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作家依娃撰写的《陕北老汉》，2009年11月5日在美国侨报（第D06版）刊出。

亮开一个陕北女子的心灵世界

­­——序耿永飞仔的小说散文集《恣意盛放》

曹谷溪

“提起家来家有名，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一首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使绥德名扬天下。

绥德素有“天下名州”之美称。早在两千年前，秦始皇就在这里建立“上郡”。蒙恬将军和秦始皇长子扶苏的陵冢，无时不向人们昭示着昔日的荣耀和悲壮；浸润唐诗的无定河，使一代又一代少男少女泪湿衣襟……

是的，这是一块生长英雄、生长民歌、生长爱情的土地!《恣意盛放》的年轻耿永飞仔，就是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冒出来的一位俊俏的才女。

耿永飞仔1985年7月1日出生在绥德县滨临黄河的定仙墕。相传八仙张果老曾倒骑毛驴，跨太行，越吕梁，渡黄河，过石堆山褡裢坡，进不烂沟，朝定仙岭一路而来，却因羊肠小道崎岖不平、岭高沟深举步难行，从日出到傍晚才到岭脊，毛驴累的上气不接下气，卧倒在山坡上（“乏驴坡”因此得名）。仙人只得下驴，徒步顺岭向东南行至定仙墕村口。渴饿难忍、人乏驴困不得已坐下歇息。因此得名定仙墕。

应该说，耿永飞仔是在一块苦焦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可是，在她心灵的土地上，却惊人地绽放着奇思与梦幻鲜活的花朵。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做梦。梦境总是诡异迷离，变幻莫测。人生如梦，充满了未知的奇幻，因此对生活满怀好奇与热情。

她在她的精短的散文《别绥德》中写道；“十三岁时，第一次踏入这座城市。童稚、羞涩却带着所有的梦想。追梦、成长，十年的光阴流走。然而，总未完成理想的蜕变。我决定今日启程，托身于别的梦境。”

在她的散文《夜的状态》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诠释：白天没有大的劳累的话，总在凌晨三点之后才能睡得踏实。黑夜，大把大把的时间无处打发，便随心所欲地编故事。在尽情地想象中入睡，睡不着次夜接着再编。故事的梗概荒诞不经，可以是一时一个样，没什么讲究，只希望沉睡。殊不知沉睡却是另一个梦魇的开始。

梦，是人睡着的文学，文学是人醒着的梦。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注定她与文学结缘。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迷恋文学，经常把自己编的故事讲给她的小朋友们；上中学的时候，她的作文常常在课堂上被老师当作范文宣讲；早在上初一时，她的名字和散文就在校报上变成了铅字……

上中学和大学的十年中，她读大量的中外名著。耿永飞仔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作家，一个是路遥，一个是安妮宝贝。路遥的作品使自己厚重、诚挚、自信；安妮宝贝的书使自己在孤独、悲伤和迷茫。上高中时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耿永飞仔，因为家人经常叫她飞仔，所以就突发奇想将自己的名字和昵称合起来，成笔名：耿永飞仔。找到了自我。

耿永飞仔主要写散文和小说，大部分在她的自留地里，作品均发表在她自己的博客上。我曾关注过她的创作情况，文字流畅，情感真挚。

今夜，关了灯却有光亮，月亮在窗户的右上方。你乘着光亮向我走来。

——《情书·第一封》

不能睡，不能醒，处处都是你的影子……如果人生可以有理想的话，我希望我能和你生活在一起。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天天能和你在一起。……我很少想到死亡，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如若幸福不能永远，到不如让生命停止。至少我们是在幸福中死去，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情书·第二封》

我不愿意把我与你的情感归属于世俗的男女之间所谓的爱与不爱的纠葛，我希望它是独特的，独特到可以承载你的理想和我的孤寂。

——《情书·第三封》

在她的中篇小说《恣意盛放》中的“我”的一句话，着实吓我一跳：“你可以打断我的腿，但我绝对不会向你下跪！”其实，这句话还是作者的心灵独白。在她的散文和小说的字里行间，洋溢着陕北女子的刚柔相济﹑粗犷豪爽的率直。

是的，耿永飞仔的躯体里流淌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液。

她最喜欢的神话故事是《夸父逐日》。她仰慕夸父敢想敢做的精神，希望自己也能敢想敢做，不被世俗所左右，活出个样子来。

她不喜欢逛街，冷漠都市的灯红酒绿。很多时候，咸菜﹑馒头﹑白开水就是一天的饭菜。总想着能够安静。安静地阅读，安静地写作，安静地想一个人。

耿永飞仔对文学、对写作的热爱，几乎到了迷恋的程度。她说，“那是我生命里重要组成部分，我想，今生今世也许自己可以没有家庭，没有婚姻，但不能没有文学和写作。”

《恣意盛放》是她的第一部文学专著，其中分为散文和小说两部分。我以为“恣意盛放”还是她的生命状态与文学写作的准确概括。她的散文《别绥德》《夜的状态》《情书》和《关于友情》等篇什，都写得非常精彩。但是，我更喜欢的还是她的中篇小说《恣意盛放》。甚至感到耿永飞仔在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成就，不是散文而是她的小说创作。

中篇小说《恣意盛放》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导入两条主线平行展开。一条是“我”的游历，另一条是灵儿的生活。“我”是一个到处游走的写作者与之前教书时的一个网友杰行天下相见并恋爱，恋爱后为了实现我心中潜藏的一个愿望，“我”和杰行天下来到西北地区的一座沙漠之城——水县。在水县，“我”的生活与情感都发生了变化，“我”最终放弃了恋情要离开水县去北京，继续游走写作。灵儿边读大学边开餐馆做生意，虽然波折但还算顺利。不顺利的是灵儿的感情，先是被男友抛弃，之后再次恋爱，对方竟然早已有了婚姻对象。灵儿因爱得深切，生下了对方的孩子。孩子渐渐长大后，灵儿觉得不能如此庸碌地生活决定考研。

小说最后说所有的一切待定，暗示生命、生活的不可预测与小说相融合。

耿永飞仔的写作，完全背弃了传统的写作技法和思想理念。她倚身时代的峰巅，俯视人世红尘；她关注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年轻一代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透过他们（当然也包括作者自己）心灵的缝隙，窥视他们心中的秘密……

