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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中…永恒的春天
谷溪 诗 毛生明 摄影
不经意，走进
晚秋和初冬之间的
无形之门
缓缓地走在落满银杏叶子的
山间小路……
蓝天上，百灵鸟唱着歌儿
展翅盘旋；
耳畔，却神奇地传来
叶赛宁优美的诗句——
金黄的秋叶，堆满心田
再也不是
青春少年！
歌儿，伴我前行，
大山，随我旋转；
自然界，春、夏、秋、冬；
四季分明；唯独在我的心中
有一个永恒的
春天！
任寅年十月十一日
谷溪与文友毛生明（左）、雷雨（右）在白鹿寺留影
庆祝《山花》创刊五十周年
曹谷溪寄语山花
让我们的山花，为人民而鲜艳，为时代而歌唱！
曹谷溪近照 ( 静书摄 )
在许多人看来，作家，是一份非常光荣的职业。种瓜的瓜农，没有在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放羊的牧工也没有羊角上标记牧工的名字；所有的工人，除“王麻子”的剪刀外，很少有人在自己产品上镌刻上自己的名字。然而一个作家的每一篇小说。每一篇都要在标题下写上自己的名字。
其实，这仅是一种社会分工，根本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一个喂牛老汉可能在他生活的环境中被公认为“好人”； 一个腐败了的县长，人们会骂他是“脏官”！
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家是握着“笔杆子”的战士。毛泽东主席曾将文学艺术视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作家，“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
路遥曾说过，他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所换取的回报而欣慰，他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决不停留在《人生》营造暖暖融融的广场式的生活中，他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的生活之中……
作为山花人，将永远保持一种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让我们的山花，为人民而鲜艳，为时代而歌唱！
山花创刊号第一版
山花创刊号第三版
《生命的足迹》的作者刘文章近照 【静书 摄】
追求者永远年轻
——序刘文章《生命的足迹》
谷溪
【一】
《生命的足迹》的作者是我住在延安虎头园的邻居刘文章，年长我两岁，今年八十四岁，祖籍子长县,南沟岔。
南沟岔，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一首名为《打开南沟岔》的民歌就红遍大西北。
然而，刘文章不是名人，他是普通而务实的山村教师， 1970年秋，任子长县南沟岔乡封家沟村民办教师，1969年在姚店电厂机场民工连。做伙食管理员一年，再次回村当民办教师，1972年转正，先后在本县王木山、庙墕、石窑湾、宋家坪等村任教。1988年至1997年，先后担任路平村、南河沟村完全小学校校长，1997年任子长县南沟岔乡教委督导员，2000年退休。
他不曾想自己去做官，只想让山村里的娃娃念好书，有个好的前途。他的学生有的当了乡长，有的当了县官，还有的到国外留学。直到退休，他担任过的乡镇教委督导员仅是“股”级干部，尚未进入国家干部的最低序列（科级）。
这就是刘文章生命的足迹？
【二】
一个人若开口闭口就讲他曾如何“过五关”“ 斩六将”，功劳有多大！我总是哑然一笑。不论他官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我都不会为他点赞。我认为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他正在由强变弱，纯属一个可悲的角色。
如若一个人说他正准备干什么事情，讲述他近期与长远的规划，我定然要为他祝福。不论他年龄多高，地位何等卑微。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是一位努力使自己由弱变强的奋斗者。
1982年9月，我在延川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中首次提出这个观点。在这个发言中，我曾预言：“在延川县，继路遥后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就是海波。”
1990年夏，路遥与同学、作家海波在西乡县海波，原名李世旺，1952年6月生于陕西延川县马家河公社李家河村。由于家庭贫困，初中一年级就辍学回家，行乞为生，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讨饭的口袋里，竟装着一本磨损严重的《共产党宣言》。他天性聪明，在生产队劳动时坚持看书学习。随后当了民办小学教师，便开始给《山花》投稿，1984年，在大型文学期刊压头刊发了他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农民的儿子》。这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创作前的准备严重不足，戛然停笔，潜心读书。期间他完成了大学本科汉语言文学的全部课程；读完他能找到的所有“中外名著”。1994年开始，他文若泉涌。这一年，《延安文学》每一期都有他的小说《烧叶望天笔记》。
海波曾任延川县剧团编剧、青海省大型文学期刊《现代人》杂志编辑、西安电影制片厂短片部的总编辑、公安部主管的《道路交通》杂志编辑。著有长篇小说《高原落日》《小城欲望》《红狐狸》《民办教师》《红尘劫》《遥远的信天游》《烧叶望天笔记》《谈天说地》《回望来路笑成痴》《我所认识的路遥》等中长篇小说集、文集十三部，约千万余言。
