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加的启示

雷加是谁？一个作家，一个享誉全国的延安老作家。

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为了追求真理，他冒着生命危险，他冲破反动派的层层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以后，他又带着延安的火种，延安的嘱托走向新的营地。 

不久前，他的女儿刘甘栗，给我寄来他的七本著作。顿时，他的音容笑貌在眼前闪现。想他、念他，走近他的心灵世界，给人以人生之旅的启迪，给我辈前行而助力。

致雷加的女儿——刘甘栗

甘栗，你好！

雷加老师的大著 《水塔》《雷加家书》《阅读雷加》《四十年间——雷加回忆录》《时代歌者 纪念雷加》《白马雪山  碧罗雪山  四莽雪山》 《雷加文学谈话》共七册，昨天收到，非常高兴。

雷加老师在延安乃至陕北生活战斗多年，在延河之滨，在黄土高原的山川沟峁，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我与他相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几乎半个世纪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不时萦绕在我的眼前。在延安杨嘉岭后山上，他领我寻找《新中华报》旧址，他告诉我，你的母亲曾在这个报社工作；在桥儿沟鲁艺旧址，他用地道的陕北方言和当地的老乡交谈。一句“拜识”，叫的老乡喜笑颜开；我陪着他参观、访问了当年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更有意义的是，我陪着他从延安岀发，经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一直到榆林。在绥德，他工作了很长时间，当地的许多人还知道当年的“布鲁、雷加”！

     榆林，他除过参观访问外，还和当地的文艺、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记得，作家牧笛、胡广深、李德忠等人都写过他陕北之行的文章。

     甘栗，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父亲！他是一位优秀的人民作家！

     他的生命，与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他的精神，将永远鲜活在人民大众心中。

                              延安  谷溪

我见到的老作家——雷加

1984年8月，雷加在市场沟口散步     谷溪 摄

雷加同志是辽宁省丹东人，他是陕北人民较为熟悉的一位老作家。1938年3月，他怀着抗日救国、追求革命真理的满腔热情，从武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这年8月，他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渡过黄河，奔赴晋察冀和冀中抗日前线。在那刀光剑影、血火交织的日子里，他一手握枪，一手拿笔，坚持战地采访和战地写作。发表在《晋绥日报》上的报告文学《王冠上的宝石》，就是他镌刻在战场上的文字。

1939年3月，雷加同志从前线回到延安，并担任了延安文协秘书长。抗战前线的炮火，东北父老的呼喊……逼使他废寝忘食，奋笔疾书。有许多个星期天、他都没有时间去看望在《新中华报》搞编辑工作的妻子。在文协的土窑洞里，他连续撰写了小说《一支三八枪》《五大洲的帽子》，报告文学《妇女抗战进行曲》，散文特写《鸭绿江》和《敌后行》等数十篇文学作品。

1942年春，雷加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大众去的伟大召唤，和参加过“一二﹒九”学运的魏伯、30年代的“左联”作家庄启东同志，带着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给王震同志的介绍信，背着行李卷，从延安来到绥德。当时，王震驻绥德，习仲勋是这里的地委书记。他们对雷加同志的到来，自然十分欢迎和支持。为了让他熟悉陕北农村生活，地委先让他到米脂县杨家沟等农村去搞社会调查；以后还让他在绥德县党家沟、延家岔去做乡文书和乡指导员等工作。那时候，他经常穿着草鞋走村串户。至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绥德有一个布鲁、一个雷加。也许正是他有这一段陕北农村的生活，以后创作了《拦羊人》和《平常的故事》等具有强烈陕北农村气息和乡土风情的文学作品。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雷加同志随“东北干部队”，离开了他生活和战斗过八年之久的陕北高原。

全国解放后，雷加同志曾在东北担任过一个造纸厂的领导工作，以后一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节日》，《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和《蓝色的青冈林》），传记小说《海员朱宝庭》《匈捷访问记》，短篇小说集《青春的召唤》，散文特写集《五月的鲜花》和《从冰斗到大川》等。现在，他已经是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仍然是一位文坛上十分活跃的老作家。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仅年内，他已在《当代》发了小说《足迹所到的地方》；在《长春》《北方文学》和《文艺报》上分别发了散文《天池散记》《这里没有春天》和《生活的海洋》；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6万余字的文史资料《四十年代初延安文艺活动》，各种作品累计有10多万字。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雷加同志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可是，他像远去的燕子一样，经常怀念着养育过中国革命的延安，怀念着陕北土窑洞、老南瓜和酸菜“钱钱饭”。1959年他回来过一次；今年7月下旬，他又一次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久别的“第二故乡”

我见到了雷加同志，是一位两鬓苍白但精力旺盛的老人。他的青春活力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真可谓壮志不减当年!他从西安到延安的当天中午，没有休息片刻，便伏在写字台上整理他在飞机上的笔记。我请他休息一下，他却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可以，可以写一篇散文!”在我接待过 的文艺界的所有客人中，他是最难“对付”的一位。他为了重温40年代延安市民的生活情况，有三次以“休息”为名辞去司机和陪同人员，独自从凤凰饭店步行到市场沟居民中采访。还有一天下午，到吃饭时间了，我去餐厅，不见他。返身到住房中去找他，却见茶几上压着一张给我的纸条:  “我去纪念馆抄资料，晚饭不必等我。”这怎么能行呢?那一天，延安正下着雨，饭店距纪念馆足有三里路。我赶快要了一部车去接他。可是，说什么也将他拉不回来，反被他“赶”了回去。他的吃苦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为了找到当年文协的旧址，他冒着三十多度的炎热，两次爬上杨家岭的山坡；为了拍一张鲁艺旧址的照片，也是汗流浃背地在前后山坡，攀上攀下好几回。

                                                       雷加在延安街头采访。谷溪 摄

在我与雷加同志的接触中，感到他不仅能吃苦，肯思考，善观察，而且联系群众，深入采访的功夫更深。那天，我们从桥沟山上下来，见树荫下有一位老大爷和儿媳、孙女围着小石桌砸杏仁。雷加同志操着一口地道的陕北口音说:“噢，拜识!咋做甚哩?”那位大爷见有客来，一边让座，一边撩起袄襟，擦了一下烟锅嘴，便双手把旱烟锅子给他递了过来"  。看见雷加同志与那位扛过半辈子长工的老汉促膝拉家常的亲热情景，有谁相信他俩是第一次见面呢?雷加同志与群众见面，都是一见如故。在延安，他先后找市民、小商贩、卖烧鸡的、推小磨的、商会会长等各阶层人物开过三个  座谈会，只要几分钟时间，他们便能敞怀交谈。难怪那位“土地革命”时期的女宣传员夸他还像当年的“老延安”!

1984年8月，谷溪陪同雷加（中）在米脂采访，右一为米脂县委书记李恩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