粗看此文，人们会以为作者在平实地叙述几对青年的爱情故事。其实作者在用法律、道德、情操的准则去审视、掂量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更重要的是，作者自觉不觉地向人类灵魂提出了严正的质疑与拷问。

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恒久的爱恋？耿永飞仔在她的《恣意盛放》中，不时发出一些非常精彩的议论。

尘世间的人，哪怕是找着了自己特别中意的一个对象，结婚了天天在一起，慢慢地把对方的生命与身体融入自己，成了一种占有的同时，其实也变为了一种束缚，还有没有爱？我听人说，男人的三大喜事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当然这是一种调侃，但可能也道出一些人心底的隐秘……

婚姻是上苍给爱情找的一个归宿。上苍嫌爱情变来变去的麻烦，便让婚姻将其牢牢控制。让世人知道，你进入婚姻的围城再想偷偷溜达出来去找寻别的爱情那是你个人作风不好，品质有问题，让你有做贼的感觉。不过按目前的情形看，漫天下皆是贼，只是让一本正经的脸，晃得我们看不清。

我看好耿永飞仔未来小说创作的成就的原委，也正在这里。

写作是作家心绪不自觉的流淌。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耿永飞仔确实是用心写作，努力通过自己的文字把人世间的至真、至善、至美和至爱传达给读者，激励那些在传统与现实的无奈中挣扎的青年，在迷茫中奋进。

耿永飞仔作品的稚嫩与缺憾显而易见。我略去一般化的品头论足，谨向这位年轻的文学朋友，寄上良好的祝愿！

2009年11月28日于延安凤凰山麓

天才地“豺”话海波

——海波友六部大著面世感言

曹谷溪    文/图

一

    清明节前夕，一个寄自省城的包裹，令人震憾，令人惊喜！六部喷着墨香的新书齐刷刷地摆在我们面前：长篇小说《高原落日》、《小城欲望》、《民办教师》、《遥远的信天游》，中篇小说集《农民儿子》和散文、短篇小说集《烧叶望天笔记》。

    这是挚友海波一下推出的一百二十余万言的六部大著。我当即发短信给他，表示祝贺：

    海波：你好！我曾说过，路遥是熊，海波是豺。豺比熊机敏，有心计，有耐力，后发制人。大凡对森林动物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森林之王，不是老虎，不是狮子，而是豺。人们常说，豺狼虎豹，也是以“豺”为首。

    一下推出六部大著，是中国文坛之奇闻！我和另一个世界的路遥，都不会为此而感到意外，我们知道，你迟早会有爆发的这一天。

    这六部书，风格迥异，高标独树，看时令人叫绝，看过引人深思，我斗胆地说一句，在当代文坛，这样既好读又有分量的作品，虽不敢说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

    《高原落日》用的现实主义风格，写一个农家子弟威风凛凛的奋斗故事。主人翁像猴子爬杆一样，“嗖嗖嗖”地爬上去，“咚”一声跌下来，然后再爬，然后再跌，屡爬屡跌，屡跌屡爬。看了能让人长精神，提斗志，不再迷茫。书中的几个人物，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民办教师》用的是浪漫主义手法，写一群可怜人的交叉钻营。耍的都是小把戏，做的尽是离奇事，可笑之处使人捧腹，可怜之处令人鼻酸，看完后让人百感交集；《遥远的信天游》，写一个农村老汉和他一儿一女的生活故事。小镇人事如画，儿女情态逼真，处处有野韵，通篇如长歌，特别好读。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边读，边笑，边骂，笑书中人物，骂海波“鬼精” ！

    《小城欲望》，写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男的以牺牲感情为手段往上爬，女的以牺牲生命维护感情，一见钟情，两月缠绵，三度怀疑，四番证实，接着就是拼尽全力的搏杀，最终同归于尽。线条明快，像小河穿过沙滩；悬念集中，似一发系着千钧；行文如刀劈斧剁，畅快淋漓；用词像冤妇骂街，字字见血。这是作者的另外一种风格的表现，看了让人惊叹不已。

    中篇小说集选入中篇小说两部，都在十万字以上。一为《农民儿子》，一为《陕北：1982》。前者是《高原落日》的雏形，曾经名噪一时，被誉为草根文学之滥觞；后者为改革初期陕北一小县的“速写”，人物众多，场面宏大，视野开阔，思考深邃，看了让人拍案叫绝。

《烧叶望天笔记》是作者的散文短篇小说集，分《乡风乡情笔记》《村野人物笔记》《世事感喟笔记》《创作心态笔记》和《烧叶望天笔记》五个部分，共五十四篇作品。不敢说篇篇皆珍品，至少有一半以上能达到这个标准。这说法不夸张，可以与古今中外的同类作品相媲美，也许，这种评价是我对海波友的偏爱。

二

    我认识海波在山花初创时。那时山花有四五个骨干，其中两个人就再三再四地给我推荐海波：一个是白军民，一个路遥。白军民是海波的老师，路遥则是海波的同学和密友。他们对海波的介绍犹如一组人生传奇。李世旺，你这个“海怪” ！

    海波真名李世旺，土著的延川人。生于1952年。从他出生开始，传奇就同时展开。1953年，在他不到一岁时，家里就给他订了一个“婆姨”；他十三岁时，因父亲搞投机倒把败露，公家没收了他家大部分财产，他被迫辍学回家，沿门乞讨；十六岁时，家人就给他办了婚事，原因是担心早已订婚的婆姨变卦。按照常理，海波铁定要在那个山旮旯里“刨挖”一辈子，但他却不甘心，顽强地和命运展开抗争。

    压在盘石下的小草，渴望阳光、雨露的沐浴；在山沟生，山沟里长的李世旺从小就渴望自己能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去闯荡。我猜想，这个没有见过大海的陕北后生，用“海波”这两个汉字作自己的笔名，必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追求与期盼！

    他书不离手，村里劳动是这样，出去当民工是这样，就连讨饭时行乞的口袋里也装着好几本书。为了看书他不知受了多少气，下了多少贱。无论谁有书，他就千方百计借来看，甚至将周围村里妇女们夹“鞋样子”的书都借遍了。他有时也买书，但总是偷偷地买来、偷偷地看，看一页，撕一页，等回到家里，书看完了，也撕完了——他不能让大人知道自己买书，这样会遭到痛骂。他白天劳动，晚上看书，一看就是半夜，有时眼睛累得不行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两只眼睛轮流休息。