海波，始终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他和路遥去陕南采风，在一棵芭蕉树下，他和路遥面对面站着，比试谁笑到最后！
海波的追求成效甚大，曾获“庄重文学奖”。2009年4月28日，《文艺报》推出“海波作品六人谈”专版。全国拔尖的文艺批评家闫纲、周明、何西来、李建军和崔道怡，为“文学陕军”实力作家站台鼓呼。
【三】
不是吹牛，我在延安虎头园小区，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名人”。早年，就是“延川县历史上文化水平最高，做饭水平最低的炊事员，他一辈子只营务一茬叫文学的庄稼。在《人民文学》《诗刊》发表过诗作；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过长篇通讯；上省市电视台，在“百度”上输入他的名字，就可以查到他的许多信息……
在这个小区，还有两个非官方任命的社会职务。一个是“少年护花队”顾问，一个是“虎头园小区文艺演出队”顾问。这两个职务不是社会那种只挂名，不管事的“荣誉头衔”。
护花队长叫张政，副队长曹宣和马二毛。都是在校的优秀学生，不论哪一位见到我，都亲切地喊一声“曹爷爷！”他们都是保护小区花草的模范，不论看到哪一个小朋友损坏院里的花草，都会立即制止。如苕，不听劝阻，便吓唬小孩说“要给曹爷爷汇报！”
虎头园小区文艺演出队的骨干叫李志宏。他退休前的职务比我高，曾是吴起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另一位就是《生命的足迹》的作者，他叫刘文章。他年长我两岁，但是行走比我利索，他俩都称我为“老师”。每次有演出，他们常常要我为他们将要演出的节目把关，有时还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李志宏的诗歌《千歌万曲献给党》，经我指点不仅演出受到好评，还发表在市上的《老年生活》和《延安日报》。
刘文章老兄，年轻时就是当地有名的秧歌伞头。
正月天闹秧歌，是陕北农村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我曾说过陕北的正月天，就是陕北老百姓的欢乐节。陕北秧歌就是陕北老百姓的“迪斯科”，摇滚音乐。一过春节，从初一、初二开始，要闹腾一个月，一直红火到二月初二，才压了五音！
李志宏和刘文章，都是虎头园小区文艺活动的骨干。他们这个组织里有“打击乐队、管弦乐队、歌唱队和舞蹈队”。他们演出的时间一般在周末。有时根据国家法定节假日，也做适当的调整；文艺演出的地址在小区的文化广场，有时调整到火车站广场。
这种“自娱自乐”的文艺活动，想不到参与者与观看者都有极高的兴致。所有的演员都要化妆登场，那些中青妇女，对服装、面部、发型的打扮更是考究。
李志宏和刘文章的演出，他们的老伴和邻居们必然会挤在人群中助阵。所以说“自娱自乐”不确切，应该说，演员乐，观众也乐。
在陕北山区，我应该是见过世面的文化人，先后到过美、俄、英、法、德、日等十七个国家，旅游、考察和讲学；在首都北京，观看不少国家级的文艺演出。可是，作为小区文艺活动顾问，和柳林镇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们坐在放置着“桌签”、水果的看台上，听李志宏的诗歌朗诵，听刘文章地道陕北秧歌演唱，却有一种别有情趣的感悟，仿佛，浓浓的乡情向我袭来，浸透自己的五脏六腑！
在我和刘兄的交往中，我逐步认识到他不仅爱唱秧歌，而且还是一块陕北秧歌的“活化石”！
他说，陕北闹秧歌，谒庙之后就是逐家逐户地转院子，有的地方也叫“排门子”。
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生计各异，活法不同。种地的、经商的、挖煤的、贩炭的、弹棉花的、擀毡的……不同的人家，要用不同的秧歌词，送去共同的祝福。
乡村当伞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知识渊博，才思敏捷。见甚唱甚，锣鼓家什一落，就要旋伞唱出。
在陕北“转九曲”，“打彩门”，规距更多，稍有不慎，就会闹出纠风。有的地方还有“头道彩门”、“二道彩门”的讲究更为复杂。怎么接迎？都要唱出得体的秧歌；特别是“逗趣秧歌”、“猜谜秧歌”，更有大学问，更见大智慧！
刘文章老兄记心好。有一回和他交谈，我说，年轻时，听过一首歌颂谢子长将军的陕北民歌，现在记不清了，想不到他脱口而出：
陕北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城，
罪人放出监。
退到中山川，
见了刘志丹。
调来红三团，
进攻安定打六连。
镇压地主豪绅，
建设苏维埃！
我佩服刘兄超强的记忆力，更佩服他在耄耋之年，一笔一划地写出了这部二十万余言书稿《生命的足迹》。
我曾答应他的这部文集撰写序文。
取题为：追求者永远年轻！
曹谷溪与刘文章就《生命的足迹》亲切交谈 【静书 摄】
2022年6月26日
于延安虎头园
敢于诀别 勇于探索
——序思铸航小说《镜歌》
曹谷溪
与作者合影
辛丑年中秋节，恰逢世界和平日，于这一天读完了思铸航的《镜歌》，令我惊喜，令我欣慰，令我深思！
在此之前，我无法想象，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竟拥有如此深刻的人生思考和娴熟的艺术水平。
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有无数的青年写作者。在此追求名利、物欲横流的世纪，他的笔下是一片净土。他敢于诀别，勇于探索，奋力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声浪,在大山间滚动》的短诗。
冰川时代凝固的波涛,活了!
苏醒的大山深深地呼吸——
在早春寒月，一个深沉的呼吸,
就是一场:漫卷高原的
轩然大风!
这边风,把山上的黄土卷下山谷,
那边风,把峡谷里的枯草扬上天空……
鄂尔多斯草原,奔腾着受惊的马群,
解冻的黄河,簇拥着冰凌的洪峰!
树木,在摇曳、石头,在震颤
巨大的声浪在大山间滚动——
该死的,就死去!
