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与文化基督徒现象

刘小枫是鼎鼎大名的学者，也是笔者从年轻时就仰慕的大陆知识分子精英之一。由于科研工作的需要，最近有暇阅读《圣经》。而由于职业的原因，在读《圣经》时很自然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陆一度盛行的所谓“文化基督徒”现象，以及这一现象与刘小枫之间的微妙关系。

事实上，有不少人认为，大陆的“文化基督徒”这一概念在书面上是刘小枫在《“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见所著《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一书）中提出的，而刘小枫本人也是“文化基督徒”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不过刘小枫则在《文化基督徒现象：一个值得追究的“谣言”》（载所著《圣灵降临的叙事》一书）中则称，“‘文化基督徒’的命名是大陆教会领袖赋予的”。（《圣灵降临的叙事》，P84）在《“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中也说：“教会权威人士称这些采纳了某种基督神学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为‘文化基督徒’，其含义似乎是指，他们并非真正的基督徒，只是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来接受并为之辩护，或从事着一种基督教文化研究而已。”（《这一代人的怕与爱》，P217）

如果“文化基督徒”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与通常所说的传统“教会基督徒”应该是有明显差别的，或者说，他们更类似于当代天主教大神学家拉内（Karl Rahner）曾经提出的“无名氏基督徒”（Anomym-Christen）。文化基督徒主扬关爱的意义，认为相信基督救世是为了让芸芸众生像上帝爱世人那样更好地相互关爱。但文化基督徒的认信形式常常为传统的教会基督徒所不认，譬如由于他们游离于教会之外，不通过教会认可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只要内心有了对基督的爱的信仰就可以了。受此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未经受洗并且没有团契生活，也就是不参加教会聚会，不做教会性质的礼拜，而只是从内心里认信基督精神而已。不可否认，这为新形势下基督教的认信形式的改变埋下了伏笔。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这种现象的确有利于基督精神在当时汉语思想界的传播，也表明了汉语知识界对基督普世精神的猜想。

刘小枫是不是基督徒之所以成为话题，也是因为他的认信形式与教会基督徒有所不同。他多次明确指出“自己不是基督教徒”，但“自己就是基督徒”。刘小枫则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称：

1992年，德国东南部的信义宗神学院邀请我在一个留德学生和旅德华人聚会上演讲，他们中有基督徒、非基督徒甚至反基督徒，组织聚会的神学院当然希望这些人相互沟通。我刚讲完“文化基督徒”的事，就遇到基督徒的激烈抨击：“文化基督徒”根本不是“基督徒”，甚至自称“文化基督徒"也不可!随激烈抨击而来的是反基督徒阴冷的表态：你的观点太基督教，即便你装扮成“文化”的基督徒，还是基督徒，我们并不想与你为伍。

多么刺激的处境：一些人说，你不是基督徒，另一些人说，你太基督徒。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两面派立场：对于那些基督教徒，我得说自己不是基督教徒，对于反基督徒，我要说自己就是基督徒。反基督徒的中国知识人蔑视基督信仰有两种不同的理由，要么以为，现代科学和理性的时代还信仰耶稣基督当然可笑，要么以为，作为说汉语的中国知识人就不应该信奉耶稣基督，面对这样的蔑视，我就是要作为一个汉语知识人自称基督徒。相反，对于那些基督教徒来说，教会归属才是基督徒的标志，他们依据这种归属有权判定谁是、谁不是基督徒。面对这样的权力和判定，我不得不说自己不是基督教徒。（P82-83）

     游离于教会之外的刘小枫认为自己不是“基督教徒”，但这并不能说明自己不是“基督徒”。这里的关键是“基督教徒”与“基督徒”的差异，不参加基督教会及其活动自然不能算做“基督教徒”，但在教会之外认信基督精神的人怎样称谓命名呢？刘小枫上述论述已很明显的给了我们答案，不是“基督教徒”并不影响自己成为“基督徒”，照此理解，“文化基督徒”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但不影响他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合法性。但“‘文化基督徒’指的并不是大学和学术建制中从事基督教历史及文化研究的人士，而是指经历过个体信仰转变的知识--文化人。认信基督方可称为基督徒，而非从事基督教文化研究即是基督徒，这是不言而喻的。”（《圣灵降临的叙事》，P81）

刘小枫说:“基督教徒也是人，他自己成为基督徒的可能性都不在自己手里，别人成为基督徒的可能与否怎么就会在他手里呢？从教派归属出发判定基督徒的名份是否正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是否能成为基督徒的可能性不在教会手里，而在基督身上。”还说:“没有教会认信，其他基督信仰的认信是否就等于不真或全无？作为认信内涵，教会可以等同、甚至代替独一上帝、基督、圣灵和永生的义涵？即便趋向教会严律论的加尔文也在其教会论开宗即指出：基督徒的身份是以信基督而非信教会来确定的。”他还详细分析到：

   上帝成人给此世带来的是全新的个体生命品质，而不是为了创立教会，教会反而是为了维护这纯属个人得救的生命品质而存在的。然而，教会是一个历史中的社会--政治群体——初代基督徒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必须团聚起来。历史中的基督教分裂成三大教派和诸多小派，新教又生发出许多宗派，都与历史中的社会--政治状况相关。产生“文化基督徒”，从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来看，又有什么好奇怪?