    村里人不理解他看书，但欣赏他的“急才”。他从十五岁开始闹秧歌当伞头，编的秧歌在周围所向披靡、无人敢敌。他一口气写了二十三分钟顺口溜，且句句有韵，惊得公社教育专干半天合不拢嘴，破例让这个只上过六年学（没上过一年级第一学期，他们村里成立学校在那年的正月，一开始就念二册）的人当了民办教师。

    这本来是我最想找到的人选，但他的另一面让我犹豫不决。在当时看来，他随时都可能闯下大祸： “不名一文而心忧天下”；借人一辆自行车进城，就能产生出攻关夺隘的豪迈情怀；学习“九大”党章后，竟提出异议。四处筹措路费，要去北京和毛主席“讨论”，怕得他父亲头枕镢头在他门口守了好几个晚上。

    在路遥和白军民的撺掇下，我终于同意接受海波，发表了他几首秧歌词。刊物出来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让我意外，令我吃惊：黝黑精瘦，态度谦恭，坐着时双手插在两膝间，说话时面带羞涩的笑容，只有眼睛发出自信的光芒，那种寻找理解、拒绝同情的光芒。我一下子就感觉到，路遥的介绍不枉，此人果然不凡。

    从他早期的习作与交谈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他超乎常人的艺术天赋。其与生俱来的卑微，铸造了他桀傲不驯的刚强气质与永不安生的灵魂。我注意到他向人讨教时，当他恭谦地双手抱着水杯，倾听别人的侃侃而谈时，在他心灵的深处却有一串闷雷滚过：“老子迟早要超过你！”

    之后，海波在《山花》和《延安报》、《延河》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海波一步步走向他梦想中的文学殿堂。尽管他总是称我为老师，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朋友。38年过去了，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我对他的认识与时共进。

    1982年，海波的短篇小说《啊，妈妈》在《延河》发表，引起了陕西作协领导的重视。同年9月，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路遥、陶正、闻频、和谷、贾平凹和梅绍静等文友，都聚会延川小城。会上，我作了“关于《山花》的回忆”的即兴演讲。演讲中，我预言：继路遥之后，海波将会是延川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

    我的预言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其中最应该提起的就是袁福堂。袁福堂先是延安地区文化局的局长，后调任延川县委书记，他在改变海波命运方面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海波在离开延川前后的人生重大转折大概是这样：1976年，在路遥的竭力推荐下，由五队联合生产指挥部主任兼所在大队革委会主任转为公社中学的民办教师；1982年，我和当时的延川县领导破例将他转调延川县剧团任编剧；1984年在时任延川县委书记袁福堂和延安地区文化局长杨福印等人的推动下，正式招工，并在路遥的推荐下追随孟伟哉任青海《现代人》杂志编辑，后又在著名作家郑义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以及李旭东帮助下，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从而踏入当时中国文艺创作的高地。

天才地“豺”话海波

——海波友六部大著面世感言

曹谷溪  文/图

三

    海波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1985年，他十三万言的中篇小说《农民儿子》在大型文学期刊《黄河》上压头发表，并引起了轰动。小说中对农村生活真实入骨的描写，给中国文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评论界给了很高的评价，被誉为草根文学之滥觞。当时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许多电影厂家都有意将此改编成电影，一时形成“争夺”之势。珠江电影制片厂编辑、著名诗人戴望舒的女儿戴咏愫，因为找不到海波，通过贾平凹转来一封信，表达珠影合作的意愿这封信迟来了一步。在此之前，当时正随吴天明拍摄《老井》的张艺谋正准备转为导演，他和海波约定：拍完《老井》后，他将把《农民儿子》作为自己导演的第一部艺术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此事未成，海波也进入创作和人生又一次低谷期。

    这之后的七八年时间，报刊上很少见到的东西，除过鲁迅文学院和作家班的同学，很少有人见到他。许多人都说他“江郎才尽”，有人甚至认为他已有的辉煌也出于偶然。但我和路遥和其他朋友则坚信，他的能量远没有发挥。有一次我去看他，敲开门后，眼前的情景让我吃惊。他的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对西影短片主任何志铭说：为什么不给海波配亠套沙发呢？何志铭说，他不要。配了四把靠背椅子，三把支了床。海波解说：“为了防止人来闲聊。来了一般人，我坐着，你站着；来了要紧人，你坐着，我站着”，他挖空心思为自己赢得更多读书的时间。据我所知，在过去七八年期间，他遍读他能找到的百十部中外名著。于是，我更加坚信：海波迟早会有一鸣惊人的这一天。

    是呵，在浮躁的社会，有谁不浮躁，有谁能耐得住寂寞和冷落，他就有可能获得惊人的成就！不久海波就写出一组笔记小说，总题目叫《烧叶望天笔记》。1994年，在我主持的《延安文学》上连续刊发。在陕西文坛乃至学界引起广泛注意，被大家视为“大作家的小文章”。我当时就感觉到：“《烧叶望天笔记》只是开头，后边定有大东西。”果然不出所料，海波的六部大著推出了，这样戏剧性地推出了。

    关于海波和海波的文学作品，能说的，该说的话题实在太多，今天仅以“天才地‘豺’话海波” 为题，写这么一小段。海波不过五十多岁，年富力强，创作激情还很旺盛，思想更为深遂，艺术更为精湛，我想，他还会给这个世界以新的更大的惊喜与震撼！