该生的,就启生! （1983年于石咀驿至绥德途中）
《镜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很难不让人想到“剑走偏锋”这个成语。作者并未采用平常的叙述方式，而是从“你走过一个个村庄”开始说起，“你”听到水声潺潺，又误以为那是一首歌，“你”忘记了自己姓甚名谁，又为了自己来到这里而编造一个荒谬的理由：寻找“镜歌”。“你”更是在寻找过去：那个出车祸的朋友、童年的往事。
是的，历史老人从遥远走来，
向遥远走去……
他披挂着满身勋章，
却背着一个破烂的行囊，
撒一路坎坷，让后来者去思考。
“镜”是什么？
在古代官府衙门上，都是常常悬挂着“明镜高悬”的牌匾。以示官员的清白，公平、公正。而《镜歌》中的“镜”却比其更为神秘！有典可寻，有碑为证，它是思氏家族三代祖传的独家技艺。
《镜歌》读罢，始觉鼻尖冒汗，结尾最后一句实乃点睛之笔，戳破了读者的一切幻想，作者引导读者去主动寻找，去选择。这也引出一个具有哲学高度的命题：为了填补记忆的空白，我们是否应该去寻找即使不存在的事物？
作者彻底打消了“你”与“我”的界限，故意制造混乱，让读者分不清彼此。时空的秩序被打乱了，往日的回忆都具象化，那些印象中的人物的意识交织在一起，在融汇，世界坍缩成一个质点。真假对错不再重要，时间只是一个莫须有的概念，事情的真相在梦境的分崩离析中开始重构。
我曾说过，一个作家的作品，如若没有写出他对人生的、社会的、历史的独特的见解和感悟，那是一堆废纸。
《镜歌》将平常小说应有的情节刻意淡化成一首诗，穿插了千百年前的传说与神话，为全书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女孩眼睛失明，可其澄澈的目光能照见世人内心所有的龌龊；古老的思氏一族流传下鹅卵石、煤炭块磨制成的古镜；夏夜飘雪的梅花林，被白鹿吞掉的男人……
《镜歌》的作者没有拘泥于叙事和人物关系的交待，时空变幻，当下与远古，随心所欲，信手拈来。
……我醒来时躺在地上，同事K蹲在我旁边，有些不耐烦，但总算是长呼一口气。我抢在他之前说：“有香皂吗？”他愣了一下，“你要洗手？”
我虚弱地点点头，根本没听到他在说什么。他随即端来一盆水，递给我一块黄澄澄的香皂，当我握着这块散发着淡淡香气的固体浸入水中时，一个奇妙的景象窜进我的眼里：衣不蔽体的古希腊人民围成圈，手里举着火把，在神圣的祈祷后将火焰抛在家禽下方的木材上，顿时散发出陌生而诱人的香气来……染上水沙的香皂柔滑而冷漠，水从手背滑落到盆里经过短暂而必不可少的旅行，水滴声仿佛从古代的坟墓里传来……
小说中不时有优美的诗句喷涌而出，才情飞扬，如鬼如魂的歌声，天籁般冲撞肺腑。仿佛祭祀时的巫术礼乐，词章都沾染着梦般的呓语。
《镜歌》的作者思铸航是一位尚在西安一所中学就读的高三学子。我们之前未曾谋面，是一位友人向我推荐。我坐着读，趴着读，甚至躺着读，连读三遍，爱不释手。
我是一个年逾八十一岁的老人，有过五十多年文学创作、社科期刊编辑生涯，但遇见这样的作者，阅读这样的作品，实属首次。
《镜歌》中有这样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世界是一盘各自为营的盲棋，没人会在乎你，所有人都在下着自己的棋，很多人会因一步棋而踯躅不前，但也有人会放弃这盘棋。”这是多么珍贵、多么难得的见解！
“死亡”是《镜歌》中出现频率最高、议论最多的词汇。
……将死未死最令人生厌，再耐心的人都会失去对死亡的恐惧的。
你的死亡。你想那该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很轻的力道就能捅破，人也就从美梦的生命中醒过来了……
你说你发觉人的存在根本不需要什么意义，而死亡与腐化是美丽的排比。
你曾幻想过自己的死亡，但从未深入思考，如今你深陷黑暗，与无窗无声的囹圄无异，只有思考死亡，才是黑暗的标配。
……
世界之事，实乃妙不可言！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手无寸铁”便直抵一位耄耋老人的心灵世界。多年前，我曾思考死亡，写过一首题为《致老妻和孩子们》的小诗：
对于我的死亡，
不要哭泣，不要悲伤；
我像一颗成熟的种子
从上帝的指缝滑落……
停止了呼吸，并非是停止了
生命的运动！
到我的墓地去看看吧，
坟头上的小草和野花
正吟唱这一首鲜活的
生命之歌。
而生命与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命题。
作者以史为镜，对当今世界的霸权政治和军火竞赛充满了忧虑。“镜子的碎片，像打碎的玻璃片一样刺人心痛”。
你自诩了解时代的幻灭，在回音密织成网的废墟里浅浅呼唤，不耐烦地扔下那块本该嵌在圆明园石柱上的大理石。那群人——有名无名的、九死不悔的魂灵，于尘埃弥漫梅雨弥漫中飘，若有从惊蛰到清明的挽歌，他们的石碑是否终将褪色？那又冷又黏湿的苔藓则终将枯萎？
注目《镜歌》中的文字，我的心中却冒出一个学者说的话来：“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却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用的武器，必然是石块和木棒！”
我没有那么悲观。
我在一首题为《第一万零一次希望》的短诗中，如是写来：
一盘无形的磨,
永无体止地旋转——
婴儿的产床,死者的墓碑……
像磨眼里跳动的豆粒
每个人,都将被它 磨得粉碎；
一条铁的定律,
既不可怕,又不可悲。
——最细微的分子
将重新组合。
生一万次!
死一万次!
