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八旗汉军，研究的结论经常有两个反方向，其一是指出汉军本身的满化，另一则是指出汉军本身“原为汉人”的根性。这两个方向是截然相反的，至少是在讨论现在十分流行的“满化”、“汉化”等问题上，其所带来的趋势影响截然不同。但是这两种方向，却又真实的，同时映射在八旗汉军这个主体之上，这一点也是无法质疑的。

目前随着对八旗汉军谱系的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知识的学习，我发现自己对于八旗汉军的认知也有着明显的变化，从中总结归纳，似乎也发现了汉军这种二元性的一些切入点，故而写下了这篇笔记。

最初整理汉军八旗的谱系，我主要集中于整理汉军八家，即所谓的尚（尚可喜）、耿（耿精忠）、石（石廷柱）、李（李永芳）、佟（佟养正）、祖（祖大寿）、蔡（蔡毓荣）、王（王世选）。在整理这些家族的家谱时，感觉到他们家族作为勋旧世家，都算得上“与国同休”，其中一些支系和宗室联姻很繁复，跟其他满洲世家联姻也很多，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所谓“满化”的结论。

在整理完了汉军八家之后，我则开始整理汉军八旗的旗档，分析他们的世管佐领，于是发现清代汉军八旗里除去抚顺尼堪外，还有相当多的佐领均是三藩尼堪以及北京尼堪。

此处仅以镶白旗汉军为例分析。第一参领下共有6个佐领。其中属于抚顺尼堪的有3个佐领，北京尼堪的有2个佐领，台上尼堪的有1个佐领。第二参领下共有6个佐领。其中属于抚顺尼堪的有2个佐领，北京尼堪的有4个佐领。第三参领下共有6个佐领。其中属于抚顺尼堪的有4个佐领，三藩尼堪的有2个佐领。第四参领下共有6个佐领。其中属于抚顺尼堪的有4个佐领，三藩尼堪的有2个佐领。第五参领下共有6个佐领。其中属于抚顺尼堪的有3个佐领，台尼堪的有1个佐领，北京尼堪的有2个佐领。

综合起来，镶白旗汉军1共有30个佐领，其中抚顺尼堪佐领16个，台上尼堪佐领2个，三藩尼堪佐领4个，北京尼堪佐领8个。

这里抚顺尼堪指的是原东北汉人或者明代东北军归附的，三藩尼堪指的是三藩旗下人丁在三藩败散之后才入旗的，北京尼堪则反之入关之后归降的人丁，其中只有抚顺尼堪算得上是标准的“陈汉军”。这样算来，地道的陈汉军只占了一半多一点。而且，这还仅是从编立及世管家族的情况来看的。应该想到，凡是入关之后新汉军所编立的佐领，绝大多数是没有“陈汉军”混入的，反之，凡是入关之前陈汉军所编立的佐领，随着入关进程，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投充入内的新汉军。

这样计算的话，每个旗份之内，新汉军的比率不仅应该与陈汉军相当，而且应该超过甚至可能远超陈汉军。

另外，抚顺尼堪佐领的很多人家在清中期纷纷满化，名字变成了称名不举姓的满洲形式，而三藩尼堪和北京尼堪这样的情况相对少得多，个别的例子也晚的多，这显示了他们满化的进程并不太高。于是乎，汉军本身的根性，我也开始感受到了。

再之后，我开始整理旗人齿录。旗人齿录的复杂之处在于，不同于爵位世家和世管佐领这种“世官”家族，齿录里所反映的旗人家族，有的是世家，有的则是刚刚发迹的下层，令我意外的是，在齿录中有一些汉军旗人，入旗之后，只有一两代保持跟旗人结亲，其余都在嫁、娶民人。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不“满化”的问题了，是否被“旗化”，似乎都难以成论，所谓根性，就十分明显了。

经过这些整理，想到了最早在整理《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时候，便发现清代统治者对于八旗汉军内部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称呼，他们虽然是以“八旗汉军”这个整体出现的，但是清初至清中叶的统治者们似乎更喜欢以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北京尼堪、三藩尼堪、阿哈尼堪等具体的称呼来称呼他们，在八旗户口册以及八旗衙门汇报人口的档册中亦然。

这种区分方式直到乾隆朝，高宗在进行汉军出旗政策时，仍在上谕中详加分析。他说：

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

换句话说，八旗汉军根据入旗的时间不同，入旗后阶级成分的不同，乃至于入旗之后驻防地的不同，他们各自的文化归属也就很不同。我们经常说，分析研究的样本选取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选取的过于单一或者过于局限于某一个范围，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或许以八旗汉军这个事情为例，可以更好地理解样本选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