    但愿海波从此一帆风顺！ 

       东方歌舞团编创、志丹县歌舞团演出：大型陕北信天游舞剧

——黄土高原上永不凋谢的花

曹谷溪   文/摄影

      2009年11月7日，由中国东方歌舞团编创、志丹县歌舞团演出的大型信天游舞剧在志丹县文化中心大剧院首场演出引起轰动。

   《兰花花》是陕北民歌中的经典之作。

   《兰花花》是一个屡经演绎依然鲜活的爱情故事，在过去，当今或者未来，她将是绽放在人们心中的美丽！

  青线线，兰线线，兰格英英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爱死人

 五谷子那格田苗子数上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兰花花好 

 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定

   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迎 

三班吹来，两班斑打

 响吹细打迎进了周家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

 面对面坐下还想你 

 百灵子哪格过河沉不了底 

我忘了娘老子也忘不了你

打碗碗花开扯蔓蔓

你是哥哥的命蛋蛋

 蠍子的尾巴媒婆的心

把兰花推进红火坑

  滚油锅里掉进个冰圪嘴

  棒打哪格鸳鸯呀人心碎

青杨柳树哪格活剥皮

  难活不过有情人两分离 

咬碎门牙往肚子里咽

          亲人呀，咱阴曹地府也要结姻缘 

生殖崇拜最隆重的庆典

陕北农村婚礼剪影

曹谷溪

放炮了,张号了 

  张家的女子出嫁了

毛驴驴,咯登登

 花花媳妇迎进村

哇呜哇,噔噔嚓

     新媳妇回来背坐下 

老汉们笑,猴娃娃叫 

后生们背圪崂去尿尿

一拜天,二拜地 

天长地久结夫妻 

抱米斗,入洞房 

  粮食满屯,儿满炕 

针线包,银镯镯 

    三十年媳妇,熬成婆 

                     新娘新郎,入洞房

                     亲朋好友,油糕烩粉汤

2009年10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留影

战士姿态 诗人情怀

谷  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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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    任  霄

一

    谷溪及其诗歌价值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被别人甚至圈内的诗人充分认识和理解。其实，谷溪是一个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存在。谷溪及其诗歌至少是陕西诗歌发展轨迹中不可缺少、至为重要的一环。中国现代以来部分重要的诗歌精神和诗歌观念赖谷溪这样的诗人薪火相传，他们以自已的诗歌写作和文学活动在精神和写作两个层面上感召、影响了后起的诗人及其写作。

我指的是一种文化传承和诗学传承。文化建设方面的“高楼万丈平地起”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和桃花源式的寄托，已经被证明并且还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谷溪最初的诗歌并非是只是个人自己在当时的“文化沙漠”中独立思考的结晶，他的诗歌中同时流淌着陕北文化、七月诗派、延安诗派^[1]和京都文化的血液。谷溪本人自踏入诗坛开始，其诗歌写作和其他文化活动本身就构成了文化传播和诗学传承的一部分。

    在陕北这个具体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特定的历史氛围中，谷溪选择了诗歌写作。谷溪的人生轨迹证明，他是幸运的。他的诗歌写作中先后受到了胡风、贺敬之、胡征、蔡其矫等诗人的指导，并且和田间、魏巍、公刘、侯唯动等诗人交流、切磋过诗艺。这些都毫无疑问地影响到谷溪的诗歌写作活动，只不过具体到每一个人，这种影响就有了大小、隐显、长短的差别。

我们以延安诗派和七月诗派的诗人为例来说明这种影响。谷溪初期的诗歌创作，更多的是靠个人的热情和天赋在写作。大致上说应该是一种“农民诗人” 李有源、王老九的水平。引导谷溪诗歌写作进入新的天地、新的境界的人就是延安诗派、七月诗派著名诗人胡征。1964年冬，《陕西日报》约谷溪写一首名为《延安人民怀念毛主席》的信天游。谷溪后来说“那时候我不懂得什么是形象思维，更谈不上诗的意象、意境和审美价值。”^[2]204看了谷溪自谦为“标语口号式的顺口溜”的诗后，胡征对他说“延安革命老区的人民与毛主席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情谊。但是，你一般性地去写张热爱，李热爱，大家都热爱，这是共性。你要选择最热爱毛主席的典型人物，并写出他们为什么热爱的特殊性”。“应该把这些典型人物置身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之中，以增强诗歌的感染力与艺术品位”。^[2]204后来，谷溪的这首诗在胡征的指导下修改为《送代表》，发表在1965年的《延河》杂志上。胡征不仅在具体的诗歌技艺、诗歌知识等方面对谷溪进行悉心指导，并且做到了“扶上马，送一程”的热忱：他对谷溪的创作进行了跟踪关注，并在适当的时机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1981年，胡征在《延河》杂志“陕西中青年诗人介绍”栏目中评价说“诗人谷溪……犹如深山大汉，挥斧抡镢，在《大山的脊梁》上开山造田，播种《光明的种子》”；“这颗土生土长的陕北高原上的青年诗星，他的生活道路，社会学价值大于美学价值；他的诗，美学价值大于社会学价值”。^[2]205我们不难理解，对于谷溪的成长而言，这种来自前辈诗人的谆谆教导和热情鼓励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

    前辈诗人对谷溪的教益不止于此，有时候甚至更为具体而细微。1983年，延安鲁艺文学系首届学员、著名延安诗派代表诗人蔡其矫回延安参观访问。谷溪一起陪同随行，两人互相交换诗作并探讨诗艺。谷溪在之前的诗歌创作中，喜欢押险韵。在《呵，这个海》一诗里，他甚至冒险地追求写一首押“怀来”险韵的长诗。在写作时，他“按照诗韵词典造句，几乎把能押韵的句子全部写进这首诗里”。交谈中，蔡其矫指出，这首诗的韵押得太密，有损诗意的生发和延伸。“押韵不一定都要押在句尾，也可以押在句首或句中；有些诗也许不押韵更好，用节奏创造音乐的美感”。蔡其矫《过延川》一诗中表现的坚持探索、永不停歇的精神深刻的影响了谷溪，他后来说正是蔡其矫“引导我走进一个更为自然，更为自由的诗歌创作天地” ^[2]207。

应当指出，谷溪对于延安诗派和七月诗派的诗歌遗产上的继承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气质上的继承。也就是七月诗派核心成员、著名理论家胡风给谷溪及《延安文学》的题词：“首先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3]谷溪更多的是在诗歌写作过程中继承了上述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在诗歌写作时对于家国、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和担当，高亢雄浑的美学风格，还有就是他们对于民歌的重视和创造性继承。

    谷溪是生于陕北，长于陕北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本土诗人。陕北的文化在谷溪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生活和写作的深厚的潜意识。具体到诗歌写作，越靠前，陕北民歌对其影响就越大。“谷溪前期诗歌创作的风格，几乎完全是在学习陕北民歌（主要是信天游）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陕北民歌的迷恋甚至到了有意或无意排斥其他诗歌形式的程度。他是吸吮着陕北民歌丰富的奶汁长大的”。^[4]470路遥敏锐而准确地评价了谷溪诗歌创作中的陕北文化的影响。