第一万零一次希望，
就萌生在壮士的
墓穴。
有一回，我和自“法门寺”起家的文化学者韩金科从陕西省图书馆的大门前走过，仿佛被一种磁力所吸引，我俩不约而同地在罗丹铜像前驻足。老韩问我：“你想起什么？”我说这尊罗丹的雕塑取名为“思想者”，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他因痛苦而思考，思考又使他更痛苦！”老韩说：“命运使所有的思想者终生痛苦！”
这或许就是作者能悄无声息走进“思想者”的队列，又直撞进了一个老诗人内心深处的由头？
不可否认，新世纪的文学大旗，终究会扛在他们这一代的肩上，而他们也正在努力去学习如何扛好这面大旗。五四运动以来的写作者成千上万，他们无一不是为了寻找，从匍匐前行开始，有人闭上眼再也没有醒过来，有人站了起来，走在队伍最前列。作为静观文坛几十载的老者，我们应该也必须去鼓励他们，引导他们，但不能拘束他们，因为一缕自由的灵魂才是艺术的滥觞。
他们或许相较于社会、历史来说尚不够成熟，但他们的文字正是他们成长的声音。本书是沉重的，是瑰丽的，如一首史诗。这是一个青年作者对于世界的不同凡响的反思，宗教、民族、传说、生死，粉碎我们的常理，感知生命的灵动轻盈。千百年来，人们都在追回自己最深处的记忆，那是华夏民族的起点。
我们可以舍弃生命，因为寻找的力量犹如天际的星光。黄昏下大地吞吐的鼻息，将我们寻找的身影笼罩成不朽。
2021年10月2日
于谷溪书馆
倾诉的快乐
——序刘美华散文集《温暖窑洞我的家》
曹谷溪
2021年6月7日，《温暖窑洞我的家》作者刘美华在延安谷溪书馆与谷溪老人亲切交谈（静书摄）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必定有其特定的土壤。对于陕北而言，在整个中国民族文化构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陕北与其说是一个地理名词，我宁愿将其视作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文化意义的代名词。
黄河，黄帝陵，长城，白城子，以至于黄土高原本身的形成过程，等等这些，告诉世界一件事情，陕北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关于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的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为人们所淡忘，最终传下来的，多为人们更乐于接纳的某种更为表象的东西。比如“陕北民歌”“榆林小曲”“安塞腰鼓”，甚至于“米脂婆姨”等等这些陕北人引以为豪的，能够直观展现陕北特色的地方名片。但是，陕北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
在民族发展的进程中，陕北曾经历过无数次历史变迁浪潮的冲刷。潮起潮落，一次次阵痛之后，历史的印记一定会保留下来。在我的幼年时期，家乡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子”“蛮婆家出自横山黑木头川”等故事，鞑子为元代对蒙古人的称呼，“蛮婆家”则是来自南方。由于历史原因，陕北文化形成了南北交流和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绳结”特色。民族融合无论以怎样的方式，野蛮还是文明，陕北长期处于战火和动荡之中。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悲欢离合，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陕北特有的文化积淀与人文性格。早在七十年代，我曾以“海”作为意象背景，写过一首题为《啊，这个海》的抒情诗，将陕北高原的博大厚重与大海的宽阔汹涌作以类比，虽然引起很大的共鸣，但说实话，非常粗浅。真实的陕北，要比诗中的陕北更为丰富多彩。
我在陕北土生土长，但长期以来，对陕北的认知，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年轻时曾多次深入到绥米、神府等地，采集了大量的民歌素材，结识了很多的民间歌手，比如柴根、李治文、“六六旦”等人。在这个过程中，对我触动最大的，除了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温度之外，更多的是她的深度，这种温度来源之深远，之恒久，以至于促使我数十年后，系统性地对陕北的文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
翻阅米脂婆姨刘美华女士的这本散文集，我很自然地就想到陕北的历史，陕北的文化，想到了陕北女子用以传递爱情的信物“红肚兜”，想到了“哭灵”的小媳妇，想到了渗透在陕北人生活中的，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 “乡俗”以及他们的人生期盼和命运归宿。
我曾在延川有过较长的工作经历，有次下乡，看到几个婆姨聚在一起，她们正在议论一个刚过门的媳妇。大概的意思是说，媳妇刚过门，公公就死了，她先是逐一翻看死者里里外外的衣服，接着是放声大笑，夸赞家人：“可给老人穿戴好了”，然后才开始“哭灵”。说到最后，这群妇女均面显愧色，啧啧赞叹这位新媳妇如何贤良，如何聪慧。
这些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忽略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在一些有心人的眼里，往往能总结出很深的道理，这种理论化的总结，最终的追根溯源，还是跟“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温暖窑洞”里所讲述的故事，正是对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或事的真实再现。故事里的人物命运，往往使人想到许多陕北民歌里的人物影像和生活场景。而作者所处的生活背景与传说中的陕北，大同小异。出生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家庭，围绕穷困和摆脱穷困，以及爱情婚姻家庭所引发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是非纠葛，在表面上看，貌似在陕北农村并不鲜见的事件，但透过事件表象，隐含的其实不就是米脂婆姨为了改变生活现状，挣脱家庭婚姻枷锁，追求个性解放的真实版本么？
提到米脂，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面如“米脂”的美女印像，而忽略了米脂婆姨其他更具魅力的特点。她们生来就聪慧，执着，柔情似水。在这方面，“温暖窑洞”有相当具体的描写，当然作者只是徐徐道来，并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刻意的渲染。有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一点并不影响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在我看来，根据写作群体和阅读对象而言，如果所有的写作者都把文章作得天衣无缝，一个是不现实，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将写作变成一种大众性的平常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天生丽质，又何必浓妆艳抹,素面朝天又何尝不可。
