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的四十八岁生日。过去的四十七年中，念及生我养我的母亲，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我，常为不能时时奉孝于她的膝前抱着深深的愧疚，这个生日来临之际，我却多少有所慰藉了──二十多天前，母亲距鬼门关仅一尺之遥，正是我和家人殷殷的爱，让她老人家化险为夷！期间，一切是那样惊心动魄，又是那样波诡云谲……

    十月十一日下午五点，刚刚从外地开会归来的我，突然接到小妹抽抽噎噎的电话，说，远在故乡的母亲吐血了！自二〇〇八年腊月起，母亲得了气管炎，严重时伴有哮喘，甚至两次被怀疑为肺癌，虽然最终经省里多所大型医院专家会诊排除了这种可能，但她的咳嗽一直得不到根治，我的脑海里总是罩着沉沉的阴影。依我有限的知识，吐血是不祥之兆，难道，母亲这次真的要弃我们而去？

    出差途中的小妹正在掉头，离家最近的大妹和大妹夫已驱车回乡，我立即与他们联系，要求将母亲接到市医院紧急处置，随后又去电安抚父亲，叮嘱他准备好母亲的衣物。妻子三下五除二收拾好行装，我们别过儿子，就在一片片黑云与一阵阵骤雨交织中火烧火燎启程了。

    一路上，我的情绪狂躁又烦乱，忽而为没有及早带母亲去京城求医自责不已，忽而默默思忖着母亲一旦没了救，该如何料理后事。妻子时不时拉住我冰凉的手，劝解着我。司机小刘则屏住了气息，一声也不敢吭。

    五个小时后，车终于停在市医院门前，先期抵达的小妹已经办好了住院手续，大妹和大妹夫载着母亲也接踵而至。我抢先搀扶着脸色紫红的母亲下了车、上了担架，推至电梯，进了病房，居然忘了对她说句宽心的话。当夜，我和妻子自告奋勇守在母亲床前，母亲的每一阵咳嗽、每一个举动，都紧紧揪着我的心弦。

    第二天一早，渐渐恢复理性的我，与主治大夫商定：母亲一旦病情稳定，便带她去京城。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母亲也许已处于肺癌晚期，她没去过京城，即使不能得到有效治疗，也应该利用最后的时间段弥补她这个遗憾。

    母亲的主治大夫姓杨，一个十分淳朴、厚道、有求必应的年届四十的汉子。到了下午，他兴冲冲来找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人的血痰里没有发现癌细胞，发现的是一个结核菌，她的病情看来不像预想的那样严重。我全身紧绷的神经顿时为之松弛了几分。

    渐渐地，母亲不再吐血，咯血也越来越少。于是，我决定先回单位了结一些事务，然后驱车前往京城，考虑到母亲的病受不了长途颠簸，就交代妹妹带她老人家直接坐飞机去。

    三天后，我正待出发，医院传来最新消息：母亲依然咯血不止，气管镜不能做，介入治疗找不见出血点，开胸手术没把握，医生诊断为癌症和结核并生，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和妻子重返市医院后，当即征求杨大夫意见：能否转院？路上会不会有危险？转院的话可以去哪里？母亲刚满七十，我实在不甘心、也不忍心就此收手，纵然转院失败了，就算是我们尽最后一分心力吧。杨大夫斩钉截铁地说：不转院就没有一线生机，转院才可能有一线希望！当然，按照惯例，路上出了危险，只能由家属负全责。但为稳妥计，建议去离家最近的也是周边五省最好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听罢他的答复，我纠结不已的心豁然开朗了，于是进一步请求他届时带上救护车同行，以便路上有个照应，杨大夫慷慨允诺。在这世风日下、医患纠纷层出不穷的情势下，杨大夫一不狭隘，二不推诿，这种胸襟和操守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匆匆委托大妹夫回家接来父亲，匆匆联系好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匆匆连夜赶去打前站……母亲的救护车呼啸而至时，转院手续已经齐备，床位却还没落实。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的胸外科名闻遐迩，就医者摩肩接踵，做了开胸手术，才有资格住进病房，其他病人一律在楼道里加床、加椅子做检查或者打吊针。经过再三争取，傍晚时分，母亲终于得享楼道加床的待遇，我这才歇下腿脚。