    北京知青到延安是陕北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知青的到来，给相对贫穷、闭塞、落后的陕北带来了外界的新鲜气息。宽容、厚道、朴实、勤劳的陕北人民接纳了这些北京知青，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这就不难理解，在知青文学中，陕北知青是那么的独树一帜，《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干妈》等作品对陕北充满了感激，写得那么亲切感人，完全不同于其他地区知青在作品中对下乡地及其人民骨子里的那种批评、批判的立场。先后和谷溪共事的北京知青有陶正、陶海栗、张兴祥、叶延滨、林达、杨圣敏、石焕南、梅绍静等人。他们以京派文化的视野，在和谷溪的交往中相互激荡、相互砥砺、相互启发。这种交往不可避免、潜移默化地对谷溪产生了影响。谷溪曾是一个公社的知青工作专干。他曾在许多个场合说过，与其说我是知青的领导，不如说，他们是我的老师。

     谷溪的诗歌，是延安诗派和七月诗派诗歌观念、诗歌精神在新时期以来的承继与体现。随着延安诗派、七月诗派前辈代表作家地相继玉树凋零，尚存人间的屈指可数，谷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这种诗歌观念、诗歌精神的嫡系的衣钵传人。尤其重要的是，在19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消解理想、解构责任、颠覆传统、放逐文化的诗歌写作趋势中，谷溪显得如此的另类和独树一帜。这是一种“光荣的孤独”。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谷溪似乎可以被称之为陕西诗歌史上的活化石而显得弥足珍贵——也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诗歌本身，不在于诗歌写作的形而上或者形而下，而在于诗歌写作主体的文化姿态、写作倾向和道德信仰。

二

    从执政党执政指导思想的改变和领导层的更迭来看，“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李泽厚从思想史的角度将之描述为“新启蒙运动”：被救亡主题中断的启蒙运动再次开始。从文学的层面来看，当时的文学主题、文学潮流和执政党是一种密切的互文关系。作品通过意识形态的支持取得了发表和传播的资格，意识形态通过这些作品在民间的传播和认同获取执政所需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资格。作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展示文革对社会和作为社会个体的人所带来的巨大的戕害和创伤，从感性和人性等各个层面立体、全方位地否定文革。诗歌也不例外。

    “文革”结束之后谷溪开始反思自己和社会。1979年，谷溪写了《磨道里的毛驴》^[5]190，这首诗的副标题是“致诗人自己”。在满天的星光下，“诗人在老柳树下徘徊/像一头磨道里的毛驴/一边走/一边思索”，他痛苦地认识到“他曾被别人欺骗/自己也曾是一个骗子”。这种姿态在当时并不多见。当时为数众多的诗人都在控诉、悲泣、伤感。像谷溪这样严格剖析自己（承认自己也曾是个骗子）的并不多见。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但是诗人并未到此为止，这个被“欺骗”也骗过人的“毛驴”并不颓唐，也不颓废。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前进。诗人勉励自己“卸掉身上的笼头/连眼睛也不能被别人蒙着”，他要“做一匹奔驰的骏马/诗人呵，整个天地都是你的”！类似的诗歌还有《受伤的日子》^[5]123——

         受过伤的日子

       变得聪明，

       连石头也学会了

           思考——

       是战士，就披上铠甲；

       要远行，切记把鞋带系牢。

    严格解剖自己的反思是为了更好的远足。在严格剖析自己这一点上，谷溪把当时和后来许多诗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不仅如此，与当时诗人们在写作中更多的对个人的回归不同，谷溪仍然坚持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以战士的姿态对新中国残存的政治黑暗、毒瘤、失误进行了不妥协地，正面地强攻。还是在1979年，谷溪创作了一首《唱给彭老总的歌》^[5]155。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是和《一月的哀思》、《小草在歌唱》等诗歌属于同一题材，而且题材的尖锐性是前者所无法企及的，作者的矛头所向，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大胆和超前的：

         你来了，惊天动地，

       你去了， 默默无语……

       你默默无语地去了，

       但惊天动地地告诉人们：

       在新中国，还残存着

       囚禁正义的  地狱！

         ……

        谁心里装着人民，

        他就永生！他就胜利！！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里 ,诗应该唱出一代的痛苦、悲哀、愤怒、挣扎和欲求 ,应该能够丰润地被人生养育而且丰润地养育人生。 ” ^{[6] (P634)}诗 “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这是诗的大路”^[6]625，谷溪正是这样做的。谷溪用自己真诚的歌唱，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这首诗里，谷溪用“我有一支歌，久久地/压在心底”为每一节开头，一唱三叹，重复形成了一种逐节加重的语气和感情，终于郁积的感情在最后一节如火山爆发、不可遏止，给读者以感觉和心灵的强烈震撼：《唱给彭老总的歌》似乎不亚于前述两首当时广为流传的诗歌。高杰从韵律和诗句长短错落的角度来谈这首诗^[7]，多少有些不得要领。

                                   未完，下接

战士姿态     诗人情怀

谷  溪  论

…………………………………………………………………… 

 延安大学    任  霄

    《还我儿子——一个在押犯的母亲的话》^[8]，也属于同一类型，而且距离上述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很接近，作于1980年。这首批判立场和批判精神非常明确的诗，谷溪后来并未收入自己的诗集。在诗歌里，谷溪借一位母亲讲述了一个我们善良的同类怎样的被异化。在文化革命中“我娃好像中了邪/想跟上他那伙猴老子胡轰乱砸/他们拉着县委书记游街/就像当年都恶霸”，谷溪借助于母亲质问“革命怎能这么个革法/这分明是一家人互相打架”而当她要劝阻时得到的确是这样的回答“这是毛主席发动的革命/咱不参加谁参加？！”。谷溪在这首诗歌里纯熟地运用了陕北民间口语来写，这是为了加强悲剧色彩的真实性而采取的策略。试看这一段：“从那搭，我娃娃步步高升/好像一位高明的法师将他点化/……常和县上的领导们坐在一搭/没入党就当了公社书记/都说这叫破格提拔”；“有一回，我到城里赶集/几个卖猪的正把我娃咒骂/小牛犊成了吃人的老虎/迟早要把他的牛角掰下”。“为这事，我几次去找县委书记/他说，历代的法家那个不被人骂？！”并且“县里，省里的领导夸了又夸/发给他的奖状/嘿，三个窑洞里还挂不下”催人深思的结尾是这样的：