这本书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表述方式，其实就是作者本人所切身体验的真实故事，并通过写作这个途径宣泄出来。并且，其中传递出幽怨的成分居多。正如作者在清样修订过程中，让自己当教师的妹妹帮忙把把关，结果，第二天小外甥就把书稿退了回来：“我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她的眼泪都快流完了……”陕西卫视《诉说》栏目组也曾就作者的纪实小说《被爱遗忘的女孩》做过新闻专访，并制作了专题片——《陕北婆姨》三个女人的故事。纵观全文，作者就是用陕北农村常见的，婆姨女子围在碾盘上相互倾诉，直至声泪俱下，仍觉意犹未尽。直到饭时，才抹着眼泪“快乐地”各自散去。
这一大堆的文字引申，我只想说明一个意思，在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中，蕴含着无数为人们所忽略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往往又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在相当程度上，它不断暗示和强化着人们在伦理道德层面的行为和规范。文学作品也是一样，有相当一部分作者，他们出生于贫寒家庭，没有机会接受更多的专业训练，他们的创作往往基于一种生活记录和情绪的宣泄，不被太多的人关注。但是他们贴近生活，也热爱生活，他们是最普通，也是最广大劳动者中的一员，他们更能感知和体会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和生存境遇，他们自始至终秉持代代相传的一种更为朴素、更为传统的生存价值观。所以，如果过分强调文学形式和内容“专业”化发展，也不免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其多样性、群众性和地域性等方面的积极成分。如同广为流传且深受群众喜爱的一些民间曲艺，它们的生命价值并非取决于精致，而是形式和内容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群众。
这位叫刘美华的米脂婆姨，在她还是一个女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大约是在二十多年前吧，由于河北诗人刘章推介，在创作方面给予她一定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我陆陆续续编发了她的一些作品，但更多的时候，我鼓励她努力读书。由于作者本身的文化基础所限，她的创作之路尤为艰难。不想就这么磕磕绊绊二十多年下来，这位我很早就关注的业余作者，竟然有了《温暖窑洞我的家》这本二十多万字的散文集出版。
是怎样的理由，让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米脂姑娘，二十多年来在生活境遇长期处于“低谷”的情况下，将文学这个被许多人视为“神圣”的行当，作为自己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功课来做，这是否跟陕北的地域文化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不敢妄断。但是，陕北妇女那种与生俱来的极富想象力的，多愁善感的，色彩斑斓的思想情感，在作者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正如作者所言：“用我手，写我心，精彩的世界，真实的生活，难言的往事，点滴的感动；入我眼，进我心，久久难以释怀，唯有写出来，才心安。”
透过作品，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者本人坎坷跌宕的生活轨迹。她出生在农村家庭，很早就辍学，因为母亲生病，哥哥娶妻，家庭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为了偿还债务，十五六岁正值花季，她就被迫嫁给一个没有念过书，并且年龄比她大很多的“老光棍”。虽然最终她离开了那个男人，结束了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但接下来的路更不顺当。在陕北，对于妇女来说，一桩错误的婚姻足以毁掉女人的一生。也就是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处女作得以发表，在家里人惊异的眼神里，她似乎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一丝尊严。
我以为，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行为，与其作品的审美价值相比，也许更为重要。反而言之，这种关注和思考当代妇女生存现状的行为本身，就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在写作特色方面，我在文章的开篇就以“陕北地域文化”的形成为背景，做了相当的铺垫。作者以自身生活为背景，尽数陕北女子心路历程中暗含的悲喜情仇，这种毫无遮掩的诉说与宣泄，明显有别于其他通过匠心，精心雕琢的作品。这种真切、透彻、质朴的叙事方式，使文章更具立体的质感。给人一种更为直接，更为古朴，更为旷达的审美体验和视觉冲击。这一点也是文章最大的特点，值得充分予以肯定。
文章到此，但愿作者读到此文，能够感受到那种“倾诉的快乐！”同时也对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指导。
2017年10月6日起抄于谷溪书馆
令人在灵魂深处隐隐作痛的土地
——读陕北女作家魏常瑛长篇小说《大山深处》
曹谷溪
只有黄土和人的地方,叫陕北
干渴的灵魂，常常用黄土弥漫天空。
苦中作乐的陕北人,
爱是歌,恨亦是歌!
这是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60年之后的感悟:陕北是一块令人振奋，令人在灵魂深处隐隐作痛的土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的后记中,我写过这一段话。遗憾的是见书时却少了“令人在灵魂深处隐隐作痛”一句，其实,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一句。
有一年,女作家王安忆在陕北转了一圈之后对路遥说:陕
北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险恶了,简直无法想象那里的人是怎样得以生存!
路遥说:今生今世我是离不开这个地方了,每看到干涸的土地上冒出一个草芽,开出一树桃花、杏花,我都会激动得泪流满面……
1985年,八旬高龄的女作家丁玲重上清凉山,眺望宝塔、延
河,激情如潮:
重上清凉山,
酸甜苦辣咸;
思来又想去,
还是延水甜。
陕北黄土高原,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不管是到过这里和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无不为之神往为之激动。
不久前,中华灯谜协会邀请包括港台代表参加的全国百余
名灯谜学者和灯谜爱好者在绥德县城开会。我在会上说:对于
“灯谜”我研究甚少。几十年来,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一直在探索、研究“陕北之谜”。
为什么陕北的后生们熛悍耿直,姑娘们漂亮而灵秀?为什
么在那赤裸裸的山沟里总弥漫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气息?为什么陕北这个地方地薄人穷,文化教育并不发达,冷不丁儿就冒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诗人或者作家?…陕北确实是个大谜!