    凌晨三时，在医院陪床的小妹打来电话，说，也许是头天路途震荡，更兼下午东奔西跑做检查折腾了几个小时，母亲又开始大口呕血，值班大夫建议做好手术准备。三步并作两步从临时栖居的小招待所赶到医院之际，母亲已经抽了血送去化验了，她预感到情况不妙，强打精神给我交代了后事，便陷入昏睡之中。我和小妹面面相觑，默默等待着天亮。

    新的主治大夫姓冯，一位十分干练的青年女性。她一上班，立刻安排气管镜和胃镜检查。身为全国胸外科顶尖专家之一的李主任亲自主持会诊，初步判断是严重的肺结核，但不能排除肺癌的存在，于是他决定亲自为母亲开刀。他们一再强调，这是救命手术，不做手术随时面临大出血，做了手术倘若证明是肺癌，则一般能活二三年。事先我曾与家人合议：母亲要是确诊为肺癌，按常理当属晚期，也就没有手术的必要；是手术就有风险，手术成功，伤口也很难愈合；最好保守治疗，免得她老人家多受一茬罪。那一刻，我却彻底动摇了：做，还是不做？总不能就这样放弃最后的机会，让母亲活生生等死啊！仔细咨询和慎重考量之后，我咬牙拍板：做！出了问题，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我当儿子的承担！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我对父亲只能实话实说，对母亲则半遮半掩，告诉她，为了止血，需要做个小手术。各项工作就绪后，母亲坐在床上，双眼微阖，一语不发，一只手拉住父亲，另一只手拉住我，仿佛把一切都交代给了我们；小妹在背后抱着她，大妹在前面撑着她，妻子在一边怔怔地看着我们；一家人凝固成一组毫无表情的雕像，整个楼道都似乎变得寂然无声。

    蓦地，只听护士一声令下，大家七手八脚把母亲扶上担架，我便推着母亲往手术室走。刚到电梯口，却见冯大夫拨开人流冲将过来，说，病人血气指数太低，呼吸衰竭，手术不能做，先回去补足营养再考虑下一步！我一听就头大了，安顿好母亲，便与妻子急切切去找冯大夫，说：如果母亲没救了，请尽快提醒我们，以便及早带母亲回家。故乡有一种风俗，老人不能在外地亡故，否则连村口都不能进。满怀慈悲的冯大夫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同时安慰我们：不要紧，别着急。

    草草用过午饭，我正在招待所左思右想，该如何应对这种新情况，留守医院的大妹打来电话，带着哭腔说，护士长通知，立即办理出院手续。闻知此讯，两周来硬撑着精气神的我立马崩溃了，不由放声痛哭：完了，完了，看来最坏的结果真的出现了！妻子批评我，沉住气，先找冯大夫了解清楚再作打算。我提着沉重的双腿见过冯大夫，才明白：气管镜检查结果出来了，他们最终排除了肺癌，确诊是肺结核！由于母亲的肺结核处在活跃期，手术容易扩散，加之该院住宿条件太恶劣，不利于康复，建议我们回到家乡，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肺结核的治疗国内有统一的方案和药物，无须过虑。悲喜交集的我沉思片刻，向冯大夫提出，巩固两天再出院。冯大夫出于恻隐之心，当场答应了我的请求。

    回归市医院，依然是杨大夫带着救护车去接母亲。经过他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母亲终于出院了，下一步只需要继续服药两年，即可痊愈。

    事后，母亲对我说，病情确诊的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正在老家和过世的姥姥唠嗑，两个年轻的黑衣刽子手破门而入，不由分说，要带她去执行死刑。经过反复恳求，她去解了个手，回来却发现，黑衣刽子手不翼而飞了。

    呜呼！我多灾多难的母亲能躲过此劫，莫非也是一种天意？

    我双手合十，向古往今来一切神明虔诚地祈祷，愿他们一起保佑母亲早日康复，平安度过她的晚年！

                                                   辛卯年戊戌月一稿，己亥月二稿

    后记：为避免对医院和大夫造成负面影响，文中一律采用隐语。母亲的性命，是他们合力挽救回来的，对此，我内心充满感恩之情，终生不会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