          昨天，他还是反潮流的勇士，

        新生事物的鲜花

        今天，又说我娃违犯了党纪国法，

        成了什么“打手”、“爪牙”

        是谁把我娃哄上着犯罪的道路？

        我要叫他们：还我儿子！

        他们这号人，才应该千刀万剐！

    诗歌方言口语纯正，所揭示的现象令人深思。反思不可谓不深入，批评不可谓不强烈。构思和选材也体现了胡征所说的典型性和“把这些典型人物置身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之中，以增强诗歌的感染力与艺术品位”的嘱咐。七月诗派的时代性、人民性、真实性在这些诗歌里有很好的体现。

    鲁迅先生开创了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但是国民性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远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谷溪在《新题贾桂墓》^[5]134一诗中继承了这个传统。据考，贾桂是延川贾家坪人氏，是明朝的太监。谷溪过其墓心有所感，乃赋诗一首，对人性中的丑恶——奴性——给予有力的嘲讽和抨击。“贾桂的祖宗该是刚直的庄稼汉吧/他是从哪里沾上这一身奴性”；“据说，凡太监都失去了生育功能/为什么当今还依稀可见贾桂的子孙！”诗人大喝一声“给我一把老镢头吧/让我和山民们一起/刨开着坟墓/让太阳晒一晒这个/丑恶的幽灵！”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奴性十足的小人，至今也没有绝种。由家国大事、民族大义到道德人性都是谷溪关注的对象。

    路遥曾经说过，“笼罩在这一切（谷溪诗歌，引者注）之上的，是诗人对陕北这块厚土的深深挚爱和杜鹃啼血般的眷恋”^[4]471，的确。作为黄土高原的儿子，谷溪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感情，从开始写诗一直到今天，他坚持用诗歌表达着对哺育自己的高原的感情。这里的高原、黄河、长城、飞瀑，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里的民俗、风土、人情还有老百姓都是谷溪深情讴歌的对象。“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句诗用在谷溪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谷溪用这样一节诗歌表达了对高原厚土的感情，这感情浓得化也化不开，醇厚、真诚，绝不羼水。作者说，如果我死了——

            请把我埋葬在养育过我的

          万山丛中吧！

          活着，要做您忠诚的儿子，

          死了，也要肥一片

          您贫瘠的土壤！

                ——《高原的儿子》^[5]160

    龚自珍有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谷溪这一节庶几可与龚自珍本句媲美矣。

                          三

     谷溪诗歌在风格和手法上也自有其特点。

     力的美。这里所说力的美就是古人说的阳刚美，大致属于西方美学体系里所谓的崇高的范畴。清人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一文中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山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谷溪诗歌鲜明地表现了这样的特点，表现出一种力的美。比如“生一万次/死一万次/第一万零一次希望/就萌生在壮士的墓穴”（《第一万零一次希望》）或者“该死的，就死去！/该生的，就启生！”（《声浪，在大山间滚动》）。这些诗句犹如峡谷飞瀑，以挣脱一切羁绊的力量震撼着读者灵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原男儿的决绝、胸襟与勇气。这种力的美和自由的形式结合，更便于表达丰富多彩、强烈浓郁的情感。其起伏跌宕的格调常与谷溪的浩然雄浑之气相得益彰。朗吉诺斯在《论崇高》中认为，崇高的来源是“第一而且最重要的是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是强烈而激动的感情，这两个来源主要依靠天赋”。 [9]这些话用在谷溪身上也是非常适合的。

    句式。纵观谷溪九十年代出版的诗集《我的陕北》，他诗歌的句式是富有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是有迹可循的：从早期比较简单地化用古典诗歌的句式和陕北民歌的形式到后来自由纯熟地使用有自己特点的自由句式。谷溪早期的诗歌句式虽然也有变化，不过基本上常用的还是七言一句的句式，即使民歌形式的信天游也是这样。我们试举《呵，这个海！》和《下寺湾》中各一小节为例。

        千重——峻岭——望不断，（平平仄仄仄平仄）

        万架——大山——并肩排；（仄仄平平仄平平）

         山——似——涛河——岭如浪，（平仄平平仄平仄）

         波涛——滚滚——天际来（平平仄仄平仄平）

              ——《呵，这个海！》第一小节

         领兵——挂帅——刘志丹，

         操兵——练马——锦鸡滩

              ——《下寺湾》之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谷溪的这些诗歌的平仄、停顿、押韵、对仗基本上是和中国古典诗歌相吻合。这两首长诗都是一韵到底。虽然中间也有个别句子是三言句、六言句、八言句、九言句，但是这些非七言诗句是个别的现象，整体上是以七言句为主体的，弹性不足。后来，谷溪逐渐摸索，依据感情和表达的需要，突破了以每句七言、每节四句为主体的诗歌形式，句式的使用上长短结合，自由舒展。这种富于变化的形式更多的符合诗歌内在的情绪，节奏自然。从每一句的字数来看，有两言句、三言句、四言句、五言句、六言句直至十多字一句的。诗人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自由的选择。从小节的句数上看，每节四句的诗歌在数量上到后期似乎并不占优势。我们举谷溪1993年在写的一首诗的一小节看看这种变化——

              假如他活着

           假如 他也活着

           春暖花开的日子

            大胆假设——

           我们拉着家常

           散步在故园的阡陌

           这边是毛泽东

           这边是蒋介石

              ——《轩辕古柏的浓荫下》^[10]

     在这首诗里，谷溪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对家国大事的关心，面对着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现实，在轩辕黄帝陵下想到了两岸同属炎黄子孙，他突发奇想，认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同属伟人，都是英雄。并且进一步想象这两个英雄在共同的祖先陵墓前把酒言欢，捐弃前嫌。这与其说是谷溪的超前看到两岸和解的征兆，毋宁说是谷溪对于祖国统一的强烈渴望。这首诗从形式上看，和早期的诗歌有很大的不同。感情内敛，句式自由而且富有变化。而且每一小节的句数也根据需要设置，七句、八句不等，并不先入为主的束缚自己。谷溪诗歌形式上的这种变化表明，他有诗歌探索的自觉、新锐和勇气。对于一个从事诗歌写作时间长达四十余年的作者而言，这种对艺术境界和格调的执著追求，殊为可贵。