一说陕北,话头就长。还是回到女作家魏常瑛和她的《大山深处》吧。
魏常瑛是我相交多年文学的朋友。1981年夏天,我和贾平凹、和谷从延安北上榆林。途经绥德时,县文化馆刘汉腾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女作者。刘先生说:她叫魏常瑛,是六个女儿的母亲,朋友们戏称她是“女儿国的国王”。多年来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我们都想见见这个女儿国的“国王”。大概是相识几年之后我问过她:怎生了那么多女儿?她说:三个是丈夫的前妻所生,自己生了三个。丈夫一心想要个儿子,生了这么多,他还要生。我说谁要谁去生,生孩子这个苦头我是吃够了!
记得她最早给我看的是一首小诗和一篇散文。为了鼓励她的创作热情,我将她的习作略作修改分别发表在《榆林报》和《延安文学》上。也许就是这样两篇小文的发表,使她一辈子跋涉在崎岖狭窄的文学小路上。我至今也说不清是帮了她的忙,还是苦害了她!
1987年夏季末,路遥在榆林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后,榆林地区文联主席霍如壁送他回西安,路过绥德,在女作家魏常瑛家吃过饭后合影留念。左二为路遥,右一为霍如壁,右三为魏常瑛,其它四人均为魏常瑛的女儿
整整二十年了,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得非常艰苦。除
自己在机关的本职工作外,上有老下有小,拖着沉重的家庭拖
累,她笔耕不辍,无怨无悔,先后在省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和纪实文学百万余言,在文学不容乐观的今天,尚能倾心完成这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山深处》。其精神,其毅
力,确实令人钦佩!
魏常瑛从省城的大学毕业后,当过农村中学教师、公社干
部,以后又调到县委机关工作。现在县政协搞文史资料整理与
研究。所有这些经历,都为她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积累了非常丰
富的生活素材。特别是她对陕北民俗之熟谙,为其小说作品蒙
上了一层神秘的文化色彩。
这么说来,魏常瑛也是“陕北之谜”的探索者和研究者。
陕北黄土高原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由于一种实实在在的
闭塞,使原始的纯朴、古老的文化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保护
与此同时,野蛮和愚昧也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厚重的积淀。当
现代文明的潮流席卷这块古老的土地时,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冲撞和深远的震撼。女作家魏常瑛正是慧眼独具地在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中,平静地推出她熟悉的天涯县县长张为民,副县长赵文、孙虎；窑洞乐园女经理马玉玲,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张生，以及县委郝书记,交通局长田又兴,乡党委书记王明山、诸飞,俊媳妇“崖画画”等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
像一位陕北大嫂向您讲述娘家村里的人和事一样,娓娓道
来,情景交融。作者没有浅薄地对她笔下的人物表示爱憎,也
没有对小说人物之间的纠葛品头论足。这种平静而客观的描述,正像说笑话的人从来不笑一样,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的“县长张为民葬父”就写得非常精彩。录堂的摆设,“午祭”、“道场”、“撒路灯”等传统祭奠礼仪的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这种古老文化的深厚积淀实在令人惊叹。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张县长葬父”这一具体事件中,生动的细节描叙不仅使读者置身灵堂,而且一步步引人走进了这位七品父母官的内心世界。张县长给县委郝书记打了招呼“回家料理父亲的丧事”。县委书记同意了,他却没有回家,左臂上戴着黑纱,马不停蹄地到各乡镇视察工作,抽空又召开部局长座谈会,几乎让全世界人知道张县长老父病逝,自已还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公而忘私,鞠躬尽瘁;同时,他却悄悄地指派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张生替他操办父亲的丧事。不仅扬了“孝子”的名,显了县长的贵,还收到了乡镇领导、县级机关干部送来的十多万元礼金。
掩卷静思,久久难止心灵的震颤!
大山深处”的人性张扬,善恶俱呈,以及古老文化的独特
韵致与现代文明的漫卷冲撞,都能予人以启迪,并由此而为大
山深处而灵魂激荡,隐隐作痛!