基督教会毕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教派分裂是西方的历史政治的产物，形成了种种教会的规定，有教徒无法接受文化基督徒的称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然而，基督教诸宗派是基督信仰形式的历史形态——所谓看得见的教会，而非理想形态——所谓看不见的教会，基督教徒名分的争执本身毫无意义。“一种宗教观念是否可以感觉到自己是基督教观念，是否可以将自己称作基督教观念，首先必须由这种观念自己作出决断：即要看它是否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从基督教精神之中产生的”(特洛尔奇)。是否成为基督徒，关键在于个人的生命感觉是否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这种认信的生命感觉的改变是否一定得是加入教会团体的生活呢?我时常听见教会牧师说，一些教徒徒有教会生活，生命感觉并没有因信而发生改变，又是怎么回事?我之所以一直从文化社会学来解释“文化基督徒”现象，正是为了避免这类无谓的争端，把着眼点放在理解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方面。可是某些教会神学家非要纠缠，像特洛尔奇抨击的那种自视为基督教殿堂的守门人，把基督教当作“一个俱乐部，无需容忍那些不再赞同其章程的成员”。即便教徒有这样做的理由，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与基督的救恩发生了关系，是否被确认为基督教徒又有什么紧要?所以我终于还是决意对那些教徒说：我不是“基督教徒"。（《圣灵降临的叙事》，P86-87）

不可否认，一些“文化基督徒”之所以游离教会，也与大陆教会的建设水平不高有关。刘小枫在《“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中披露：“一位文人曾告诉我，他参加家庭教会后不久，终于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有过多中国民间宗教成分的信仰形式，便偷了一本圣经后脱离教会。”（《这一代人的怕与爱》，P222）进一步讲，中国的家庭教会甚至是大教会，之所以如此，与其缺乏起码的神学修养有关。刘小枫还说：“汉语基督教至今在基本神学或系统神学方面极为贫乏，百年来如此。‘文化基督徒’倘若真的会形成，将在人文科学的、反思性神学的定向上推进基本—系统神学以及基督哲学及文化学在汉语域中的建立。这至少可以在形式上补全汉语基督教的形态。”（《这一代人的怕与爱》，P222-223）

刘小枫对基督“文化基督徒”的论述似乎还有更深沉的信念：

基督教信仰在启蒙时代之后已经不再是具有统摄力和教权性的文化价值，在历史相对性的多元文化秩序中，传统的教权式神学论述不再具有可沟通性，人文知识的共通性取代了教会知识的共通性。随着新教及其分化的各教派的出现，基督教世界内部已经丧失了共通性。从前，教会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天穹，联系和维系各种文化差异的群体的纽带，如今，教会文化的一元体已经变成了多元体，相反，个体良知道德(启蒙主义原则)及其文化价值可以勉为其难地负担起精神沟通的媒介。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教义要能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保持生命力和竞争力，就必须转化为一种文化理论，并同其他文化理论一样，经受文化批判的检验。基督教神学并不因为其中内涵上帝信仰，就有豁免经受文化批判的权利：“在科学和批判的时代，信仰必须在与未经批判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求生存，它面临的斗争也与未经批判的时代强加给信仰的斗争迥然不同。”

    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是否可以不从教会形式来理解基督信仰? 19世纪的新教神学家Rothe已经提出，基督教会只是基督精神的一个历史阶段，在现代，基督精神进入了社会生活时代，不再仅仅以教会形态为基督的身体，而是把整个社会生活当作自己的身体，因此基督教需要脱下刚进入世界时的教会外衣，当今的系统神学和历史神学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置之不理。“文化基督徒”如果可以发展信仰辩难的批判性的神学文化理论，也就不失其历史意义，汉语神学的发展样式将会因此出现新的思路和言路，汉语学术的思想结构亦因此会出现重大改变。（P90-91）

日前曾与北大一位朋友谈及刘小枫的基督徒身份，他称刘小枫的主要学术活动现在已从中山大学移至中国人民大学。可以说，从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到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再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这应该是他的“文化基督徒”身份灵活性的表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网页上可以看到，刘小枫为该院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而该院的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乃为杨慧林。）

刘同苏在《从“文化基督徒”到有生命的基督徒》中说：“有一些人念很多神学的书，在追求上得到理性的真理，在理性的范围内思考他们和基督的关系。这一批人，一般称作文化基督徒”。而这种过于理性化的思考方式使他们难以“把自己的生命放到耶稣基督的主权以下”。这说明“文化基督徒”的身份和认信形式是相当微妙的。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文化基督徒”已是一个过气的字词，其原因可能与其认信形式游离教会和自由散漫有关，也可能与当前社会的功利化趋势对文化界的冲击有关，但更大的缘由可能是：“文化基督徒”们在坚守自己立场以后，已感觉到吵吵闹闹的争论毫无意义，以特有的形式守持自己的信仰乃是最要紧的事情。