     自然，谷溪诗作也有缺憾。这主要是指他诗歌技巧方面的欠缺和表现手法不够多样；诗歌在给读者带来震撼的同时，缺乏令人回味的余香；诗歌在表现多彩、多样的外部生活用功甚勤，对生命个体内宇宙地探究不够；主观抒情、直抒胸臆多，侧面暗示、烘托、象征较少等。然而，这种看法似乎有些挑剔：我们为什么在一个西瓜沙、甜的同时还要指责这个西瓜没有苦、辣、酸的味道呢？！在一些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诗人那里，除了身体、欲望、性、排泄物、污言秽语和支离破碎，人们似乎难有更多收获。和后者相比，谷溪“努力把诗和人生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强调 “向生活深处把握的力量”，即 “把握生活底思想性和拥抱情绪世界的力量” ^[6]625 用生命和激情锻造的这些“无愧于时代的动人篇章”^[11]，恰恰是一种可贵的优点，而这些也正是延安诗派和七月诗派的追求所在。——或许，谷溪的追求和价值正在这里。

注释

[1]延安诗派是龙泉明在《中国新诗流变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抗日战争期间，以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为代表，以延安为中心各个革命根据地为大致范围的诗歌流派。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曹谷溪，《感激每一个巨人的肩膀》[M]《与文学朋友谈创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3]胡风的题词后来刊发于《延安文学》1984年第3期

[4]路遥，《土地的寻觅》，[M]，《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470

[5]谷溪，《我的陕北》[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6]胡风，《胡风全集》(第2卷) [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7]高杰，《天地交感，天人合一》。本文是高杰给谷溪《我的陕北》所写的评介文章。载《我的陕北》。

[8]谷溪，《还我儿子》，[J]《延安文学》，1980年第1期

[9] 转引自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史》，[Z],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2

[10]谷溪，《轩辕古柏的浓荫下》，《诗刊》2001年第10期

[11]绿原，《〈白色花〉序》，《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在鸟巢留影

王学亚  塑   惠怀杰 捐资

9月17日的思絮

曹谷溪

    我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是结识了许多位文学朋友，作家路遥是其中的一位。在所有的朋友中，惟独路遥，不论在他生前还是逝后，常常令我牵肠挂肚，不得安宁。

    再过两个月，是他病逝17周年的祭日；再过两个月又16天，又是他诞辰60周年的纪日。每每想起他就心里隐隐作痛。但是，在许多时日又情难自禁地想起他。

    路遥和我的友谊，颇有传奇色彩。路遥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记叙：

    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在那时之前，谷溪已经是省内有些名气的青年诗人，早在1965年就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见《路遥文集》卷二469页“土地的寻觅”﹚

   1970年盛夏，我和路遥两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采风。这是一辆没有护链板、没有车铃、没有后倚架、没有前后刮泥板和刹车部件的自行车,也就是说，这辆自行车属于再少一个零件就无法行走的破车！

    那时候，我29岁，路遥21岁。那是一个饥饿的时代，两个人都很消瘦（我在45岁前，体重最重只有52公斤）。我俩轮流骑，他骑时，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下坡时用右脚刹车；我骑时，他环坐在前梁上……

    中午时分，我俩顶着炽热的阳光推着自行车爬上牛木原，又渴又饿。不时停下来四处眺望，突然看见不远处的一棵桃李子树下正有一老农劳作，我俩不约而同地咽着口水向桃李子树走去。老人见有陌生的行人走来，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快吃李子。我们两人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我非常不好意思地给老人递过去两毛钱。老人硬给路遥的军用挂包里又装了60颗李子。我说吃了那么多，给两毛钱，实在太少了。老人说，在树下吃几颗李子还能要钱？这60颗李子是两毛钱买的。我俩再三推辞，老人死活不依。三十多年了，那位老人的桃李子，至今余味未尽！

   我和路遥在张家河公社吃过晚饭，天色已晚了。谢绝了公社干部的挽留，我俩饭碗一摞便骑车出发。公社到新胜古只有十五华里，除五六里山路外，其余路段都可以骑车。原想一个来小时就可到达，万万想不到上山后迷了路。由两个人轮流骑车变成了轮流扛车；自带的一个手电筒电池严重不足，两米外便失去光亮。在黑暗中，我们扛着自行车上山下洼好几回，终于在凌晨一点钟才赶到新胜古。

    我们共产党人不讲“宿命”。可是，有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奇巧，往往不得不相信这种东西的存在。这次新胜古之行，是我领着路遥第一次下乡采访。我对路遥说：“我在文学上已经走了十多年弯路，你可以汲取我的教训，我走过的弯路你不要走了，我做你的铺路石头，你踩着我的肩膀上，一定会超过我！”路遥憨憨一笑。也就是这次新胜古之行，我把路遥最早的诗作《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发表在新胜古村口的黑板报上：

        明明感冒发高烧

        干活尽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你说奇不？路遥最早的诗作，竟然暗示了他最终的归宿！

    在这个村期间，我和路遥在黄河畔自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竟成了路遥一生中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1992年9月，路遥患肝硬化腹水，由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转到了西安西京医院。转院前，他要我把我们在黄河畔的合影给他放大一张。就是这一张照片伴随他走完了42年有限生命中最后的71天！

    今年六月，我再一次接受了《寻访路遥的足迹》摄制组的采访。原新胜古大队党支部书记、延川县人大主任鲁雄录同志陪同我和摄制组的同志一起来到38年前我和路遥合影的黄河畔。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即兴一首：