《大山深处》的人物很多,故事也很多,在这里不好一一点
评,还是让亲爱的朋友亲自到大山深处走一趟吧,也许,你的收获更将丰硕,你的感触更为深刻。
2000年8月4日于延安文艺之家
魏常瑛，女，1945年生，陕西省榆林市人，回乡知青，中共党员。当过教师、行政干部，在绥德县政协退休。共编辑巜绥德文史》等一百多万字。写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近二百万字。其中有长篇小说《大山深处》中短篇小说集《凡人的故事》纪实文学《无定河之歌》《滨河大道》等4部，散文《人生的河流》（与人合作）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致家乡文友惠娟
关于柳青的谈话
惠娟，你好！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是文学大师柳青的话。路遥说：“在陕西，读懂秦嶺的，只有那个叫柳青的陕北老汉”。其实，柳青的文艺理论不多，概括起来只有几句话。“六十年一个单元”和“三个学校”。所谓六十年一个单元，就是人活一辈子干一件事，要专心致志干一件事，千万不敢见异思迁。要像担着鳮蛋进城一样，一门心思地进城卖你的鸡蛋。千万不敢人家耍猴哩，你挤过去看热闹；人家打架哩，你跑过去看，谁有理，谁没理？
人家谁也敢碰你哩，你谁也不敢碰，一碰，就把你的鸡蛋全砸了。
什么是“三个学校？”
三个学校就是艺术的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因为你要当作家，搞文学艺术，所以你必须首先住“艺术的学校”进行美学训练，提高自己的美学素养，和审美水平；生活的学校住不透，你就无法从事文学创作，路遥，在他的矛盾文学奖感言中说：“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在它的枝头，自由地歌唱”；政治的学校好像很好理解，其实，许多作家並不懂政治。“方方们”自不必说，但是像路遥那样，在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夠清醒地洞察中国农村改革潮流，这就难能可贵了。他的《平凡的世界》，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
文学问题，不是在一两次淡话能说清楚的问题，今天，我就说这些。供你参考。
清涧乡党 谷溪
长人之艺 诲人不倦
——书法家“北山墨客”《 毛笔楷书技法》出版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雷珍民为该书题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主席团顾问，曹谷溪写了序文
雷加的启示
雷加是谁？一个作家，一个享誉全国的延安老作家。
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为了追求真理，他冒着生命危险，他冲破反动派的层层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以后，他又带着延安的火种，延安的嘱托走向新的营地。
不久前，他的女儿刘甘栗，给我寄来他的七本著作。顿时，他的音容笑貌在眼前闪现。想他、念他，走近他的心灵世界，给人以人生之旅的启迪，给我辈前行而助力。
致雷加的女儿——刘甘栗
甘栗，你好！
雷加老师的大著 《水塔》《雷加家书》《阅读雷加》《四十年间——雷加回忆录》《时代歌者 纪念雷加》《白马雪山 碧罗雪山 四莽雪山》 《雷加文学谈话》共七册，昨天收到，非常高兴。
雷加老师在延安乃至陕北生活战斗多年，在延河之滨，在黄土高原的山川沟峁，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我与他相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几乎半个世纪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不时萦绕在我的眼前。在延安杨嘉岭后山上，他领我寻找《新中华报》旧址，他告诉我，你的母亲曾在这个报社工作；在桥儿沟鲁艺旧址，他用地道的陕北方言和当地的老乡交谈。一句“拜识”，叫的老乡喜笑颜开；我陪着他参观、访问了当年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更有意义的是，我陪着他从延安岀发，经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一直到榆林。在绥德，他工作了很长时间，当地的许多人还知道当年的“布鲁、雷加”！
榆林，他除过参观访问外，还和当地的文艺、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记得，作家牧笛、胡广深、李德忠等人都写过他陕北之行的文章。
甘栗，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父亲！他是一位优秀的人民作家！
他的生命，与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他的精神，将永远鲜活在人民大众心中。
延安 谷溪
我见到的老作家——雷加
1984年8月，雷加在市场沟口散步 谷溪 摄
雷加同志是辽宁省丹东人，他是陕北人民较为熟悉的一位老作家。1938年3月，他怀着抗日救国、追求革命真理的满腔热情，从武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这年8月，他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渡过黄河，奔赴晋察冀和冀中抗日前线。在那刀光剑影、血火交织的日子里，他一手握枪，一手拿笔，坚持战地采访和战地写作。发表在《晋绥日报》上的报告文学《王冠上的宝石》，就是他镌刻在战场上的文字。
1939年3月，雷加同志从前线回到延安，并担任了延安文协秘书长。抗战前线的炮火，东北父老的呼喊……逼使他废寝忘食，奋笔疾书。有许多个星期天、他都没有时间去看望在《新中华报》搞编辑工作的妻子。在文协的土窑洞里，他连续撰写了小说《一支三八枪》《五大洲的帽子》，报告文学《妇女抗战进行曲》，散文特写《鸭绿江》和《敌后行》等数十篇文学作品。
1942年春，雷加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大众去的伟大召唤，和参加过“一二﹒九”学运的魏伯、30年代的“左联”作家庄启东同志，带着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给王震同志的介绍信，背着行李卷，从延安来到绥德。当时，王震驻绥德，习仲勋是这里的地委书记。他们对雷加同志的到来，自然十分欢迎和支持。为了让他熟悉陕北农村生活，地委先让他到米脂县杨家沟等农村去搞社会调查；以后还让他在绥德县党家沟、延家岔去做乡文书和乡指导员等工作。那时候，他经常穿着草鞋走村串户。至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绥德有一个布鲁、一个雷加。也许正是他有这一段陕北农村的生活，以后创作了《拦羊人》和《平常的故事》等具有强烈陕北农村气息和乡土风情的文学作品。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雷加同志随“东北干部队”，离开了他生活和战斗过八年之久的陕北高原。
