的。但行窃者踏雪无痕，尤其是前面厨房门的锁一点撬动的痕迹也没有，我只能怀疑那两个“三好”学生了。为了尽量不破坏现场，我扒在床上往地板砖上看有没有脚印，意外的是，我看到在离柜子不远处的床肚底下躺着那个装钱的黑皮包。我快速捡起并打开那皮包，厚厚的一大叠钱还躺在里面。我喜出望外，赶紧喊来妻。她也马上转悲为喜。我们谁也没有想里面的钱到底有没有少。当然，我们也无法知道具体数字，因为那两天我家在请客吃饭，也在皮包里面拿钱。我们认定皮包是自己滑落到那儿的。捧着皮包，我们有一种捡到钱的喜悦，仿佛那钱本来不属于我们似的。我也在责备自己，错误地怀疑了别人，尽管我一点也没有对外透露我的怀疑，但心里毕竟怀疑了。人家是成绩优秀的“三好”学生啊。

期中考试过后，根据惯例，学校要对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表彰。隔壁的那两位学生依然成绩非常优秀，在班级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二。在同年级八个班中也都是前十名。校长亲自为他们颁发奖状，并且照了相留作纪念。我们那一排的住户对他俩交口称赞。

天气逐渐凉下来了。一天晚上，由于白天的劳累，我和妻都睡熟了。凌晨一点多钟，我被妻惊醒。她大声喊：“你跑到我家房里来干什么？”声音里充满着惊恐。睡意朦胧中，我以为她在说梦话。但当我抬起头，朝房门方向望去，看到堂屋的电灯亮着。睡觉前，我明明将电灯熄掉了，怎么会亮着呢？这时我才清醒，知道妻不是在说梦话，灯一定是别人打开的。我问：“怎么了？”妻说：“刚才有个人进了房间，跑了。”我快速披了衣服往门外追去，一直追到学校的大门口，不见人影。我很快折了回来，仔细查看厨房前面的门，绝没有撬动的痕迹。那人是怎么进来的呢？是我睡前忘记了锁门呢？还是隔壁的“三好”学生翻院墙过来的呢？无论如何，我得问问他们。我敲了敲他们的门，没有动静，似乎睡得很熟。我使劲敲了一会，他们打开了门。我怒问：“你们跑到我家干嘛？”我想用这种诈的手段来帮助破案。“我们没有跑到你家，我们在睡觉呀。”他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刚刚被你喊醒的。”这时，妻也起了床，跟着进来了。“就是他。”妻指着名叫庆的学生说。他俩还是一口咬定不是他俩。夜已很深了，我没有再盘问，等天明再说吧，就拉着妻回去了。我问妻：“你确实看清楚是他吗？”妻说：“可能是吧？”我说：“这事不能可能，必须肯定。”

第二天，我把这事和他俩的班主任说了。班主任不相信他俩会这样，一口否定了我的说法，但我仔细想想事情的全部过程，还是认为他俩是最大的嫌疑，尽管他俩一直是“三好”学生。我还得亲自再问问他们，这也是对他俩的人生负责。如果不查个水落石出，他俩可能越陷越深。这一次我把他俩隔离盘问。先把名叫伟的学生叫到一间房子，但没有问他，叫他好好想想，接着叫来庆，他是我主要怀疑对象，因为妻说看到的可能是他。“你为什么到我家？”我还是用诈的方法。我认为做贼一定心虚。他仍然否认。我说：“你不要否认了，伟已经说了一些情况。”因为被隔离，他不知道伟到底说了什么。我接着说：“你误入歧途，但回头是岸。像你这样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果陷入这些事中不能自拔，太可惜了。你现在承认，我不会把你怎么样，主要是为了挽救你。有才无德是灾害啊。”他说话开始支支吾吾了。我说：“这么多年你凭什么做‘三好’学生的？难道老师没有教育你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吗？”他不说话。我说:“你把过程说清楚，我尽量不扩散这件事，我会跟踪教育你的。”这时他的防线被摧毁了，说出了入室的目的和经过，同时也承认了上一次的入室实事。上一次，他拿到钱包后，我恰巧在床上翻动身子，他慌忙丢下钱包，跑出去，从院墙翻了回去。

从他口中得知，教过他的老师一直都是根据学习成绩来评定“三好”学生，老师最看中的就是成绩。我陷入了深思。

（注：文中两名学生是化名，请读者不要随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