          山在水在人已去，

          音容笑貌天地间；

          莫道人生路途遥，

          正是三十又八年！

                                 2009年9月17日夜于延安凤凰山麓室

                    沉思           郑文华  摄

 贺敬之、曹伯植

   聊《陕北说书》 道人世真情

——写在曹伯植《陕北说书系列》前面的话

曹谷溪

  我明明知道情感脆弱的人心太软，干不成大事。可是，怎么也无法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习性。看书、看电视剧哭鼻子是常有的事情；朋友获了奖，仿佛自己得到了荣誉，更是激动不已。一个爱激动的人，又常常遇到一些令人非常激动的事情。清明节前后，文友海波寄来他刚刚出版的六部大著。四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各一部。正在我惊呼：中囯文坛之奇闻之际，好友曹伯植老弟又打上门来。他说，就陕北说书系列要岀版八部编著。其中有《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五部《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陕北说书》系列不仅填补了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为中华民族非物质优秀文化的保护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我知道这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艰辛劳作的丰硕成果。

    确实，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的出版发行，将是一项更令人欣喜、令人激动、令人震憾的文化工程！

    伯植和我商定一起去北京拜会德高望重的文艺老前辈贺敬之，请他为这套书撰写序文。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和伯植都曾得到贺老许多个方面的关心与支持。

    2009年4月25日上午9点，在延安通过贺老的秘书联系了约见时间。我们准时按响北京南沙沟贺老家的门铃，柯岩大姐穿着拖鞋为我们开门。我们相互熟知。1985年元月中囯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京西宾舘与女作家杨沫一起照像、拉话，并签名支持我正在发启的“延安文化艺术基金会”活动。她显然比二十多年前苍老了许多。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中询问她的健康情况，她学着我浓重的陕北腔,幽黙地说：“病多哩, 虱子多了不咬人!” 接着便是一串坦然的笑声……然而，她当年的英姿和《总理啊，你在哪里》的优美的诗章，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今天，她知道我们要和贺老说事，一开门便冲着贺老的书房喊：老贺，你的延安客人来了！

    贺老是山东人。可是，他向来对延安去的人都非常热情。落座后，我首先转达了延安大学副校长马海平对贺老的问候，并送上延安大学给他的一封“请柬”。他笑着说：“听说延安的变化很大，我真想再回去看看，医生不容许呀！” 一个“回”字，听得人心里火燎燎的。

    贺老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身体也不甚強壮。可是，记忆力却好得惊人。我向他介绍曹伯植时，他微笑着说：“我和伯植同志也算有些缘份。1982年，文化部在延安召开全囯戏剧年会，他领着延川县剧团为年会表演了一台具有浓郁陕北风味的地方小戏，其中有陕北道情小戏《刘拴回头》、秧歌剧《货郎相亲》，还有眉户小戏，年会代表们说是一台好戏。于是，便邀请县剧团到北京演岀，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进行了专场演岀。

    “当时的伯植，既是剧团团长，也是作曲和导演，在先先后后的交往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1年我去延安，他在延安宾馆送我一盘《陕北说书》磁带；今天，又送来这么一套《陕北说书》系列书稿，实在令人振奋！”

    说起《陕北说书》，顿时勾起了贺老许多美好的回忆。他说：“1940年,我考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陕北农村，深入群众，从带着泥土芬芳的民间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和乳汁。应该说，由我执笔创作的歌词《南泥湾》《翻身道情》，都是用陕北民歌形式进行创作的尝试；我与丁毅执笔创作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也曾注入了许多民间艺术的元素。

    1943年，我在延安县川口采风，正巧韩起祥也在那里说书，我记下了他说的许多精彩的段子；不久，我专门邀请他到“鲁艺”去说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听了他的陕北说书，都连连称赞韩起祥说得好！

    陕北说书很好，陕北说书就是陕北的叙事诗。是陕北劳苦大众苦难的、爱情的、抗争的史诗！”

    在贺老关于陕北说书的议论正在兴头之际, 我不失时机地向贺老说明，我们此次来京就是专门请贺老为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撰写序文的。

    贺老轻抚着厚厚的《陕北说书》系列书稿，他深情地说：“首先，我对伯植表示祝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想了多年，想要做又没做成的一件事情。现在，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你对文化艺术事业的一大贡献。写了这么多，我很敬佩。” 伯植赶快接过话头说：“不敢，不敢！贺老，从年龄上说您是老前辈，您比我父亲大两岁；在文学艺术事业上，您又是大家、名家，您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是啊！”我说：“可是，诋毁者也有。他们脱离历史看人看事，或者出于其它目的，任它去吧！我以为您是人民的诗人，时代的歌手。您的名字和您的诗作，已经和祖国的山河融为一体。在延安宝塔山的峭岩上，在西安到延安高速公路一侧的大山上，醒目地镌刻着‘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 贺老笑了笑说：“那是他们搞旅游宣传哩！在三门峡、桂林，他们也把我的诗刻出来了。”

    “《三门峡梳妆台》和《桂林山水歌》当年我可以倒背如流，现在记不全了。我敢说，这是影响了一代诗风和几代读者的诗歌名作！”

    贺老又把话题转到《陕北说书》上。贺老问韩起祥的书出版了没有？伯植说：“韩老的书词还出版了不少，可是还有那么多陕北说书散落民间，为了使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我努力把经典的陕北说书曲目全部整理岀版。” 贺老接过话头说：“陕北说书好呀，民间有许多艺术天才，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是我的老师，他创作了《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等许多新书，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我曾收集了不少关于陕北说书资料，想作一些研究，但是我没有做成。你完成了几代人的夙愿，意义重大。本来，我应该为这套书说几句话，可是现在不行了。去年住了一次医院，今年好些，但还有毛病，脑子也不好使了。再也不打算留什么文字性的东西了，很遗憾，这次我不能为你写序了，请你原谅！”

    贺老略微停頓了一下说：“为了更隆重地推出伯植的这套《陕北说书》系列，我题写书名，就让谷溪写序吧。” 我忙说：“不行，不行。如此重任，我怎敢承担！” 贺老说：“怎么不敢承担呢？你几十年来一直为陕北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而奔波，支持了那么多文学青年，你有资格写，你必须写。” 唉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柯岩大姐说“虱子”的那句话，给别人头上放的虱子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贺老見我犹豫，便鼓励我说：“你写的时候，可以把我的观点和我的话用上，大胆地写，对这件事就应该大力张扬！”

    贺老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记下与这位文艺老前辈意重情深的一席谈话，不就是《陕北说书》系列的一篇现成的序文么？

                                         2009年中秋于志丹

                 左起曹谷溪、贺敬之、曹伯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