全国解放后，雷加同志曾在东北担任过一个造纸厂的领导工作，以后一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节日》，《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和《蓝色的青冈林》），传记小说《海员朱宝庭》《匈捷访问记》，短篇小说集《青春的召唤》，散文特写集《五月的鲜花》和《从冰斗到大川》等。现在，他已经是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仍然是一位文坛上十分活跃的老作家。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仅年内，他已在《当代》发了小说《足迹所到的地方》；在《长春》《北方文学》和《文艺报》上分别发了散文《天池散记》《这里没有春天》和《生活的海洋》；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6万余字的文史资料《四十年代初延安文艺活动》，各种作品累计有10多万字。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雷加同志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可是，他像远去的燕子一样，经常怀念着养育过中国革命的延安，怀念着陕北土窑洞、老南瓜和酸菜“钱钱饭”。1959年他回来过一次；今年7月下旬，他又一次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久别的“第二故乡”
我见到了雷加同志，是一位两鬓苍白但精力旺盛的老人。他的青春活力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真可谓壮志不减当年!他从西安到延安的当天中午，没有休息片刻，便伏在写字台上整理他在飞机上的笔记。我请他休息一下，他却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可以，可以写一篇散文!”在我接待过 的文艺界的所有客人中，他是最难“对付”的一位。他为了重温40年代延安市民的生活情况，有三次以“休息”为名辞去司机和陪同人员，独自从凤凰饭店步行到市场沟居民中采访。还有一天下午，到吃饭时间了，我去餐厅，不见他。返身到住房中去找他，却见茶几上压着一张给我的纸条: “我去纪念馆抄资料，晚饭不必等我。”这怎么能行呢?那一天，延安正下着雨，饭店距纪念馆足有三里路。我赶快要了一部车去接他。可是，说什么也将他拉不回来，反被他“赶”了回去。他的吃苦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为了找到当年文协的旧址，他冒着三十多度的炎热，两次爬上杨家岭的山坡；为了拍一张鲁艺旧址的照片，也是汗流浃背地在前后山坡，攀上攀下好几回。
雷加在延安街头采访。谷溪 摄
在我与雷加同志的接触中，感到他不仅能吃苦，肯思考，善观察，而且联系群众，深入采访的功夫更深。那天，我们从桥沟山上下来，见树荫下有一位老大爷和儿媳、孙女围着小石桌砸杏仁。雷加同志操着一口地道的陕北口音说:“噢，拜识!咋做甚哩?”那位大爷见有客来，一边让座，一边撩起袄襟，擦了一下烟锅嘴，便双手把旱烟锅子给他递了过来" 。看见雷加同志与那位扛过半辈子长工的老汉促膝拉家常的亲热情景，有谁相信他俩是第一次见面呢?雷加同志与群众见面，都是一见如故。在延安，他先后找市民、小商贩、卖烧鸡的、推小磨的、商会会长等各阶层人物开过三个 座谈会，只要几分钟时间，他们便能敞怀交谈。难怪那位“土地革命”时期的女宣传员夸他还像当年的“老延安”!
1984年8月，谷溪陪同雷加（中）在米脂采访，右一为米脂县委书记李恩修
2011年9月5日，曹谷溪与许复强第一次见面
我是知青，曹谷溪是我的恩师
许复强
十年前,也就是现在的六月初,我创作的陕北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情感之恩——诱人的长辫子》一书完稿了，经中国文联出版社编审，同意出版，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这时，我想请位名作家写序文，有人推荐一个北京作家。我立马与这个北京作家通电话，他说：“序文很难写，是个费神费力的体力活，非得看几遍才能写成……”我仔细听着，他最后跟我开价，很高！我是个生活不富裕的下岗职工，哪有那么多钱给他。我挂了电话，不再理他。
我很是苦恼，看过我的书稿朋友说：你这本书有着陕北老烟袋土疙瘩的味儿道，序文还是找个当地作家写为好。北京有些作家根本就不了解陕北农村的情况，有的连“洋芋蛋蛋"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让他们写序文，字里行间要是露出鸡鸭鱼肉味儿，那就把你辛辛苦苦写的这本书给糟蹋了。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过了几天，我拨通了延安市文联电话，对方是个青年人接的,我跟他说明打来电话的目的，他听了很高兴，也爽快：“我们文联有个曹谷溪，他是个大作家，大诗人，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跟你们许多知青都是朋友，你要让他写序文，真是找对人了，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你跟他说吧。”
我放下电话，连忙拨通曹谷溪的电话，通话间，我连句客套话都没说，直入主话题，向他表明了我原是在延安县下坪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写了一本陕北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请求您写序文，他说：“北京有那么多的名家，大家，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找到我这儿里来呢？”我借用那个青年人的话说:“您是陕北的大作家，大诗人，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我这部反映陕北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您最有发言权！”
再我诚心诚意地的肯求下，曹谷溪最后说道：“九月三号我去北京参加‘歌剧白毛女上演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到时一定安排见你。”
我如约地走进北京的一个宾馆里，敲开了曹谷溪的房门。看到他戴付宽边眼镜，穿着很讲究的背带裤，神态文雅地端坐在椅子上，像是等了我许久。凭我的直觉，他是一位文化底蕴深厚的学者，也是一个胸怀豁达的老人。我上前跟他握手自我介绍后,曹谷溪说:“坐，把书里的故事梗概和你创作过程给我讲讲。”我听到他这久违的陕北话，感到十分亲切，像见到多年前的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的我，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他一边吸烟一边仔细听，还时时地提问。我用了两个多小时，讲完了书里的梗概和自己的创作过程。他起身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你这本书的序文，我给你写。”他说这句话时，我注意到，语音不大，语气很重。
中午，我俩分手前，在一个不错的饭店里，曹谷溪点了几道菜，请我吃了一顿饭。
我把书稿给曹谷溪寄去了，一晃，十天，半月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也过去了。
我坐立不安，拿起电话与曹谷溪联系，询问序文写得怎么样了，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快了，曹老师写了五丶六千字。他给七十多个作家的作品写过序文，你这篇序文是最长的，现在正忙着修改呢。"
没过几 天，我收到曹谷溪老师用快递寄来的修改过的书稿和序文，以及曹谷溪老师亲自为《情感之恩一一诱人的长辫子》一书设计的封面和书眉，还有一封他亲笔写的热情洋溢的函件。
我阅读了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序文和函件，细看了设计精致的封面与书眉，兴奋的心情与感激的心情交融在一起的我，久坐不动……
延安有位古稀老人，平时有着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写作，为给我的书增光添彩，默默地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操劳与心血，也不图个回报。如果说他是个好人，不如说他是个好帮助人的人，更不如说他是个不以钱财论朋友，人格高尚的人。他就是有着大山一样胸怀的曹谷溪我的恩师。
（原延安县北京知青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